3月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京舉行，胡葆森董事長攜建議進京參政議政。胡葆森董事長建議之《關于對乞討兒童采用“先救后禁”的建議》全文如下：

　　最近，由一些學者和愛心人士發起，公眾參與的“隨手拍解救被拐兒童”的網絡行動產生了很大影響，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對乞討兒童現象的關注，這無疑對解決保護兒童權益產生了積極的意義。

　　但同時，不少人士開始熱議并倡導政府出臺相關法律條文及政策禁止兒童乞討。法律固然是保護兒童合法權益、尤其是流浪兒童救助最重要的工具，直到目前，國家醞釀多年的流浪兒童救助或者兒童福利法遲遲不能出臺，流浪兒童的救助仍然與對成年人的救助混雜在一起，未能突出其特殊性；對于一些不能盡職的父母或監護人，現行法律也沒有規定撤銷其監護資格的具體措施。這些確是目前我國法律應當完善與明確之處。但就乞討兒童問題的實質性解決而言，如果現在就開始立法禁止兒童乞討，實則操之過急。

　　事實上，我國從法律角度并非不重視流浪兒童救助工作，1982年，國務院發布《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在各地建立收容遣送站，專門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收容和遣送，其中也包括流浪兒童。2003年6月20日，國務院頒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7月21日民政部出臺《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實施細則》，接著又通過《關于加強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見》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建設標準》等相關文件，保護流浪未成年人的權益。此外，我國還在2005年8月開通了全國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信息系統，為數萬名流浪未成年人建立了電子檔案。

　　然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規定的救助期間一般不超過10天；現有的救助機構的容量不過是杯水車薪，救助機構大多面臨編制、人員、經費、場地等方面的問題；即便能夠有機會得到救助的流浪兒童，在很多救助機構也很難得到專業的矯正治療或者心理咨詢服務，很難有機會接受正常兒童所應該接受的教育；另外，這些兒童的戶籍、安置等，也都是棘手的問題，在實踐中往往導致流浪兒童被推回原籍。 

　　可見，問題的關鍵是我們依然缺乏完備的流浪兒童救助的相關支持保障體系，政府部門在此問題上仍然缺乏足夠的主動性和執行力。流浪兒童的救助問題凸現了出來之后，是政府需花力氣長期面對及建立的一個龐大法律及社會保障體系，并非一蹴而就之功。

　　針對已迫在眉睫的現有的兒童乞討問題的解決，我認為應“先救后禁”，加大政府和社會的專項投入，首先幫助這些現有的乞討兒童逐漸建立一個較安定的生活和教育條件，給予持續性安頓，然后再實施禁止兒童乞討的相關法律及政策。

　　最近，壹基金先后派出調查組赴湖南、云南進行乞討兒童的調研，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每位乞討兒童家庭困難情況千差萬別，但大體上送一位乞討兒童上學，每個月要資助乞討兒童家庭500-1000元/月。目前尚缺乏關于乞討兒童數量的官方統計數據，民間統計數字尚未形成，但如果按照壹基金調研結論，從生活及教育安頓角度幫助一位乞討兒童，需要6000-12000元/年。

　　一個社會對兒童和老人的態度，是最能反映社會進步和文明程度的標志。基于這些參考性數據，建議國家相關部門對全國的乞討兒童數量進行盤查清點，得出準確的數據，然后將救助乞討兒童上學納入財政支持計劃，同時動員社會廣泛捐贈支持乞討兒童救助事業。在完成了救助乞討兒童的計劃后，再開始實施禁止健康兒童乞討的政策，最后達到全面禁止兒童乞討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