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YE MAGAZINE
中國具有經濟增長的潛力，雖然有不少社會問題，但政府上下還是用實事求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是最重要的。
——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11月29日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分析解讀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他認為中國經濟至少20年能保持8%增速發展，并且把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歸結為“中國政府實事求是的政治智慧”，以及“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
家長和老師應給兒童自由成長的空間，讓兒童自由地說、自由地想、自由地行，兒童才能更好地成長，人類社會才能擁有更美好、更文明的未來。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全國婦女兒童工作會議上講話。他說，中國婦女兒童占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是推動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婦女兒童事業是關系國家和民族前途的大事。
“三天一頓打，孩子進北大”。
——只要孩子的日常品行、學習成績不符合他的要求，就會遭到嚴厲體罰的蕭百佑被稱為“中國狼爸”，在他的嚴厲教育下，三個孩子都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北京大學，創造了“一門三北大”的奇跡。“狼爸”認為，自己學生階段的成功主要受益于母親“動不動就打”的教育方法，所以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時，他選擇了延續家族傳統。盡管其教育方法引發一片爭議，不過蕭百佑堅稱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父親”。
歐元區國家得明白，它們必須自救，指望“紅衣騎士”來做救世主非常不切實際。
——中國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余永定昨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稱，中國人民很難接受用中國人的錢去援助歐盟國家。“中國人民會問：如果德國都不愿意出錢，為什么就該中國掏腰包？”
“富跑跑”雖是個人選擇，卻有社會成因。
——在《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中顯示，中國高凈值人群中有14%已移民或正在申請移民，還有近一半在考慮移民。移民群體最擔心的是財富安全，政府要做的不只是減稅，更需提供一個法治的環境，讓財富在一個安全增長的軌道上。
滯銷蘿卜何以引來萬人哄搶。
——河南滑縣農民韓崗有80多畝蘿卜滯銷，他決定免費贈送給市民食用，媒體刊登消息后，引來三萬人拔蘿卜，蘿卜被拔光，紅薯也被偷挖走2萬斤。幾天來，韓崗家損失了數萬元。這種狀況更多暴露出農產品與市場之間的裂隙，而流通成本的高企、農民對于需求與銷售信息的缺乏，更是加劇了信息不對稱，本該有市場，甚至有望熱銷的農產品，卻因為這樣那樣的屏障而“滯銷”，也就并不意外了。
解決校車問題，錢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觀念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藍接受《人民日報》訪問，談如何避免校車事故頻頻發生，如何正視校車安全的發展。在財政投入的同時，各項配套措施也應跟上，如專門成立管理機構，推動立法等。
做企業要有三個心：心態、心勁、心思。
——11月26日，由河南日報報業集團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的大河財富（中國）論壇2011年年會上，胡葆森董事長受邀出席，并以“世界經濟新變局與永續的企業家精神”為主題發表了精彩演講，強調了自身對經濟發展趨勢和企業家精神的思考。他提出做企業無外乎這三個詞：“心態”是堅守決策的方向，“心勁”是保持奮斗精神，“心思”是用心做企業。好的企業家就是心態的掌控，心勁的持續，心思的運用。
《建業》約稿的時候，把這件事情說得不算困難，似乎對我這樣一個做了好多年雜志的人來說，寫寫自己所認為的好雜志的標準，更應該手到擒來一些。不過說實話，我實際上并沒有太大的興趣為自己所處的行業提供一份個人化的“優質標準評判報告”，這樣顯得既有點不夠得體，也往往會因為不可避免的個人傾向而失去客觀。
但話說回來，如果僅僅是對我所接觸過、閱讀過甚至仔細研究過的雜志（尤其是鄭州本土的各種雜志）做出一些隱約的描述，說說自己到底希望雜志做出怎樣的表現，還是我所樂意的，畢竟，這很接地氣，這很符合我們時不時回望來路的習慣。就像突然有人拍了你的肩膀，讓你看看自己和身邊那么多清晰的足印，并挑出來幾個你認為漂亮的，再講些關于它們的故事，是件有趣并有益的事情。
好雜志首先需要考究。
我們得承認這是一個復制速度遠遠勝于研究深度的時代，人們熱衷于表揚山寨貨的低廉價格以及不要臉的抄襲“勇氣”，但似乎再沒有什么因為卓越的鉆研和深入所帶來的考究感而令人由衷贊賞。雜志也一樣，因為出刊頻率、工作強度甚至加班次數所引發的倉促性，幾乎成了每個雜志從業者無法避免的職業短板，所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很難找到一本沒有硬傷、細節嚴謹、措辭斟酌、整體考究的雜志，哪怕一期都很難找到。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令雜志從業者抓狂的事實。
于是，越是得不到什么越敏感于什么。我欣賞的好雜志一定是盡全力做到考究的，可能普通的讀者并不在意紙張在105g與128g之間的手感區別，不在意字體在7磅與7.5磅之間的差距，不在意一本雜志定位于風尚與時尚之間會有何不同，讀者可能不在意一個標題的創造力，不在意一張圖片的發現力，不在意一個專題的影響力，但這本雜志應該在意，始終地、拼命地、無所不用其極地在意。
雜志大約是我們所能經常見到的平面媒體里最具品位高度和視覺品質的一種了，它就如同一個時尚派對里最應引人注目的主角。那么，還有什么比遇見一位衣著考究風度翩翩無可挑剔的美男子更令人心曠神怡的？或者，還有什么比遇見一位穿著夾腳拖鞋叼著劣質香煙滿嘴跑火車的齷齪男更令我們絕望的？
從這個角度辨別的話，《建業》已經算是鄭州市面上的本土雜志里基本功最扎實的一本了。可能因為雜志的內容相對單純，外在的表現形態也沒有太多繁華的平面設計，又通過約稿解決了半數的內容來源，都使我們應該為它長期以來所呈現的簡潔、樸素和講究表達應有的敬意。其他的雜志里，我很少聽說誰特別重視校對的，也幾乎沒看到專業校對的身影，但《建業》每期出刊欄都寫上專業校對的名字，已經說明它在講究的路上比我們走得都遠了。
然后，我希望看到不做作、不胡來、不媚俗的才華橫溢。
如果不是對茂盛的知識量或者窺私癖嚴重的八卦新聞感興趣，一本缺乏才氣的雜志甚至連蹲大號時帶進洗手間的必要都沒有。
無論看什么樣的媒介，它能夠得到讀者認可并且持續閱讀的根本，正是它所能提供的內容以及表現的才華總量。讀者已經在泛濫的信息世界里獲得了非凡的辨別力訓練，他們對于優質與劣質，牛逼與狗屁的判斷既快又準，所以對于雜志的創作者而言，最困難的事情，無過于思考并且尋找讀者尚未通曉的那些事物，無論是一條新聞，還是一個判斷，或者是一個新詞語的嶄新組合，當然，最好能夠成功地提供一些建議，發布一些趨勢，直至影響一些觀念。
觀眾無法容忍一個滿嘴平庸的主持人在電視里喋喋不休，所以人們常常換臺；讀者也自然無法容忍一本字字無聊的雜志在自己的面前沾沾自喜，所以人們常常放棄。
對于我的想法來說，才華橫溢很關鍵，但也最好有一些前置的限定，這些才華得是真正的才華，而不是矯情的（這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見的一種山寨貨，而且往往獲得了非比尋常的認可），或者是胡來的（比如毫無想法的行為藝術，只因為做了正常人不做的事情就覺得自己才貌雙絕的那種），或者是媚俗的（就是每天都在打聽人們想看什么，想聽什么，他就變著法地滿足你的那種貨色）。
這要求，其實挺高的呢。
最后，非常個人化的一個偏好，就是喜歡創作者以及他們的雜志，從總的味道上浮現出一種認真而平和的態度。
認真而且平和，其實是非常自信的一種外在表現，他們不著急，不心切，不叫囂，不過度，總是在對一個題目做足了認真的功課以后，娓娓道來而又清晰有力。因為十足的自信，所以不需要瘋狂地嘶喊來獲得什么表面上的被關注，只要那些分量十足的內容躺在那里，被人所偶爾看到，進入閱讀，并散發出它自然而然的力量來，就行了。
在這樣一個物質繁盛、人聲喧鬧的時代，還有什么比靜靜地讓能量延展更顯得雄渾而偉大的呢？記得余光中先生寫過一首名為《蟋蟀與機關槍》的詩，大約是說在論戰中，兩種高下立判的姿態，“機關槍證明自己的存在，用呼嘯/蟋蟀，僅僅用寂靜”。大約做雜志的認真功力與平和態度，就是這樣。
在這些以外，還有一點小的盼望，最好每期都有那么一兩個無法回避的驚喜，就完美了。它可能皮襖離于主干之外，但又不僅僅做到錦上添花。如果拿一位配角來做類比的話，就像趙本山片里的范偉，或者馮小剛片里的范偉，或者陸川片里的范偉，或者范偉片里的范偉，總之，就像我所深愛的范偉老師那樣，扎實的功底加上精妙的呈現，讓我們不肯錯過，喜出望外，無法忘懷，并始終樂意傳給旁人。
我常常憧憬，甚至帶一點點幻想，遇見這樣一本城市雜志的總編或者主筆，然后在某個很隨意的時刻，向他或她表達我兇悍的不加掩飾的敬意。當然了，最好的結果，是某一天可以理直氣壯但還是稍帶羞澀靦腆地看到自己可以弄出這樣一本好的雜志，直白地夸獎自己幾句，然后坦然欣然地接受這些夸獎。
（羅旭，特約撰稿人）
（選自2009年5月總第76期《建業》月刊）
小城故事多
《海角七號》開場似乎有點亂，頭緒很多，同時有兩個游子還鄉：一個是戰敗國日本被遣返的青年男教師，另一個是落魄還鄉臺北歌手阿嘉。女主角又接踵而至，一個“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年輕日本女郎。
小城故事多。這是部沒有主、次角之分的影片。這是故事開始時顯得有點亂的另一個原因。每一個人物觀眾都能認同，每一個人物觀眾都能同情。編導是個素描高手，寥寥幾筆，便勾畫了眾生百態。
《海角七號》的小人物有煩惱的一面、憂傷的一面和可愛的一面。人人都有不順心的事，每一個人都有理由和這個世界過不去。主角阿嘉不順心的事最大。在臺北當歌手不成，回到小鎮當個郵差，陰錯陽差地與“破銅爛鐵”的鎮民排練演出。阿嘉的臺詞很少，我看來最精彩的一句在片首：離開臺北時一邊使勁砸自己那把吉他，一邊大罵。罵得真好！出來到大都市闖世界的誰不想罵？什么是天才？能以藝術的方式道出我們心聲的人就是天才。
好的故事大多有幾個層面，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意思。《海角七號》是個好故事，但不是分出幾個層面，而是有好多個平行的故事。《海角七號》出場了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矛盾，而且看上去幾代人都無法化解。但影片過半，人物之間的矛盾都得到了化解。居然還有好幾對戀愛成功的男女老少，而且都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電影里沒有壞人。也就是鎮長借著酒力，對日本來的女外賓動手動腳，有點性騷擾之嫌。觀眾對次角的認同不亞于對主角的認同。每一個小人物都有尊嚴：一燈一火一樓臺，一樹一菩提，一花一世界。
一部像詩一樣的電影
《海角七號》是一部詩一樣的電影。中國文學最偉大的部分是詩歌，唐詩宋詞輝煌的巔峰無人可以超越。《海角七號》是以畫面來表現詩意。
影片畫面清麗干凈。小城很漂亮，海天一碧，暮云凝色。但歸根結底，景因有人而美。海邊獨坐，目送天邊遠去的晚霞，那是“立盡黃昏淚幾行”的詩意。當男女主角相識相知，“憐憫便融化為愛情”。阿嘉是個坐懷不亂的君子，女生低眉垂眼，輕輕伸出手，“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詩意是痛楚的。英雄路短，命運無常。勞馬當過臺北的特警，妻子出走，自己又負傷而回家當了一個小交警。酒醉后他拿著前妻玉照到處示人，撞見一對早戀的小朋友，又掏出前妻的照片介紹。懂事的小女孩無限憐憫地在勞馬的前額輕輕吻了一下。硬漢勞馬頓時酒醒，淚水奪眶而出，俯身痛哭。
詩意更是含蓄的：花底風來，蘭人蕙草，芳心深意低訴。用阿嘉的臺詞說就是“我以前唱歌太用力了”。據說《海角七號》在臺灣的票房好于李安的《色·戒》。應該的，《色·戒》“唱得太用力了”——李安選擇了艱難歲月的難解人物，太用力后還是讓人不得要領。含蓄就是點到為止。當遲到的情書最后終于投遞到海角七號的時候，只有收信人阿婆的側影，阿嘉恰恰放下信之后，便輕輕退出。電影《純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也有這樣的鏡頭，兩鬢蒼白的男主角找到舊日情人的住處，獨坐樓下，眺望窗戶良久，然后起身離去。如果真的是有情人終成眷屬，可能更多的是失望。
那艘海上的輪船
抒情和表達真情是件難事，兩個人之間就很難，通過電影向世人展覽就更難。馮小剛的《非誠勿擾》到故事結尾時，男女主角還是害怕表露真情，只能靠插科打諢來交流。《海角七號》抒情很自然，靠的是那艘在海上開來開去的輪船，還有那位埋頭寫情書的日本男青年，用日語念出那一封又一封沒有寄出的情書。“情隨芳草連天去，夢逐輕鷗拍水回”——那一封又一封的情書是不停地駐足回首，更是李白的詩意：“千里一回首，萬里一長歌。”
交通工具中，火車和輪船是浪漫的道具。海輪緩緩移動，色彩朦朧，看上去像童話。反復出現的海輪和到處亂跑的摩托車，從時空上把過去和現在對接起來，也把那對跨世紀的中、日戀人和80后那對中日戀人的愛情故事連在了一起。
《海角七號》的抒情也借助優美的歌曲和歌詞。“當陽光再次回到那飄雨的國境南，我會試著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著說完。”演出會上阿嘉給觀眾獻歌，更是在給友子獻歌：“請原諒，我的愛說得太緩慢。”
片尾是女生趕到港口與情人私奔，背景音樂是《男孩看見野玫瑰》的歌聲，先是中文，然后是日文。汽笛一聲，輪船緩緩起航，女生腳隨船移，不斷往船上翹首張望，尋找自己的愛人。此時響起了童聲合唱的《男孩看見野玫瑰》。輪船在歌聲中漸行漸遠。影片到此結束。
飛來明月如夢夢
《海角七號》讓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看了都會覺得很親切。兩岸的中國人真是太像了：酒席上的“敬酒”、交警的刁難和動粗，就像北京發生的一樣。還有個亂搞開發的鎮長。臺灣那個地方也是到處搞拆遷，到處都是BOT。BOT是英文build、operate and transfer的縮寫，是一種投資開發項目。
但我們不得不承認，臺灣的電影走在了我們大陸前面。從塵事、小事、俗事中能看到雅意是天才。《英雄》、《黃金甲》，還有什么《梅蘭芳》，都是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導演要么居高臨下，要么故作深沉。
月夜閑譚春花落，飛來明月如夢夢。《海角七號》有明月，但更奪目的是彩虹。海上那位孜孜不倦寫情書的情郎，飲茶的慵懶麗人，還有騎著摩托車在路上奔波的阿嘉，各人在各自的地方驀然回首，不約而同地說：“啊，彩虹！”這就是詩意，是“飛來明月如夢夢”的詩意。“啊，彩虹！”——《海角七號》是觀眾期待的彩虹。
（朱偉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兼職教授，特約撰稿人）
（選自2009年3月總第74期《建業》月刊）
北京課改的大熱鬧里，魯迅和金庸的此起彼伏是顯眼的紅布，刺激得一班“士子”撕心裂肺捶胸跺腳，好像被挖了祖墳。但是，聒噪混淆視聽，大目標過于明顯則小細節就沒人理會，課本作者的新名單里添加了同樣優秀的余華、海子等人，卻被我們無聲無息地忽略甚至錯怪了。
他們受委屈了，他們像遲至明朝才被隆重“發現”的蘇東坡，早就該被中學生用嫩稚的聲音朗誦了。毛主席說過，一個人有動脈靜脈，所以要經常吐故納新，新陳代謝：趙樹理的作品也離開過中學課本；《七根火柴》被拿下時我還憑吊過一番；我還知道，舅舅的課本有《暴風驟雨》、《三打白骨精》……
余華的《賣血記》該不該替代《陳煥生》？答案應當是肯定的——有些文學作品也曾轟動一時，感人至深，但也真是速朽——誰讓我們身臨百年未遇之變局、一日千里之進程呢？
隔了20年不到，海子被大家記得了，雖然離“廣為人知”還有一段距離，雖然是屈居于周杰倫之后進入課本，也畢竟有溫暖的意義。一個朋友曾生動描寫過，海子臥軌前后那段日子，她作為小學妹在大學校園里的緊張和亢奮。在那謠言四起的年月，在那生死未卜的時刻，天暗了下來，沒有電，卻正為詩意的蠟燭騰開了道路。詩人的名聲不被平面媒體和公開出版物寵幸，卻如幽靈般游走大地；雖然伴隨著可憐與卑微，屈辱和狼狽，但他在漠視和誤解的塵埃中，漸漸蛻去凡骨成了真神。
至今難忘，課文里的“五卅呦，立起來，在南京路走！”這些句子，在多年以后長成了自己的皮肉，伴隨著它，后面陸續知道了其他星斗。其實，普通的中學生，在第一時間了解魯迅還是金庸，并沒有什么至關緊要的影響。中學教師，教給學生的僅是元素而已。難道魯迅里面沒有金庸，金庸里面沒有魯迅？海子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也不能替換并覆蓋掉《孔雀東南飛》。它們是否就真的非此即彼嗎？不然。
固然，知道海子，就基本知道趙麗華如何不夠格；知道食指，就基本曉得現代中國不僅僅有何其芳、郭小川；我們欣賞北島顧城，但不排斥李清照元好問；我們記得惠特曼龐德，但不拋棄納蘭性德龔自珍……
優秀的太多，名額又有限，當然要選最好的珍品。寬宏大量地看，誰也不能替代誰，硬逼學生背，還產生副作用呢，造成終生厭食。中學里的教材其實是給漫長的人生埋一伏筆，樹個路牌，歸根結底修行還要靠個人。您不能包辦兒孫福，而無論如何誰都明白，新課文比《背影》好一千倍、一萬倍。
“汪曾祺寫《受戒》、《大淖記事》也很誠實，那些東西在他的腦子里至少是存在的。現在一個二三十歲或者三四十歲的人，他的腦子里有那么純凈的東西嗎？我覺得沒有。因為沒有，所以寫不出來。他想寫得純，結果會很爛，因為不真實。”以上是作家韓冬的談話，很有道理。遙遠的農業文明所孕育的燦爛果實，減掉一個就絕跡一個。海子對某些人來說，也已經古老，或許膚淺，或許濫情，或許幼稚，但他成了重要的一環；而中學課本像定影液一樣，把他最精華的東西銘記和普及，于是我們目睹了新聞成為歷史的全過程。
海子屬于誰？理論上屬于部分文化人，慢慢他就屬于人民，屬于黃種人了。20年的篩選，夠漫長了，也夠耐心了。“順便說一句，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先生的名篇《一只特立獨行的豬》真是應該選入課本中，真能從小讀明白這樣的文章，比學什么勞什子的瘋狂英語要有用多了。”——這是五岳先生的隨想，按詩人海子的進度，那一天會來到。
歌中唱道：長大后，我就成了你——海子怕是沒有這點幸福，因為他始終是個暗角，是一墊底，是呻吟多于傲嘯的書生，是卡夫卡一類的變形蟲，但經風歷雨，他成了黛色霜皮的參天大樹。
當年《泰坦尼克號》上映時，有人說若叫費雯麗演就好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首選，也有自己的最愛，可是他們忘了自己不是導演，他們也忘了絕代天驕們都有自己的活動象限。王曉棠在《英雄虎膽》里，以女特務的造型，也曾叫當時的多少中國男人神魂顛倒，這都見于后來模糊的追憶，但目前仍風姿綽約的她，不屬于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掌紋。
海子仿佛是一抽象符號，是與抽象而永恒的詩意相鏈接的。
“沒有好的劇目，沒有高級的、有力量的劇目，還在不停地翻郭老曹……”這是演員何冰的憤慨。李敖先生說，如果我們今天還對五四時代的白話文五體投地，那說明我們沒進步！對新課文當“一種姿態”批判的，確實草木皆兵了。
再“理論”性梳理一下：《大話西游》就是這代人自己發現的，其劃時代意義連編者、演者當時都沒看出來，本來為一時的氣氛催生出來的“無厘頭”，不小心竟和永恒愛情、本能、責任和宇宙的主題“咬上了弦”，本來是商業片萬千凡馬中的一匹驢，誤打誤撞跑成了金光四射的神駒！也許《大話》的底蘊到今天還沒有窮盡，更關鍵的，它是屬于這代人自己的獨特發現，切膚回憶。
小學究蔣方舟說：語文課本是有氣場的！云南王于堅說：詩歌是各種各樣的秘密通道，與各民族最隱秘的內心連接，那是除了詩歌外，任何方式——貿易、戰爭、婚姻等都無法進入的。現在海子來了，讓我學著年輕郭沫若說：稽首稱慶。
在詩國的流水線上，“斷裂”絕不存在。那空氣中駐留的繆斯精靈不以海子的模樣顯形，也會以別的模樣顯形。就算窗外花草凋零，就算頭上烏云遮月，“如果長江凍成了冰/還有我，還有我的紅海在呼嘯/醒也聽見/夢也聽見”。
（林黑，特邀撰稿人）
（選自2007年11月總第60期《建業》月刊）
千萬要相信河南人！當一個人十三年一根筋式地堅持去做一件事情，為什么不可以相信他呢？比如河南建業十三年后的沖超。
讓我們俗套一把：這是王宇景的一小步，這是河南足球的一大步。紅衣紅褲的豫軍攻克五臺山體育場那一刻是一個歷史交替——西部淪陷了，中原崛起了。或許在中國足球整體萎縮的背景下這樣煽情有些夸張，但歷史真的就像一個能量守恒的大渦輪，逐鹿中原是一種方向，哪怕中原已沒有肥鹿，也要獵盡豺狼。
像少林一樣戰斗，像河南人一樣堅忍。直到建業升超我們才從足球的角度切入，頓然發現我們對于河南曾經有過多少誤解，這個擁有167000平方公里的面積小省卻是養活著9380萬人民的人口大省，它的GDP排名全國第五，它的經濟增長值排名全國第五，河南人招惹誰了？這片5000年前就有人類居住的土地，不僅埋藏著甲骨文和周易，不僅是偉大黃帝的故里，不僅是古往今來20個朝代的古都，不僅發明了少林拳和太極拳，不僅孕育了老子和莊子，還有黃河的小浪底。
我曾經無數次聽到足球老板們在耳邊宣稱：我熱愛足球，我絕不退出。但十三年過后，曾經的熱血卻成雞血，曾經的誓言卻雞毛般飛盡。我很想舉個比較娛樂但很人性的例子：河南建業就像《冰川時代》那個一根筋的小松鼠斯克萊利，它一次又一次地搬起松果，一次次失敗，但這次它成功了，并引發了中國足球一次準意義上的格局變化。
十三年是個奇跡，中間還有兩次降級，我心中最大的疑問就是：是什么支撐河南人、河南建業、河南球迷在十三年中艱苦奮斗？羅馬尼亞外援“河南足球沒有錢”如同一個永遠的音頻甲骨板語音提示著土地下面的黑暗，1997年根寶的“謝天謝地謝人”那么曲徑通幽，而2003年甲A末年的無疾而終高舉著中國足球體制缺陷的呈堂證供——河南足球幾乎見證了中國足球所有的悲喜劇，它是中國足球一塊紋路深刻的骨板。
事實上我不想太拔高河南建業的沖超，因為進入中超就真正進入中國足球的混亂核心層，也許會重走力帆的老路，也許會重溫李志民的悲情，也許四川全興的退出會再次上演，用十三年的苦苦追求換來一掬傷心淚是可能的，因為中國足球并沒有和當年羅馬尼亞外援怒吼時有什么不同。
在王健林退出時，我曾定義為這是一種革命式行銷，在河南堅持十三年沖超時，我認為這是一種善舉，真的，面對中國足球放棄是一種勇氣，堅持也是一種勇氣，我們都說中國足球無歷史，也許，這就是一種歷史。
這么浮躁的時代，誰還能堅持十三年做同一件事情？真的，現在請我們——千萬要相信河南人民，河南不沖超，有點天理不容的意味。
（李承鵬，作家，知名體育評論人）
（選自2006年11月總第49期《建業》月刊）
Eric Baggera于1997年設計的咖啡燈
丹麥最重要的設計師漢寧森1958年設計的雪球燈，因其人情味、功能性強以及對當時流行的德國理性刻板的突破而聞名于世。
艾里貞·馬格努森1995年設計的餐具一組，以其圓潤可愛突破了設計的刻板。
Jorgen Hevelskov1988年作品，豎琴椅
北歐國家曾經有過歷史恩怨，打來打去，瑞典一度是地區霸權，就連小小的丹麥，也曾經占領過瑞典、挪威好多年。最慘的是芬蘭，先被瑞典人占領了幾百年，后來又被俄國人占領了一百多年，可幸他們居然能夠把自己的文化傳統、語言都統統保存得好好的，并沒有因為外國占領而失去自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這幾個國家進入穩定發展階段，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現在全部是世界最穩定、最少沖突、社會最平穩、福利最好、科學技術最強的國家了。如果想找個真正幸福的國家、關乎人性的國家看看，去北歐看它的設計吧！北歐設計評論家安尼·斯滕羅斯（Anne Stenros）曾經說：在北歐國家中，丹麥人比較“南部”化一點，芬蘭人則有點“東方味道”，挪威人是“北派”，而瑞典人則基本是中間。冰島人自有一套，誰也不屬。
如果說，過去五百年中北歐設計有個共同的發展傾向，我想就是從貴族、皇室獨裁下的設計向民主的轉化這點。社會富裕但是財富分配比較均勻，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天寒地凍的地點，使這種民主思想在家居設計中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家是核心，一個溫馨、舒適、自然、和諧的家是這里人們追求的最高境界。因為在政治上，他們已經取得了社會民主制度，所以通過發展經濟、發展設計來創造一個自己的一流家園成為他們所有的努力。我們中國人還在打來打去，還在為意識形態的純正斗爭同胞的時候，他們已經在精益求精地設計室內、設計家具、設計電器、設計器皿、設計紡織品和服裝。我們的精力在斗人，他們的精力在創造生活環境，你說我們有什么可以和他們比的。
民主精神給設計帶來了功能主義原則，無論設計什么，首先不是好看，而是功能好，價格低廉，能夠為公眾服務。在那里，為人人的設計就是好設計，法國、意大利那些豪華的設計品牌，在這里沒有什么市場，更沒有人跟進。傳統以來，他們就講究好設計，是為人人的好設計，好的設計已經滲透在整個斯堪的納維亞文化中，成為他們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你在那么大的一個地方游走，就看不見什么不好的設計。他們早就有艾林·凱（Ellen Key）呼吁的“為人人的美”（Skonhet at alla，等于英語中的beauty for all），瑞典手工藝和工業設計協會（Swedish Society of Craft and Industrial Design）提倡的“每日用品好設計”（Good Everyday Goods，或者更加直譯為More Beautiful Everyday Objects），這些是國家的、民眾的生活目的。這里的設計師努力的目的，不是創造什么昂貴的一般民眾不能夠擁有的設計，而是為人人的日常設計，因此，北歐的現代主義設計是有極為濃厚的社會民主主義內容的。 對于北歐人來說，設計不但要為提高生活素質服務，也要為社會進步服務。長期以來，這里的設計師在追求設計完美的時候，除了要能夠很好地為人服務之外，還需要具有人——自然中的平衡關系。生態平衡是這個地區設計的一個很基本的標準。北歐寒冷、黑暗是舉世聞名的，這里一年有九個月是黑夜，然后有三個月是燦爛得不能想像的明朗艷麗的夏天。我去那里的時候正是最輝煌的時候，但是當你想想這種時日是如此的短暫，就會理解為什么那里的人基本傾城而出在陽光下享受夏日。對于我這種整年都在陽光下的加利福尼亞人來說，是難以想像夏天有多么的寶貴的。他們有森林、礦產、水利資源，但是，相比起來，他們的資源還是有局限的，因為漫長的黑夜，使人類的活動困難得多。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中，設計的一個目的是協助人類生存。他們的工具設計、家具設計、建筑設計，特別是住宅設計，都達到無可比擬的高水平，就正因為這些設計是協助人們在漫漫長夜中生存的工具。
在北歐，你發現所有的人對設計的基本認識水平都要比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高。在西歐、在美國，你會看見大量平庸的設計，更莫說在韓國，這些地方，基本是設計平庸的地區了。而在北歐，好像很難看到平庸的東西，他們雖然沒有意大利、法國那種奢華的設計，但是卻也沒有那些艷俗的設計，整體水平高。北歐人把藝術感和實用性結合起來看待，叫做“實用藝術”（burkskunst，相當于英語中的useful art），形式、功能、材料、色彩、肌理、耐用性能、造價水平這幾個內容是和諧的、平衡的。他們認為德國、荷蘭、俄國和美國發展起來的那種現代主義設計，其實缺乏人性感，因此自己探索出一套自己的現代主義設計詞匯來，通過自然材料、人性化的色彩、豐富的材料肌理、良好的功能結合，同時也兼顧了工業化大批量生產的手段，自成一體。
在北歐，他們的設計師用一個單詞來形容設計，叫“hygge”。很難翻譯，是句丹麥話，意思是安詳、舒服、柔順的感覺。可以用來形容一個人，比如你遇到一個女孩，溫順、美麗、安靜，就是hygge；也可以用來形容物，比如芬蘭設計家維卡拉（Tapio Wirkkala）設計的好像女人乳房一樣的Pollo花瓶，純凈、性感、自然，也是hygge。這個詞還可以形容自然環境，夏天晚上，仲夏夜，波羅的海上微風輕輕拂面而來，好像柔軟的絲綢一樣的楊柳在水面輕飄，那就是hygge。我絞盡腦汁想想英語中有沒有類似的字眼，好像與cosy，或者good cheer有點類似，但卻不完全如此。中國人在烹飪上的詞匯的豐富說明這個國家的確是名不虛傳的飲食大國，而北歐地區在這種細膩感覺上的詞匯豐富，則說明他們對于自然環境和人的心理感受方面的精到。這種詞匯的豐富、特殊，是一種類型文化強大的標志。無論多少外來影響，都沒有動搖這個地區自己的特色，斯堪的納維亞就是斯堪的納維亞，人性的就是人性的，獨特、自我、優秀、民主。
民主化設計的本質，使人們對設計本身的美的重視程度遠遠高于設計品所具有的社會地位象征意義。亞洲人追逐名牌，其實有多少人真是懂LV、PRADA這些品牌的設計品位，無非是要拿來顯示自己富有，這種情況在北歐卻極為少見。一個均富的社會，炫耀是很不好的行為，北歐孩子從小就被教育不要以自己的財富和社會地位來炫耀，那是陳舊的貴族社會、封建社會、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陋習，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早就不存在了。這種對設計的平和心，真是偉大。他們的設計一直就貫穿著這樣一種優雅而平面化的東西，去斯德哥爾摩附近的“宜家”總部看看他們的家具，去參觀卡爾和卡林·拉爾遜（Carl and Karin Larsson）設計的住宅，都滲透了這樣的精神。
他們的設計是邀請人們參與，突出包容性、公眾性、參與性，是英語中所謂的inclusiveness，而不是貴族性的排斥、獨占（英語中稱為exclusiveness）。在公眾性的前提下，再突出設計師的個性，人人能夠擁有的設計，但是，不是人人擁有一種設計。做到這個高度，我看全世界就北歐人了。他們生活在一個典雅的、自然的、美好的設計國度中，他們享受著我們連體會都感到有些困難的hygge品位。什么叫“優裕”，這就是優裕。自然材料、手工藝傳統、民主精神的結合，加上現代化的技術條件，使這里形成了世界獨一無二的“有機現代主義”設計，英語稱為“organic modern”。包豪斯其實并沒有在這里生根，他們僅僅是取了包豪斯的合理內核，卻摒棄了包豪斯缺乏人性化、強調統一形式和單一風格的弊端，他們的現代設計是選擇性的，而不是對外國的東西兼收并蓄型的。在北歐，因為充滿了對人性的善意和敬畏，設計才得以舒展和自由呼吸。
（王受之，美國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終身教授）
（選自2005年10月總第37期《建業》月刊）
香港作家邁克說張愛玲的《小團圓》是“擺明車馬跳脫衣舞”，何止何止。
邁克愿意提及的已經足夠生猛：“起碼證實了‘張迷’久藏心底的三個謎：一、她曾經在美國墮胎；二、她與導演桑弧拍過拖；三、胡蘭成和她的好友蘇青有過曖昧關系，卻還有更生猛的，‘九莉’的媽媽和姑姑，把臂同游兼享用一個男人。”駱以軍對此評說：“上至父親、家族長輩、母親的男友們，無一不在名媛女伶有夫之婦間夢游般的無情與濫交。父不父母不母、搞三人行的姑嫂，一種不知怎么給初剝光人皮、古老的情欲找到現代性衣裝或交歡禮儀的集體迷惘。”
《小團圓》是張愛玲的剝皮舞，像羅比·威廉姆斯那個著名的MV，先是脫衣，然后剝皮，隨后把身上的肌肉血淋淋地撕扯下來，一塊一塊丟到舞池中去，還像克里夫·巴克的《Hellraiser》系列，德國人貢特爾·馮·哈根斯的“人體世界”。《小團圓》有種血淋淋、臟兮兮的末世的荒涼，《秧歌》、《赤地之戀》、《色·戒》一路貫徹下來的荒涼，臟的，黑乎乎的，不見底的。
這酒池肉林般的荒涼是怎么來的？正好剛讀過李楠的《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千幾百種小報，通通是從捧妓文起家，專欄作家一律靠“肉稿”發達，色情小說連篇累牘，以妓女為主人公的小說在報紙上連載，續集又續集，百多萬字足足連載了三年，作者要罷手，連報館老板都來哀求，希望能夠繼續寫下去，因為報紙全賴小說才得以存活。這樣的上海，大概并不是我們熟知的那個煙雨斜陽中的上海灘，只是，幾十年烏托邦下來，全體中國人都有種靈肉分離、本我超我互不干涉的潔白天真，自己做過的，也不大相信自己竟然會做過，自己身上分離出來的病毒，也肯定和自己毫不相干。人生必須涂脂抹粉才拿得出手，所以唏噓感嘆的民國往事小美文格外流行，報紙關于《小團圓》的報道后面，也有純潔如白兔的讀者憤然留言了：“都市報怎么盡搞些鼓吹西方價值觀的東西，現在又來鼓勵感情與婚姻出軌了。”
也不單是上海吧。這種荒涼感恐怕一直都在，是被“現代”重創過后必然的心理感受，我們和這種感受有隔膜，只是因為我們本能地分泌出一種心理上的阻斷劑，將這種荒涼隔絕在一個小角落里，不敢放它出來。張愛玲和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就在于她不覺得這種工業化的荒涼感是說不得的。她開始是涂脂抹粉地寫荒涼感，但后來，她只寫荒涼感本身。她比大部分國人早七十年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
有人懷疑李安提前看過《小團圓》，電影的《色·戒》才有那樣駭人的場面，但使得《色·戒》在性愛尺度上釋懷的，大概不是《小團圓》里“獅子老虎撣蒼蠅的尾巴，包著絨布的警棍在座下的鞭打”那樣的字句，而是那種黑沉沉、死寂寂的荒涼感，唯有剝皮撕肉的性，才能表達這種荒涼感。李安比大部分斯文掃地爭搶張愛玲私有權的“張迷”更懂張愛玲。
（韓松落，專欄作家）
（選自2009年4月總第75期《建業》月刊）
炊煙熏黑的木門貼上大紅的門聯，中國味就濃郁起來了。
這些長滿雜草的臺階，圓潤斑駁，如果抽去它們身上的時間，“舊”的意味還能有嗎？
這段有葡萄藤的路，因為生機的趣味和陽光在葉子下調皮的影子而別有意境。
孩子常玩的游戲“跳格子”
通過角落里的物體我們才能找到記憶
我的骨子里頭是有“舊”情結的。這十幾年奔波在外，國內國外到處跑，到現在為止做的夢都是十幾歲前住的老房子。不管這十幾年發生多大的事情，后來認識了多少人，夢里的場景始終沒有變化。就我本身來講，從事設計這行業已有一二十年，所處的又是深圳這個極其特殊的城市，碰到最多的、談論最多的、做得最多的就是“破舊立新”，就是怎么改造。這里面一開始是沒有認識的，隨著越來越多的新事物的出現，在這個過程中就產生了對舊事物緬懷的情結。
舊事物積淀了很多情感回憶和人生珍貴片斷，它能輕易進入我們的情感世界呵護我們的心情感受，就像母親的舊嫁衣、父親的舊手帕、老街老巷，它帶給我們的情感回報，有些時候不是新東西能夠做得到的。新事物的出現使得我們忽略了對這種情感的需要，與戀人之間不再“鴻雁來往”而直接E-mail，住在城市的人們不認識自己的鄰居，不知道樓上樓下住了什么人，自己的孩子沒玩過泥巴，沒玩過“跳格子”、“跳飛機”，沒見過長在地里的蔬菜。
我只想闡述一點：我們在很物質的年代，講求新奢華主義的年代，應該怎樣去尊重和呵護我們美好的回憶？人的一生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像童年、初戀、父母情、兄弟情，僅僅存在記憶的片斷里面是遠遠不夠的，身邊還必須有一些舊物作為佐證。這種舊物有時候可以是街道，有時候可以是石塊，有時候很奇怪就是一個老的電線桿。這可能就是上年紀的人對老東西、對古董有玩耍情結的緣由吧。很多時候，我們就靠這些東西來鞏固我們的記憶，重溫我們的回憶。
建筑的很多味道要沉淀一百年、兩百年，再加上后面疊加的人文故事才能成就這個結果。追溯設計的發展史，那么多年一直都是對一個基地首先做摧毀再做建設，可以說我們現在是在摧殘這個結果。在新一輪的房地產建設里面，僅僅提供產品質量上的物質優質結果沒有呵護到心靈的感受，這是我們一直思考的問題。這里面還有一個“協調性”的問題可供探討。并不是所有最新、最現代的東西才能協調于我們本身，自然人本身要跟很多有情感寄托的物事有互動，就像我自己使用的手機一樣，用久了就很有感情，覺得它似乎有靈性，不大舍得扔掉。我們只有讀懂這些，才能把它運用到我們的設計，作用于我們的建筑。
在重慶某個基地調研的時候看到那里的缺腳條石座凳，刻著井繩印記的井圈，路旁供奉著的不知名的神靈，安詳的老人和好奇的小孩，這些都非常的和諧。他們都是最有故事的。現狀的和諧與感動正是因為它擁有時間的積淀作為洗禮的進程。但是現在我們沒有時間，或者說不能在短時間內給我們的作品最好的結果，所以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保留這些時間的痕跡。最后我們把每一塊有故事的石塊、每一口古井、每一扇斑駁的窗、每一級臺階都重新修整，在順應原基調的前提下，對部分景觀采取保留還原的手法，完善和歸整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的傳統和味道。
關于建筑如何容納人性的種種、留存我們的記憶，這些年我思考了很多。舉個例子，諸多或奢華或時尚的、只能用來“看”的樣板間，并不能引發我們期望在里面過生活的舒適欲望。我們追求的腳步走得太快，以至于忘記了最根本的東西。或許只有真正從人的角度出發，考慮到人性最基本面的需要，多做些有包容性的東西，才能找回記憶中那有故事的家園。
（甄啟東，曾服務于“CM建筑設計事務所”）
（選自2005年10月總第37期《建業》月刊）
無印良品的思想背景有日本傳統的審美意識，就是在減少浪費的簡樸和毫無裝飾的樸素當中發現美感和價值的意識。
原研哉經常引用的比喻就是“我要這樣的”和“這樣就可以”的比較。無印良品追求的不是“我要這樣的”而是“這樣就可以”。可以明言“我要這樣的”的社會，從某種意義來說是自由的好社會。但是過于強調“我要這樣”的話，世界就不能維持下去了。
所謂的“近現代”追求的正是讓每一個生活者可以主張“我要這樣”的社會。之前，只有王公貴族可以實行“我要這樣”，而一般的老百姓受壓迫，被強制忍耐。
與此相反，在“近現代社會”里大家都可以自由地主張“我要這樣”，比如說“我要去巴黎”、“我要看東京”、“我要去布宜諾斯艾利斯”或者“我要當實業家”、“我要當畫家”、“我想開面包店”，等等，由自己去決定住所、工作、房子，還有吃的東西。在這樣的近現代社會，怎么去管理“我要這樣”才是民主主義，“我要這樣”的競爭才是經濟。
就是說，20世紀就是“我要這樣”的時代。但是在現在的世界，每一個人都各自主張“我要這樣”的話，就陷入僵局了。環境、資源、各種文化，還有宗教等，如果大家都主張“我要這樣”的話，就互相避免不了沖突。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更需要關注“這樣就可以”的思路方式。
無印良品的思想就是“這樣就可以”的思想。有的時候，為了達到“這樣就可以”的想法，人們還需要放棄一些要求或心里留有一點點不滿。如果人想要吃“北京烤鴨”的時候，反而想到“只能喝點粥就可以”的話，會讓人感覺到有點索然寡味。但是無印良品的“這樣就可以”指的不是這樣的。
我們創造東西的時候針對的目標是高水平的意識標準。就是說把“這樣就可以”的意識當中的不滿和放棄都拂拭干凈，避開過剩的因素的同時，能夠以理性和自尊心來主張“這樣就可以”的意識水平。所謂的日本文化背景中的優點，就是在那些質樸的東西中能夠找到價值。
再說，合理地運用“質樸”的智慧也是日本古來就有的。日本的文化本來就善于有意識地在樸素或簡樸的東西當中尋找審美感。在此，所謂的質樸，不僅指它在設計上的簡樸，而指很多人看了它以后，可以寄托自己的各種各樣的意象。假設有一個18歲的學生看了一張桌子，覺得“這是我正想要的桌子”。與此同時，如果另外一個55歲的老年人也對同樣的桌子感覺到“這就是我想要的桌子”的話，那么可以說這個桌子可以有彈性地去應付各種需求。這樣不偏不倚的“中庸”正是質樸的質量。
不是給18歲的人準備適合18歲的人用的簡樸的桌子，然后給老年人準備另一種簡樸的桌子，而同樣一個東西可以面對各種各樣的人的需求，這樣自由自在的，也可以說是具有一種“空”（emptiness）的性質才是質樸的質量。
表現這樣有彈性的質樸性是很不容易的。這絕對不等于是“不需要設計”。反而，具有非常高質量的設計的時候才能達到。對此，日本有追求“簡樸之美”的傳統。這也是無印良品的大背景。
（朱鍔，知名設計師）
（選自2008年5月總第65期《建業》月刊）
魯迅
魯迅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這也是我們的愿望，可惜這個愿望無法實現，批判和啟蒙精神在中國這個地方依然任重道遠。在中國大地，只要封建主義的幽靈還在游蕩，只要專制、奴性、麻木、暴力還存在，魯迅的作品會一直常新，無法超越。毫無疑問，自“五四”以來，白話文作家的前三名，用李敖的句式來說就是：魯迅，魯迅，魯迅。用連岳的話來說，自魯迅以后，批評文章可以不用寫了，許多非民主、非正義、非人道、非民生的事件出來后，可以直接把魯迅的批判文章拿來改改日期。中國的希望在于魯迅精神一直被主流精英知識分子傳承，魯迅的文字一直被反復地提起和引用。
《圍城》
在這里可以看到才子兼部分貴族氣質、英美氣息更甚的錢鐘書的悲觀、達觀和喜劇感。生活是熱鬧的、煙火氣的，這是這樣一批20世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土壤上的知識分子：迷茫、窮困潦倒的方鴻漸；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半舊遺老李梅亭；外形木訥、內心齷齪的韓學愈；道貌岸然，實是酒色之徒的偽君子高松年；依附官僚、謀處職位、意在結黨自固、終于自蹈覆轍的汪處厚；一心攀龍附鳳，專事吹拍、淺薄猥瑣的勢利小人陸子瀟與顧爾謙；此外還有混跡學界，卻以在情場上施展手段爭強斗勝為己任的大家閨秀蘇文紈、范懿，等等，但錢鐘書用溫柔戲謔的態度化解尖刻，給予寬容。生命卻是悲觀的，通過方鴻漸的遭遇和感知，錢鐘書傳達人生是“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可去的去處”的圍城式的絕境。雋永、深刻、靈動，橫溢卻不夸張的才華，絕妙的搞笑與寂寞悲觀的人生觀相平衡，只此一部，錢鐘書演繹了的唯一的錢鐘書，當選“二十世紀人類最智慧的頭顱”。
張愛玲
被身在美國貶抑魯迅的夏志清力捧，但是張愛玲卻是會速朽的作家，她的才華，用在自負、玩世、意識幽暗、情感沉痛悲觀上，化為一種中小資女人混雜著自得與哀怨的才華，即使是作品中的格調，也更多是個人的而非社會的、做作而非自然的、陰暗而非明快的，終究不夠大氣。張愛玲熱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讀者也不是張本人，應該是出版商。
《廢都》
《廢都》出現得好！好就好在賈平凹式的病態與陰暗平庸，暴露出某些酸腐傳統文人的腐朽和直指商業目的的墮落，并引起了警惕。
金庸
夜深雪落讀金庸。金庸自言自語說：武俠小說是沒有前途的，它寫的古代社會離現在越來越遠了。可是只要江湖還在，俠就在，青春還在，中國人的古典情懷還在，金庸就一直在。直到世界盡頭，江湖不會散席；魚龍混雜，人世間牛鬼蛇神；愛深成恨，背叛，深仇大恨……我們無法在現實中飛雪連天仗劍而去，但在金庸中我們自己就是俠，就是士，隨時抽身而去，飄飄，恩仇快意。唯一遺憾的是，金庸給我們的是感動，而非靈魂上的震撼。
王小波
王小波的走紅和影響之大說明追求自由的思潮一直涌動，生生不息。仔細讀王小波，發現他的雜文并沒有說出什么了不起的道理，只是為生命本應該有卻被抹殺的常態吶喊，應和了追求自由個性的理想，比如在《一只特立獨行的豬》里，王小波反對對生活的設置，敲“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的腦殼，這是每一個追求獨立的青年視做理所當然的應有之分；比如《我看國學》，王小波對國學只是溫和地質疑，而魯迅、錢玄同等激進五四青年為杜絕國學毒素毒害青年曾主張一把火燒掉了事。王小波說出一些簡單的道理，說出許多被沉默屏蔽的道理，你也可以把他看做披著卡夫卡、勞倫斯、奧威爾、卡爾維諾、杜拉斯、尤瑟納爾外衣的魯迅，用另一種方式扛起五四大旗，只不過與前輩的激進、憤怒、戰斗相比，這一代戰斗者吹著口哨，明眸善睞，因其文本詩意、幽默、自由、獨立。與他的思想相比，更勝一籌的是他的文本，利落的文風，智力的樂趣，直來直去，不繞彎子，不把讀者智力當白癡，從中可獲得閱讀的快意。
《兄弟》
一個嚴肅小說家居然在相對大眾中享有盛譽，僅有余華做到了，甚至在《兄弟》之前。他最好的應該是《在細雨中呼喊》，最火爆的卻是暢銷的《兄弟》。但是《兄弟》可以看做是余華順應了大眾內心的情感趨向。
連岳
把橫溢的才華獻給對現實的強烈關注。讀過連岳，欣賞卻是從他的一篇散文開始，他的散文謙遜、優美驕傲、理想主義。實際上我注重文本而忽略思想，誤讀了連岳。對連岳來說，形而下高于形而上。才華不是用來邀寵的，引用一位詩人兼實踐家的話：“他們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這是毛澤東評論魯迅的話。我曾以為，兩個同好，龔曉躍才華不在連岳之下，前者更有現實抱負（從一家報紙轉戰到另一家），后者個人主義盛一些（貓在家寫社會評論），再次矯正，二者都是實踐家和革命者，連岳所以更負盛名，更多來自他的非個人主義。當然，我也要向龔曉躍式的才華致敬，他們已經飛升超越了沉重的現實，起飛，表達生命的喜悅和激情。
余秋雨
余秋雨惹誰了？從《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從央視青年歌手大獎賽到秋雨時分，余秋雨一路走紅一路挨罵。這位文化搬運工不遺余力地溝通文化與大眾，表情也時有幾分傳道者的憂患，大眾很有成為白癡的嫌疑，只有一人高高在上，為你等白癡說教。如果文章做作還只是小節，余秋雨最大缺陷在于他政治上正確，也可以反著說，政治上不正確，在于現實面前的鴕鳥綏靖政策，陳良宇倒臺后，余秋雨早知道式的表態引來的不是掌聲，而是鄙棄。
（顏清晨，自由撰稿人）
（選自2007年3月總第52期《建業》月刊）
孔夫子訓誡后世的中國人說：“不友不如己者。”從邏輯上說，如果人人都聽他的話，那大家都沒有朋友——兩個人，總會有賢愚高下之別，差一些的人固然愿意高攀，好一些的人又盯著更好的人，為何要折節下交呢？
關鍵在于如何理解“不如己”。才強者必傲，反過來，才弱者多遜，才強者以氣魄勝，才弱者以氣度勝。兩種人交往，若趣味相近，遭遇相似，往往能夠相得益彰。反倒是一山不容二虎，才強者之間疏離、反目者，在在皆是。
據說李白與王維同居長安多年，卻從無交往的記載。反而是比李白小好些年紀的杜甫，上趕著去崇拜李白、思念李白，雖然常常被太白戲謔，兩人總算維持著不錯的交誼。
聞一多與朱自清，情形與此頗為相似。
聞朱訂交，始于1932年9月。這年朱自清36歲，在清華大學任教已有7年，剛從歐洲游歷歸來，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
聞一多呢，36歲，歸國7年，剛從青島大學轉來清華大學。朱自清住北院9號，聞一多住新南院72號。兩家隔得不遠，時相過從，交往日密。
比較聞、朱的經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年歲相仿，都曾在北京求學，都經歷過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都曾是名重一時的新詩詩人；如今同在清華任教，朱自清開的課是“詩”、“歌謠”、“中國新文學研究”，聞一多開的課是“王維及其同派詩人”、“杜甫”、“先秦漢魏六朝詩”，選題也比較接近。兩人之間，當然會有很多共同的話題。
從位勢上說，朱自清是老教員，聞一多是新來者，朱自清是系主任，聞一多是系里教授；從性格上講，朱謙重而聞熱烈，朱自清自然會包容、提攜聞一多，共同推動清華中文系的建設。
而且，他們倆還有著相似的處境。
用現在的眼光看來，兩人都可算新文學的奠基者，可在當時，這可不是一個榮耀的頭銜。聞一多在國外是學藝術的，歸國后講古代文學，難免會遭到一些“正統論者”的冷眼。
據說他講《離騷》，一上課，必曼聲長吟：“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可~~為~~名士……”這句話出自明人，不是聞一多的發明，但喜歡這句“豪語”，卻可以看出聞一多的風格。講至妙處，他經常“呵呵”大笑。
不料這竟成了他的罪名。1932年，青島大學爆發學潮，學生們在黑板上寫出了這樣的打油詩：
“聞一多，聞一多，
你一個月掙四百多，
一堂課五十分鐘，
禁得住你呵幾呵？”
這分明是在嫌棄他的學問了，聞一多只得苦笑。
回到母校清華任教，情形并沒有變得更好。吳組緗回憶說：“清華同學與老師年齡相差不太多，有的已在刊物上發表過文章，因此認為自己不比老師差……同學們中間確實有人存有聞一多是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學的想法。”——這與胡適初回國時的遭遇相仿，胡適之當年若不是得到傅斯年顧頡剛一幫學生的支持，在北京大學也險些立足不住哩。
連教授們也對聞一多大加懷疑。朱自清在1933年10月1日日記里記著“訪黃先生，以校中情形告之。先生謂清華中文系空氣太淡，頗怪聞一多”，黃先生就是黃節黃晦聞，算是古代文學大師級人物，他的質疑，非同小可。
然而一向謹慎節制的朱自清在這段記載后下了“甚奇”二字評語，隱隱傳遞著他的不滿與不平。
朱自清的日子也不好過。他由俞平伯舉薦入清華，8年來勤勤勉勉，接替楊振聲擔任了系主任。但這些年，對他在大學里開講“新文學研究”的質疑聲一直不曾停息——白話文不過是應時之作，怎能算得是學問？許多教師和學生的眼中，都浸著這樣的疑問。
聞一多與朱自清，一方面挺著這樣的疑責，開設新文學研究課，擔任新詩會導師，另一方面，兩人也深受刺激，就像劉半農拼了命也要掙個博士學位一樣，他倆不約而同地，向著被視為文學正宗嫡派的古代文學研究，勇猛精進。
聞一多經常缺席教授會，基本不參加任何清華的活動，斷朋絕友，皓首窮經，已經到了古人所謂“足不窺園”的地步。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西南聯大時期，以致被半開玩笑地封為“何妨一下樓主人”。若許努力，終于贏得了一句評語：一多是“由學西洋文學而轉入中國文學”的“唯一成功者”。這句來自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的話，被聞一多視為“一個大安慰”。
十余年時光中，聞一多偶爾能敞開心扉的朋友，大概只有大他一歲的朱自清。
朱自清同樣在苦苦掙扎與奮斗著。但他不能像聞一多那樣自閉，他是系主任，有許多事務需要商討、處理。他的家累也比聞一多重，身子也比聞一多弱。他喜歡美食，喜歡打牌，于是在外面有飯局，有牌局，他也欣然而往，回來后卻總在日記里自責，說自家“浪費光陰，太不長進”。
讓我們回到聞朱兩人的交誼上來。
眾所周知，1946年聞一多被刺后，朱自清在義憤與友情的雙重驅使下，將余生中最寶貴的時間與精力都投入《聞一多全集》的編輯工作。他不僅花了整整一年時間來搜集遺文，編綴校正，還發動清華中文系全體同仁，分抄分校，連聞一多的一部分遺稿遭了水漬，他也親自著人揭頁、抄寫。直到去世前兩周內，朱自清還手抄了四篇聞一多的佚文，以補全集之缺。《聞一多全集》出版于1948年8月，出版之時，即是朱自清的死期。
一生一死，乃見交情。
但在贊美這偉大友情的同時，我們不要忘了相交的畢竟是兩個血肉之軀。那些有點晦暗的細節，無損傳奇般的交誼，卻更能讓我們理解當時的心境。
聞一多是詩人氣質的、才華橫溢的。他每每讓我想起阮籍和嵇康，看人會分青眼與白眼。而朱自清是內斂的、低調的，內心常帶有自卑與焦慮。
從演講風格就可以看出兩人的不同。聞一多年輕時口才并不佳，曾因演說成績不好而降等，自此認為是“大恥奇辱”，苦練演講，在嚴寒的冬夜，一遍又一遍。
他成功了，他總是能成功。從奔放的新詩人到嚴謹的治學者，從演說課的中等生到“少有的天才的宣傳鼓動家”（費孝通）。
朱自清則不然，他在五四運動時期便已加入“平民講演團”，嗣后從教近卅年，上課時仍不免緊張得時時“用手帕揩汗”，一旦說錯話，“總不免現出窘迫甚至慌亂的神色”（余冠英）。他上課時不大敢講自己的觀點，總是引述別人居多，曾有學生當面對此提出疑問。
為此，他的課經常選的人極少，他也常常為此憂慮。極端的情況，是只有研究生王瑤一個人來上課。有一日，朱自清到了課堂，發現王瑤沒來，只好廢然而返。
而且，朱自清是那么的敏感而嚴謹。學生說，選他的課是“自討苦吃”：“大考、小考、練習、報告做個沒完，選過他的課的都大叫吃不消。并且分數也摳門得很……”汪曾祺選過他的課，因為缺課太多，不及格。而汪上聞一多的課，只交了一篇文章，就得到了滿分。
汪曾祺畢業時，沈從文希望把他留在聯大中文系當助教，系主任朱自清堅持不肯，理由大致是：他上我的課，連作業都不交！
聞一多是李白，朱自清是杜甫。十多年中，兩人性情相投，兩家過從甚密，卻也時有齟齬。從留到現在的文字資料看，傷害往往是發生在朱自清一面。
1942年8月29日，朱自清在日記里寫道：“昨日聞太太問一多余任教授是否已十年以上？她想不到回答竟是肯定的。由此可了解聞家對我有什么印象！我將振作起來！”
有這樣一團疙瘩橫在胸中，會讓人對瑣事更加地敏感起來。第二年的9月6日，聞一多的孩子不告而取，從朱自清書桌上拿走了四本書。朱自清顯然將這一舉動看做聞家對自己的蔑視，“忍之又忍”，并且懷疑聞家孩子“并無全部歸還之意”。18日，他的預想確認了，聞的孩子還來了三本書，卻沒有杰克·倫敦的那本。朱自清失望地記道：“想來那本書是丟了。”最讓他不高興的是聞家孩子的態度，他是乘朱自清不在的時候來還書的，而且“只字未提丟書的事”。
可是，這些傷害并未影響到朱自清對聞一多的佩服，他的日記里照樣充滿了“晚間聽一多演講，妙極。非常羨慕他”，“一多未能來國文講評課，甚遺憾”等對聞一多的贊譽。在對學問的虔誠、對才能的欣羨面前，個人的自尊，似乎總是退居第二位，雖然也不曾忘卻。
聞一多被刺后，朱自清立即致信聞一多夫人，除了表示憤怒和遺稿出版事，他還慨然承諾：“學校方面我已有信去，請厚加撫恤。朋友方面，也總該盡力幫忙，對于您的生活和諸侄的教育費，我們都愿盡力幫忙……”
一死一生，交情乃見。
孔夫子還有一句話，是“其賢可及，其愚不可及”。這話后來被人用反了，變成了專罵笨伯的“愚不可及”。讀讀歷史，看看周邊，當會明白，聞一多的“賢”是有很多人努力，也會有人達到的境界，朱自清的“愚”卻如清風雅奏，春夢易逝。這才明白為什么《朱自清紀念集》的題名，會是這樣六個字：最完整的人格。
（楊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博士）
（選自2007年11月總第60期《建業》月刊）
市場經濟天生需要與某種市場倫理相配合才能發揮最大威力，就像好馬天生需要好鞍一樣。從人類社會來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場經濟。也就是說，叫人不偷懶的市場經濟與叫人不撒謊、不害人的強大信仰（倫理）珠聯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實。
在北美游歷，為的是讀無字的書，為的是有機會在異國他鄉仰望星空。在這片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物質文明最昌盛的國度，我經常反躬自思的一個問題就是：中美兩國最大的差異究竟在什么地方？
有人會說是財富的差異、科技水平的差異、金融的差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差異……我個人的看法是：教堂。只有在這方面，中美兩國的差異不是多和少的差異，而幾乎是有和無的差異。
從美國的東海岸到西海岸，從農村到城市，在任何一個地方，你都可以發現：這個國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別的，正是教堂。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國人的中心，是凝結美國人最核心的東西。星期天，看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流，十有八九中，不是要去教堂的，就是從教堂出來的。
美國人不是傻瓜，其對教堂之需求如此之盛，而教堂的供給也是呼之即來，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在美期間，教堂與美國經濟、社會及政治的關系成為我思考時間最長、想得最多的問題。
我們究竟為什么要市場經濟？是因為市場經濟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叫人不偷懶。市場經濟會逼著大家去競爭，它是個有效率的經濟制度。但是，市場經濟叫人不偷懶，卻不能叫人不撒謊，也不能叫人不害人。這使得市場經濟存在著一種危險，就是它有可能導致一個很壞的情形：誘使人們勤奮地撒謊、勤奮地害人，不擇手段地謀取財富。
的確，市場的重復博弈可以降低撒謊和害人的行為，而法律的嚴懲亦有利于交易行為的規范。但是，在市場普遍存在著信息不完全與不對稱的情況下，完全靠重復博弈和法律的懲罰來求得規范的市場行為不僅不可能，而且不經濟——這意味著市場的運行成本無限高，貴得讓人沒法使用，或最后自行崩潰。中國的市場經濟目前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這樣的困境。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只是樸素地認為，市場經濟就等于發財，而發財是可以不擇手段的。
跛足的市場倫理業已導致中國社會出現兩大痼疾：一則，不是靠勞動致富、通過創造社會財富而獲得財富，而是靠官商勾結，惡意地轉移社會財富的辦法來獲取財富；二則，在市場交易中不講誠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騙而致富。所以，我們看到，市場經濟在中國實際上已經呼喚出了一群“人妖”：他們在日夜不停地靠撒謊和害人成一己之私利。這樣的市場經濟自然運行成本高昂。而造成這樣高昂的經濟運行成本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中國人普遍缺乏自我約束。
如今的中國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審判，當然更不信天堂。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實際上意味著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謊騙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有教堂的市場經濟則有不同。不能否認也不必否認進進出出教堂的人中也有騙子，但相比之下，仰望教堂尖頂的人們總體而言較易遵守財富操守和準則。為什么？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清教徒雖然稱得上是世界上最熱衷于積累財富的人，但其追求財富并非為一己之私利，而為的是“榮耀上帝”，并使得自己死后可以進入天堂。這樣的財富倫理使得清教徒在追求財富時的目標與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一個清教徒絕不可能設想用撒謊和害人的方式去獲得財富，因為那樣做非但不能“榮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必然遭到上帝的懲罰。
想到這點，我對小布什要求美國的CEO們在財務報表上簽字時按著《圣經》起誓便恍然有了新的體會：法律之劍再加上帝的目光，顯然要比單純的法律作用更大。
從這個角度上講，市場經濟天生需要與某種市場倫理相配合才能發揮最大威力，就像好馬天生需要好鞍一樣。從人類社會來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場經濟。也就是說，叫人不偷懶的市場經濟與叫人不撒謊、不害人的強大信仰（倫理）珠聯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實。
市場經濟不是追求誠信嗎？那么你應該知道：有信仰的地方有更多的誠信。原因也很簡單：擁有共同信仰的人們相比于只是信自己的人更容易建立彼此間共同信任。
有教堂的市場經濟相對來說還更有開放性。其原因也許可以解釋為：上帝面前，人們平等、博愛的精神內核更容易帶來對外人的開放、寬容與尊重。
有教堂的市場經濟還有別的作用嗎？有的，而且相當重要，那就是引導財富的消費，調節窮人與富人間的緊張關系。對于一個虔誠的清教徒富豪來說，獲取財富只是為“榮耀上帝”，對他自己來說，必須合理地使用財富，永遠保持謙卑才是上帝所贊許的美德。所以，在美國，我們看到，有錢的人必須將財富的十分之一捐獻給教堂，讓其他教民分享；我們還看到，財富排行榜上的富豪與社會捐獻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富人與窮人的關系根本不像中國大陸那樣劍拔弩張。
現代經濟——現代政治——現代文化實際上是市場經濟的三位一體，中國社會為求市場經濟正果，最終將走上文化重建的道路，為市場倫理而投資。
回顧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國對于西方的學習是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我們從船堅炮利學會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又因政府主導科技與經濟的失敗走上了市場經濟的新路，到如今屈指一數已是160多載的光陰。但是，這一條現代化變革之路還遠遠沒有走到盡頭。從當今中國市場經濟的呻吟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危險在逼近：雖然我們已經告別人類最昂貴的計劃制度，因為缺乏合理的市場倫理，卻有可能陷于人類最貴的市場制度。
現實無疑需要我們往前再多走幾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變革，找到一個與現代自由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要做到這一點，或從自己悠久的傳統文化中開掘一整套與現代經濟相適應的倫理，或通過吸收和引進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漫游于北美廣袤的土地，聆聽座座教堂發出的深沉鐘聲，我不時會想起一位憤怒詩人的詩，并想著要將之改變如下：
敬畏神威，
敬畏閃電，
也敬畏天空的驚雷。
唯有敬畏，
才能得救；
唯有信仰，
市場經濟才有靈魂。
（趙曉，博士，經濟學家）
（選自2006年7月總第45期《建業》月刊）
在碰壁的痛苦之后，我們所能感謝的竟是金庸。畢竟，在那個謊言的年代，他用武俠的外衣，為我們暗中運輸過來民間和傳統的道德。在金庸的小說里，我們才知道了什么是兄弟間的義氣，什么是江湖上的正義，什么是刻骨銘心的愛情。
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看圖識字》。從那之后，在不知不覺之間，讀書和寫字逐漸成為我的生活，也改變了我的生活。在文字的樹林里面，我尋找的是思想的蘑菇。和蘑菇一樣，最艷麗的思想可能毒素最多。每當我感覺自己思路敏捷、快如閃電的時候，總會暗暗擔心，是不是因為嗜好蘑菇，在未能察覺的情況下，毒素已經破壞了我的神經中樞。
上個世紀80年代，我還只是一個中學生，但是已經過早地迷戀上了思想。我做過的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就是把父母給我的中午吃飯的錢省下來，餓著肚子去買書。要不然，我肯定會長得高大魁梧，人見人愛。我看一個瘋子的書，那個瘋子叫尼采。瘋子的書必須瘋狂地看，我站著看，看完激動地在房間里轉圈，效果和已經發瘋了差不多。我收集每一本《讀書》，閱讀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把哲學、社會學、法學的文章全部當做詩歌來閱讀。糟糕的是，當時就有那么一批作者，像周國平啦，趙鑫珊啦，就是這樣一種文風，令我如受電擊，無法自拔。
應該是讀到羅素的時候，簡潔而平實的邏輯如同清水洗掉了浮華的辭藻。我讀的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后來，在研究生院的時候，一位學哲學的同學睜大了眼睛問我：“你怎么能看這么淺顯的東西！”沒有辦法，簡潔的邏輯和淺顯的文風從此成了我衡量好壞的標準。真的，我看不懂所有晦澀和復雜的東西。我還要感謝一個用斧頭劈死自己妻子的詩人和另一個要靠女朋友打工供養自己的詩人，要不然我很可能會上當受騙，變成一個和他們為伍的家伙。我漫無目的而又如饑似渴地讀書，慢慢地覺得，像修道士那樣單調而虔誠的生活才是我想要過的。
進大學學習經濟學完全是一種偶然。就在高三的時候我還在夢想成為一個考古學家。在我看來，破譯死語言那種猜謎語式的學問才是純粹的學問，不帶任何功利心的學問。讀國際貿易專業不過是屈從于父母的意志，是我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我們院長倒是對我青睞有加，專門把我找過去面授機宜。他說：“看來你比較適合做學問，但是你要打牢基礎，這樣，《資本論》一共是三卷，加上《剩余學說史》一共是四本，你大學有四年，恰好一年啃一本。”我果真一頁頁地攻讀《資本論》，到一年級快結束的時候，我的第一卷《資本論》也快讀完了。有一天在圖書館里閑逛，看到一本海南衛生學校編的政治經濟學講義，天啊，居然比我概括得還要清晰完整。我仿佛在屋子里走迷宮走得興致盎然，到屋子外面被冷風一吹，全都醒了。幸運的是，我還讀到了這樣一段文字：“要領悟經濟分析的優美結構，僅僅需要有邏輯感，和能夠對于經濟學這樣的思維體系竟會對整個世界上億萬人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感到驚奇。”這段話出自薩繆爾森的《經濟學》。這句話使我深受感動。于是，從那時起，我就開始不停地學習經濟學。
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的導師張宇燕教授信手在一張稿紙的背面給我開了一個書單，記得有《老子》、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等等。熟悉經濟學的朋友們會知道，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學習方法，因為如果想要成為一個成功的經濟學家，需要進行的是關于技術的訓練，即不停地做習題，而精讀原典完全是人文學科的傳統。我所缺的關于技術的訓練，后來到了博士階段和到美國進修的時候，才無比狼狽地惡補了過來。不過，我仍然慶幸自己浸淫經典、物我兩忘的那段修煉。
在去美國之前，我極為服膺芝加哥學派，弗理德曼、斯蒂格勒、哈耶克等讓我激賞不已。芝加哥學派最大的特點是把最簡單的武器發揮出最大的殺傷力。它的濃郁的自由色彩更是增添了叛逆的浪漫氣氛，至少對于很多中國少年是這樣。到了美國之后，我才漸漸地領會到，如果所有的經濟學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那么這個答案并不是“laissez fair”，而是“it depends”。指南針能夠告訴我們方向，但是在旅途中，除了告訴我們方向之外，它可能一無所用。使我們知道目的地是在南方，但是通向南方的道路上有山岡，有河流，我們可能必須沿著河流前行，并且暫時地折向北方。左有左的激情，右有右的純真。那是段左右逢源的幸福時光，既讀羅爾斯，也看諾齊克，上午聽曼昆，下午聽羅伯特·巴羅。年少輕狂的心態到此才徹底一變。我的思想經歷是，一個人不經歷過一些偏激，不做一回“憤青”，無法真正地回歸中庸。
讀書的邊際收益最大的時候可能是看日歷或是讀藥方，到了邊際收益已經很低的時候才是為了做學問。回顧自己借著書本摸索人生的歷程，我不能不向金庸的小說致敬。和金庸的小說邂逅，也算是時代的宿命。我們這些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人是很可悲的，在學校和家庭里被灌輸的道理，在社會上無一不被證明是錯誤的。錯得完全顛倒，甚至錯得別有用心。在碰壁的痛苦之后，我們所能感謝的竟是金庸。畢竟，在那個謊言的年代，他用武俠的外衣，為我們暗中運輸過來民間和傳統的道德。在金庸的小說里，我們才知道了什么是兄弟間的義氣，什么是江湖上的正義，什么是刻骨銘心的愛情。驀然回首，那些荒誕之中竟然都是人生的真實。不止一位朋友跟我提起，當他們面臨生活中的困惑和艱難選擇的時候，仍然會翻開金庸的小說去尋找對人生的暗示。
漸近中年，讀書的心境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在我的手中，每月至少有數十本書嘩啦嘩啦地滾過。有道是“萬花叢中過，葉落不沾衣”，我已經習慣了這種艷遇般的閱讀。我可以為你開列一個長長的書單，告訴你每本書的魅力和風韻，但是那些愛情般的閱讀已經不再會有了。這是一個必須經歷的蛻變，因為曾經讀過的書必須忘記，曾經相信的真理必須放棄，寫過很多字說過很多話之后必須沉默不語。
我的朋友鐘偉預言，像我這樣的人將來肯定得老年癡呆癥。想到在不久的將來，衰老而疲憊的我就能坐在海邊，望著碩大的落日慢慢沉到海平面之下，露出幸福而白癡的笑容，不禁心馳神往。
（何帆，博士，經濟學家）
（選自2005年10月總第37期《建業》月刊）
余永定教授是中國經濟學界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知道他的人對他無不推崇備至，可惜知道他的人太少了。有一回我到清華大學，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一位副院長，也是經濟學界非常活躍的人物，居然不知道余永定是誰。這要怪只能怪老余自己，他執意不肯接受媒體采訪。他曾經跟電視臺記者說，要是讓我上電視講自己的話，你們肯定聽不懂，要是我講的話你們都能聽得懂，那還要我去講干什么。
老余1948年出生，祖籍是廣東人。我和他去深圳出差曾經聽他跟人洋洋得意地講過粵語。我不懂粵語，也無從判斷他講得怎么樣，估計別人也不會告訴他粵語講得已經不地道了。老余從小長在北京，家庭是典型的書香門第。1965年他畢業于北京四中。之后就趕上“文化大革命”，到北京科技學校學習無線電。從技校畢業，在北京重型機械制造廠當了十年工人，一邊開機床一邊思考哲學問題。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向社會招考研究人員，他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當時他提交的應試材料中，有一份翻譯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當年的元老們如仇啟華、浦山等對老余非常贊賞。順便說一句，我覺得浦山的風格在老余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們的老所長浦山教授原來是哈佛大學的博士，列昂惕夫的高足，克萊因的同窗。但是，浦山這位當年的美國共產黨員還是毅然回國，默默無聞地為中國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也在政治動蕩中蹉跎了許多寶貴的歲月。但是他矢志不渝，從未后悔過自己的選擇。在黑夜中見到過燈塔的光芒之后，誰還會在乎螢火蟲的那一點點亮光？
1983年至1986年，老余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讀完了碩士學位，他的導師是弗理德曼的中國弟子羅承熙教授。1989年，老余到了牛津大學，先做訪問學者，然后留下來讀碩士和博士。1994年老余在牛津大學Nuffield學院獲得了博士學位，當時他已經46歲了，而驀然回首，他在經濟學這條崎嶇山路上已經攀登了將近二十年。老余從1975年就開始學習經濟學。我在他1976年的讀書筆記中找到了拉姆齊模型。翻閱老余的文集的初稿，給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一個孤獨登山者的身影。學習經濟學的動機和目的有很多，但是學習經濟學是為了將自己從非理性的夢魘中拯救出來，這可能只有在那個獨特的時代才有。老余在20歲的時候就給自己制訂了一生的讀書計劃，他本來是讀哲學，讀黑格爾的辯證法，然后想學語義學，同時在看《資本論》，最后才接近了邏輯實證主義，并一步步走近了經濟學。后來的學生能夠騎著數學的快馬，迅速地占領經濟學的前沿陣地，但是，他們對經濟學的理解永遠不會像老余這一代人那樣刻骨銘心。
但是這一代人的悲劇恰恰在此。他們從思想的墳墓中爬出來，才能感受到自由空氣的可貴。但是，這種體會卻是無法與別人溝通的，因為別人都把自由的空氣視為理所當然。他們仍然習慣性地站在比較昏暗的地方，瞇縫著眼睛看在陽光中嬉戲的孩子，或許有幾分欣慰和自豪，又或許還摻雜了幾分嫉妒和失落。他們的悲劇在于，從學術進步的角度來說，他們當時的許多努力無非是證明不言自明的道理。比如老余早年的代表作《談談學習問題》，講應該全面地學習全人類的知識。它的時代背景在于當時號召的是讀老三篇，要把90％的時間用于學習毛選。此文一出，不脛而走，由于傳抄的范圍太廣，引起思想警察的注意，結果把老余關了十個月，要他交出底稿。老余死活不承認，他的朋友們也沒有一個出賣他的，最后只得把他放出來。歷史的發展如此富有戲劇性，短短二十年前的文章到現在就已經成了必須加上注釋才能讀懂的歷史文獻。這篇文章像是全文摘抄馬恩列毛語錄，這也是當時的風格，那就是必須把自己藏起來說話。老余對此非常拿手，他是當年的學毛選標兵，現在開會講話，有時候還會在不經意的時候冒出來一段毛主席語錄。
老余自己講他的精神支柱是理性主義和人道主義。因為有理性主義，所以他才能夠認同主流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老余非常重視方法論，每年總要給研究生和所里的研究人員開這方面的講座。這種對方法論的偏好可能來自于他的自學經歷，沒有正確的方法論，自我修煉多半會走火入魔。老余找到理性主義也是多次碰壁之后才體悟的，這段經歷也有好處，老余讀的書很多，學習經濟學的時候對經濟學的文獻掌握得很多，以至于在牛津讀書的時候，他的導師都甘拜下風。因為有人道主義，所以他不僅僅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經濟學家，而且是一個有良知的經濟學家。和許多當紅的經濟學家不一樣，老余交了不少下崗工人朋友。他自己在學問的追求上是近乎苛刻的完美主義，對那幫主流經濟學家的東西也經常百般挑剔，但對所謂的新左派，卻總是樂呵呵地聽他們隨便怎么講，表現出少見的寬容。他同情弱者，尊重長者，關心普通人的生活，提攜后學不遺余力，但是對所謂的權威卻往往不買賬。老余在國外交游甚廣，但他不像一般的“海龜派”天天往美國跑，反而結交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像馬來西亞的Martin Kohn，Jomo等。
老余身上強烈的民族主義更是讓我深受感動。根據我的觀察，很多英語學得好的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洋奴心理，他們一講起英語便覺得自己在心理上更親近那些講英語的洋人，和自己的同胞倒有幾分隔閡。老余是一個喜歡拿英語跟外國人吵架的異數，而且他跟外國人吵架的時候，英語講得比平時更好，甚至比他講中國話都流暢，那種綿里藏針、嬉笑怒罵、滴水不漏、一語雙關的吵架堪稱經典，聽得我倍覺淋漓痛快。我很羨慕地跟老余說，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練出來您這樣好的英語，也去跟外國人吵架。他毫不謙虛地說，這不僅是因為語言學得好，還是因為人格上有自尊和自信。蒙代爾教授曾經要到我們所里作報告，并接受所里榮譽研究員的稱號。我們所科研處的一個小姑娘負責和蒙代爾的一位中國助手聯絡。那位助手不知道為什么，忽然來了一封郵件，說蒙代爾訪問你們所將是你們的光榮，你們要準備花些錢好好招待云云。小姑娘拿不準是什么意思，去問老余。老余看了，氣壞了，當即回了封信說：是的，蒙代爾來是我們的榮幸，但是蒙代爾能夠來我們所也是他的榮幸，如果蒙代爾教授覺得來這里掉價，他愛去哪里悉聽尊便。結果那個助手慌忙回信道歉。這又讓老余著實得意了一回。
老余在所里的人緣很好。這是因為：第一，他為人正直，沒有私心。給他干活的人，他從來不會給額外的好處，但給他干活的人從來不會有怨言。這就是人格的魅力。第二，他是個洋溢著理想主義的人。他在所里的施政演講極富煽動性，總是講得大家熱血沸騰，愿意和他一起，不僅僅到所里上班，而且是到所里干一番事業。第三，他非常和善，沒有架子，你叫他余所長他不知道你是在跟誰說話，叫他老余，他就高興得咧嘴笑。和所有的書呆子一樣，他的軼聞非常之多，一邊工作一邊搜集他的笑話，也是件蠻愜意的事情。
我從老余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唯獨沒有學到他的那種讓貧窮閃耀光芒的理想主義。老余很窮。他是自始至終地窮。沒有做所長之前，老余還有時間在研究生院教課，貼補一些家用。本來他們家的開銷并不大，但是他的寶貝兒子參加了一個很棒的合唱團，經常到世界各地演出，有時候出國演出還需要家里承擔些費用。于是，只要兒子要出國了，老余就該夾著皮包去講課了。當了所長之后，他的收入狀況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改善。院里給所長們分房，別人慫恿老余趁此機會把新房子好好裝修一下，說得老余也有些動心。但是裝修到一半，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老余的錢不夠了，只得請朋友給他先墊上。老余總是勸我們要安于清貧，每聽到這些話，我的心里便黯然神傷。我知道像老余這樣至今仍然保持著20歲時候的執著和理想的經濟學家是越來越少了，像他這樣貧窮的經濟學家也越來越少了。我黯然神傷，還因為我清醒地認識到，指望老余改善我的物質生存狀況是沒戲了。未來的學者或許不再需要像我們這樣從睜開眼的那一瞬間便為養家糊口奔波，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和老余一樣，我們這一代人同樣需要拯救自己，只不過不是從非理性的夢魘中，而是從困窘的陰影中拯救自己。所以，我明知道老余看到這篇我寫他的文章會不太高興，會說我不務正業，但我仍然要寫出來賺點稿費。
（何帆，博士，經濟學家）
（選自2005年6月總第33期《建業》月刊）
我們關注這樣一些人：他們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或70年代，看電影《孔雀》會找到熟悉的場景，走到今天，他們已是社會的中堅。“時空變得模糊，我仿佛觀摩的是自己所處的時代。”
周末在家里看碟，看的是劉德華還比較年輕的時候拍的一部片子，叫《五億探長雷諾》。雷諾曾經是個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的年輕警察。他剛剛出道的時候，對當時香港警察的腐敗和墮落非常反感，出去巡邏的時候就是不愿和別人一樣收保護費。最后，他處處碰壁，不僅無法娶到心愛的姑娘，還被爛仔扁了一頓。受挫之后，雷諾頓悟了：原來改造社會的最好辦法就是順從社會。他學會了以黑制黑。他把黑社會的頭子們找來開會，讓他們在會上互相掐架，到快收拾不住的時候，他就出來發話了，三下五除二把事情擺平。實踐證明，這居然是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均衡。他當警長期間，香港的社會治安很好，發案率極低，但是他也背地里罩著賭場、妓院和毒販，黑白兩道通吃，最后自己聚斂了超過五億元的家財。
時空變得模糊，我仿佛觀摩的是自己所處的時代。這些年來我閱歷人生，看夠了草莽中豪杰輩出，江湖上人頭攢動。多少當年的熱血青年，在頭破血流之后脫胎換骨，或者漸悟，或者頓悟，學會了生存的規則。說實話，我對那些在現在的競爭規則下脫穎而出的人的確佩服之至。他們是智商最高的一群人，因為他們必須分清哪些是需要遵守的規則，哪些是不需要遵守的規則；哪些是表面上要遵守的規則，哪些是背地里要遵守的規則；如果是需要遵守的規則，遵守到何種程度才是最優。他們必須學會對私利的尊重但又不能貪婪；他們必須敢于冒險但又不能赤膊上陣。他們要在隨波逐流中把握自己的方向。皮囊已銹，但污何妨：他們已經達到了至高境界：在墮落中升華，在俗世里超脫。當叢林中的生存法則勝過了星空下的道德戒律時，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接著看《雷諾傳》，還有下集。到了20世紀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了。這個機構直接隸屬英國女皇，專門掃清公職人員的腐敗。有意思的是，雷諾的兒子從海外歸來，進了廉政公署，而且他最開始要辦的第一個案子，就是抓他爸爸。
電影里面最后讓雷諾和孩子和解了，一起懲罰了真正的惡棍，這是個令人遺憾的敗筆。我更想把這個野史故事看做歷史的寓言。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但饒是英雄一世，最終難逃落寞結局。我們的下一代人一定會比我們頭腦簡單：他們只需要遵守一種透明、公正的規則就行了。我們的下一代人一定比我們生活單調：規則減少了他們生活中的不確定性，也讓他們的生活少了幾分刺激。但是，這些頭腦簡單的孩子會回過頭來清算我們。他們只認識黑和白兩種顏色，他們會拿那個時候的規則裁判我們這一代的罪過。盡管他們的幼稚和固執會讓我們討厭甚至鄙夷，盡管我們想跟他們說，孩子，你不懂，但是，我們很快會發現所有辯解都會變得蒼白無力、不合時宜。歷史根本就不會給我們留下任何辯解的機會。在血氣方剛的孩子面前，雷諾感到蒼老了。
歷史的演進常常充滿了戲劇性。美國經濟學家西蒙曾經回憶，在他年輕的時候，美國也是腐敗盛行、官員的態度蠻橫無理、假冒產品充斥市場。但是，就連這位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大師也沒有弄明白的是，當他成年之后，也就是在10年、20年左右的時間內，美國的政府行為和市場秩序突然有了明顯的好轉。這就是社會轉型的自然規律？但愿如此。
我經常想到我們的上一代人，他們比我們少一些物質，但多一些理想，我們應該對他們多一些懷念；最近我開始想到我們的下一代人，他們比我們單調，但比我們純潔，我們應該對他們多一些敬畏。
（何帆，博士，經濟學家）
（選自2005年4月總第31期《建業》月刊）
黃鐵鷹先生現在遙遠的澳洲，曾擔任香港華潤創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香港勵致洋行董事局主席，北京置地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深圳萬科地產公司董事，現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訪問教授。在黃鐵鷹先生《斗大黃金印》未結集成冊前，《十二人農莊》已被月刊主編打印裝訂并不遺余力地推薦給友人。《斗大黃金印》出版后，編輯部更是人手一冊。“第二故鄉”專題出刊之際，黃鐵鷹先生將其2001年舊作《歧視》系列中的兩篇再次與讀者分享。
北京女人
我1955年出生在東北長春市，在城里長到16歲下鄉，后來到東北另外一個城市當會計。24歲第一次踏入山海關到北京讀大學，一直讀到研究生畢業。31歲從北京到廣東謀職，33歲到香港做生意至今，現已45歲。從東北出來就離老家越走越遠，越走越靠海，越走經濟越發達，越走越受歧視，越走還越想走，現在居然把家搬到澳洲的墨爾本。
年輕時受人歧視很生氣。記得1979年在北京讀書放假趕火車回家，公共汽車人很多，好不容易擠上去，手提的旅行袋沒處放就擠在人腿中。在我旁邊一個梳短發三十多歲的北京女人拼命推我的包，我問：“咋地了？”她大聲并夸張地學著我的東北口音說：“還咋地了！”周圍有幾個北京人轟地笑了起來(東北話在北京人聽起來很土又很好笑，有一部分北京人有天然嘲笑東北口音的習慣）。接著那個女人惡聲惡氣地說我的包擠得她腿沒地方放。我說對不起地上全是泥水（那天下雨車廂地上很臟）。實際上當時地上全是人腳沒放包的空隙了。她說那也不能擠別人，乘公共汽車怎么能帶這么多東西。我說了一句，你這么怕擠為什么不去坐小汽車（當時出租車還不普及）。她一下惱羞成怒沖我大罵起來：“你看你那個德行，上個大學有什么了不起。”那時大學生自我感覺都很好，特別是好學校的出門都戴校徽炫耀。她越說越氣，汽車一晃我的包更擠了她一下。她一下把我的包按到地上；我想把那包再拎起來。她大喊說不行并踏上了她的一只濕腳。全車廂的眼睛刷的一下都盯向我，我的血呼的一下沖到臉上，這個女人的突然舉動把我搞得完全不知所措。我不敢打她因為她是女人，我也不能同她講理因為她不講理，我更不能同她罵因為我的滿口東北話換來的一定是滿車廂北京人的嘲笑。我在全車廂人的注視下，把臉轉向車窗可手依然拎著那被她踩著的旅行袋。盯著外面車水馬龍，我就想端支沖鋒槍站到大街當中把所有人全掃倒。那只踩著旅行袋的腳就像蹬在我臉上，臉熱得燙手。當她在我前一站以全勝者的姿態下車時還余氣未消，那只一點兒不像女人的腳更加重踩了一下我的旅行袋。盯著她下車的后背，我一閉眼把那沖鋒槍一梭子子彈全射進那個滾圓的后背。我知道我碰上一個有點過分的北京女人，但如果我是北京人她一定不會對我這樣過分。我在北京住了七年，以后又去了無數次，我始終無法欣賞三十多歲講北京話的女人。我知道我這是偏見，但正不過來，因為那個女人把一個二十多歲東北漢子的臉徹底抓破了。
從那以后，我很注意我的東北發音還特意學了幾句北京土話。當我回到東北，不認識我的人說聽我講話是北京人，我有時候還真不想否認。因為北京的確比東北好，盡管我不是北京人但我擦了個北京的邊就覺得我也北京了。
倫敦的士佬
1999年去倫敦，同一個香港朋友打出租車。開車的是個五十左右禿頭的白人，一上車他就問我們是不是日本人。我們說是中國人。他馬上說：“中國人，那你們好哇，一個男人可以找幾個老婆。”我說：“什么？”他說：“就是妾。”妾這個詞是個不常用作口語的英文詞。我為了確認我是不是聽對了，我說：“你說的是concubine？”他說：“是。”他哪知道我剛剛從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出來，正為那里展出的被八國聯軍搶來的還堂而皇之寫著“可能來自北京圓明園”的中國文物而生氣。我馬上回答說：“是，我這次來英國就是來會我的兩個英格蘭妾。”他轉過頭瞪大眼問：“什么，你是說你有兩個英國太太？”我說：“不是英國太太，是兩個英國妾。”他有點不相信地說：“那你一定很有錢了，你是做什么生意的？”我說：“軍火，專門向北愛爾蘭軍出口。”他感到不對味了，哼了一聲不再理我。
我那朋友祖籍上海，出生于香港，本科讀英國牛津，研究生拿的是哈佛的碩士，現任職世界最大的一家投資銀行。他用中國話跟我說，你太敏感了，別以為英國人都有文化，有些人一輩子也沒出過國。他可能一本中國歷史書都沒讀過，他那點中國知識可能就從像他那樣水平的人嘴里或電影里得來，他可能真的認為中國還可能妻妾成群哪。我說，我沒法不敏感。對他，我是留辮子中國苦力的后代；對我，他是趾高氣揚的殺入北京的八國聯軍的后代。我爺被他爺打敗了，誰都可以揭這疤就他不行。我又說：“你當然說得輕松，你爺帶你爸1949年從上海拿著大把金條跑到香港，香港人當然不會歧視你。你爸又娶了同樣從上海跑到香港的你姥爺帶來的你媽生了你，你含著不說金鑰匙也起碼是銀鑰匙在香港長大；又到英國最古老的大學受教育，還不夠又到美國最好的大學讀商學院；畢業又受雇美國的最大投資銀行回香港做，你當然不敏感了。我可是在北京被人稱東北人，在廣東被人喊北方人，到香港又被叫大陸人，到國外又是華人，這么一路受歧視過來的。”他剛說“不對，”我又搶著說：“什么不對！你們他媽一個香港華人還捐錢給這個大英博物館，讓他媽英國人在里面修個中國館專擺從中國搶來的東西在全世界面前羞辱中國人。剛在里面羞辱完了，一出門又碰到這么個傻帽英國司機，我能不敏感嗎？下車！不坐了。”我越說越氣，我向那傻帽英國司機大喊一聲：“停車。”他不解地問：“你們不是去酒店嗎？”我說：“不去了，先會我的英國妾去！”
下了車后，我那朋友說：“你怎么跟我發上火了。”我一想也是，憋不住地一下笑起來，說：“英國人咱不敢罵，反正香港回歸了我就欺負欺負你吧。”他說：“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么。你那些事我都碰到過，你知不知道牛津有多少貴族家出身的學生？那些人連英國人都瞧不起，何況我一個殖民地來的外國人。我再告訴你克林頓牛不牛？可美國東部那些傳統的望族仍然看不起他，并不是因為萊溫斯基的事，而是嫌他出身低下舉止粗俗。這世界從有人那天就沒平等過。你急什么急？你有效生命頂多六七十歲，你只有好好完善你自己的份兒，你如能經常飛頭等艙住五星酒店，受歧視的可能性就少；反過來你再少歧視歧視別人，就算對得起這個世界了。一個人改變自己都那么難，你還想改變別人？發達國家為什么會有人歧視華人，這就同你們東北城里人歧視鄉下人，北京人歧視東北人，廣東人歧視北方人，香港人歧視大陸人道理一樣。”
他說得對！發達國家有相對不發達的人，這些人中又有一部分想發達又發達無望的人；他們就要找比他們還不發達的人出氣。看來我再走就應該去非洲了。
（黃鐵鷹，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訪問教授）
（選自2005年8月總第35期《建業》月刊）
我是上世紀50年代出生在中國大陸的人，我們這樣的人對如何活得有意思的思考，遠遠不及對活得有意義的思考，因為我們是在一個沒有選擇的社會環境中長大的。
我們都知道人活著應該做有意義的事，改革開放前，我們相信要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奉獻；改革開放后，我們相信要做對自己有意義的事——升官和賺錢。總之，有意義的事都是功利的，因此，也就不太在意個人是否喜歡；除非實在受不了，或者被人淘汰，否則一定是頭懸梁、錐刺股、愚公移山、胯下受辱地堅持下去；最后或者守得云開見日，或者郁郁寡歡不得志。
相反，有意思的事應該同有意義的事不一樣，首先它應該不是功利的。比如，上世紀90年代山東濰坊一個農民，迷上了造飛機，把全家的積蓄花光，用了兩個北京吉普的發動機，硬把一個飛機送上60米高空飛了一圈，最后，這位農民飛機制造者死于一次試飛中，死后還給家人欠了一筆債，因為他的飛機掉到鄰村一個豬圈，砸死一口老母豬，人家要他老婆賠。他活著的時候，電視臺曾采訪他，他面對鏡頭的笑讓我心動，那絕不是50多歲中國男人那種局促、不自然、點到為止和皮笑肉不笑的笑，而是頑皮、天真、天馬行空、毫無拘束孩子般的笑，我笑不出來他那種笑!
前段時間，在電視上看到四川樂山出了一個“飛人”，那是一個已經60多歲的、上個世紀6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50多歲時突發奇想，要玩滑翔傘。沒有錢，自己做，他的滑翔傘被當地人稱為“大風箏”。經過幾年艱苦卓絕的試驗，這個“怪人”居然用他的大風箏從樂山最高的山飛下來。后來同外國愛好者一起比賽，他的“大風箏”和自學成才的飛傘技術把外國飛傘者嚇了一大跳；外國的傘也讓他開了天眼！于是，他離了婚，賣掉房子，買了一把外國傘，對著電視機說，他要把中國大山都飛遍！只不過最后一個鏡頭，讓我感到他有點不太有意思了——他在山頂要飛之前大聲喊著：“我要飛！我要讓世界的目光集中在東方！”我想他在做傘和鼻青臉腫學飛時，一定不是要讓世界看著他，只不過是著迷于斯罷了；可惜，一上鏡頭，這代中國人活得有意義的慣性又起作用了。
看來活得有意思和活得有意義有時也不是涇渭分明，人不能完全脫俗，別人的掌聲會讓有意思的事變得更有意思。但是，上面這兩個人為贏得掌聲的目的應該是排在自己覺得有意思之后，因此這兩個人就屬于自己活得有意思、別人也覺得他們有意思的人。
還有一些人，像我這樣，自己沒覺得活得有意思，但別人覺著挺有意思。比如，我從小到大沒有培養出一樣特長，文藝不行、體育不長，此事一直讓我自卑到現在，我曾經多次自問：如果我是另外一個人，我會不會喜歡同我這樣乏味的人交往？因為沒有愛好，就只能隨波逐流，于是當過幾年農民，干了幾年會計；做了幾年生意，講過幾年課；寫過兩本不暢銷的書，還跑到澳洲混了個二等公民，總之，干什么都沒有登上珠穆朗瑪峰！為什么？因為干著干著就覺得沒意思了。因此，自然沒有上面那兩位的瘋狂，也沒有老胡的韌勁和王石的膽量。可是這次鐘慧和小白讓我知道了，我這樣的人在一些人眼中也算活得有意思，這讓我可以聊以自慰一番——讓我又感到活得有點意思。看！我的有意思主要是建立在有意義上——能贏得別人的掌聲才算有意思。我估計像我這樣的人不在少數。這就是為什么很多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爭著搶著讓他們學鋼琴、學跳舞、學畫畫……我想他們一定是對自己沒意思的人生不滿意，所以想培養他們的后代不要像自己這樣沒意思。
還有一些人，可能別人沒覺得他們有意思，他們自己卻覺得有意思。我在北京天壇北門對面，發現有一大片北京上世紀70年代的貧民區，快奧運了，來不及扒，當地政府就建了一圈古色古香的墻把這塊不和諧圍在里面，外來人只有進去才知道里面的乾坤。這里住著至少幾千戶最低收入的北京人和最低收入的外地人，其中很多人是做小生意撿破爛掃馬路當保安和向這些窮人出租住房的人。與他們一路之隔的廣渠門路北，就是一大片以新世界為首的現代建筑群，這邊房子的平均售價是每平方米2萬元以上。也就是說貧民區這邊的人，假設每年賺2萬元，一年不吃不喝才能買一平方米的新房。由此推斷，不發橫財，這些人是不可能有住上那樣新房的奢望。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們中一些人有意思地活著。七月份北京傍晚炎熱，胡同里自然比只能放下床的屋里涼快，于是每家都把矮矮的飯桌搬出來。不僅如此，誰家有好菜了，幾家男人就湊到一桌上喝酒；那個拎著昨天喝剩的半瓶二鍋頭，這個捧著從旁邊小店買的兩瓶啤酒，圍著一鍋白白的蘿卜燉羊肉喝起來。每個人都光著膀子，叼著煙，邊吃邊搓著身上的泥“犄角”，大聲侃著天下奇事。此時在他們桌邊走過的外來人都成了貪婪的看客。
他們活著有意思嗎？我相信至少那一刻，在羊肉和二鍋頭酒合成的特殊香味作用下，坐在天子腳下，肆無忌憚地打量著那些形形色色、渾身淌汗也不脫衣服、滿世界奔波的男女，他們心里感覺挺愜意的：他媽的，窮有窮的自在，黃泉路上無老少，都瞎忙活啥？還不如趁著牙口好，吃兩口喝兩口！
由此可見，人活得是否有意思，不僅有自己感覺和外人感覺的差別，而且在人生不同階段和面對不同事情時，同一個人的感受也有不同：有時我們覺得活著挺有意思，有時又挺沒勁的。
我在澳洲有一對朋友，去年75歲的丈夫給71歲妻子的圣誕禮物是一輛二手澳洲本地產的敞篷跑車。我們去他們家串門，做了一輩子護士的老太太迫不及待地打開車房，讓我們欣賞她那輛有款有型的黑色大玩具。她興奮地說，現在孫子們特別愿意來，第一件事就是讓奶奶帶他們兜風。戴著大墨鏡、太陽帽的奶奶就把音響開得震天響，輪番帶著孫子們滿街跑。我問老頭：“怎么想起買這么個禮物？”老頭說：“今年圣誕前，我問她想要什么？她說要跑車。我去車行轉，正好有這輛，就給她買來了。”我說：“你先生一定特別愛你，你真幸福!”老太太沖我俏皮地哼了一聲，不置可否。她那位做了一輩子銀行經理、老實巴交的先生好像有點內疚似的跟我說：“她從18歲時就想擁有一輛跑車。結婚后我們連生四個孩子，再加上股票投資失敗，直到現在才有能力圓她這個夢！”原來老太太年輕時是個美人，又出生在倫敦一個有錢人家，18歲時被這個曾當過飛行員的小伙子迷住，冒著家庭的反對跟他跑到非洲，之后又移民到澳洲，過了一輩子緊緊巴巴的中產階級生活。我問老太太：“你這一輩子是不是特有意思？”老太太眼神愣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說：“有什么意思？這就是生活。但，現在我覺得很有意思。”
可不是嗎，即使是看慣了特立獨行的澳洲人，也感到她現在挺有意思的。
其實，活得是否有意思還有文化因素，讓一種人感到有意思的人生，在另一種人看來可能稀松平常。
我們家鄰居是一個讓我感到很有意思的人，他今年68歲，除了愛好板球和澳洲足球外，還能蓋房子，木工、電工、水暖管道、室內裝修、泥水瓦匠活兒樣樣精通。精通到什么水平？他可以一個人獨立蓋一幢400平方米的兩層樓，也就是中國人眼中的真正別墅。他35歲之前是個郵局職員，年輕時為了發揮他的業余愛好，傾盡積蓄買了一塊50畝的土地，他用了5年，自己動手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座房子。可是房子蓋好后，老婆跟別人跑了，給他留下三個孩子，不僅如此，這座房子也歸前妻了。于是，他辭了郵局的工作，在屬于他的另外一半土地上，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再蓋房子。這次用了8年蓋了一座400平方米的別墅。他靠什么生活？靠給別人打零工。街坊鄰居有活兒首先就找他，因為他的價錢便宜。為什么便宜？因為雖然他什么都能干，而且干得非常好，可是他什么施工執照都沒有，完全是DIY（自己動手做）。當然，他只收現金，因此不需要繳稅，收入也不少。我問他：“像你這樣那么年輕就沒有正式職業的澳洲人多不多？”他說：“我怎么沒有職業？我是一個builder，只不過是一個不被官僚們認可的builder，但是，市場和我自己承認我的職業！要知道大多數澳洲人，一輩子也就掙一套房子，我可是掙兩套房子。為什么，除了我努力之外，我自己給自己蓋房子，沒有工資也不用繳稅，也不用承擔那些高昂的學徒成本和監管費用。但是千萬不要以為我占了別人的便宜，我雖不繳稅，但也沒領過救濟金。像我這樣的人很多，我們是自己雇用自己！”
寫到這里，說了這么多有意思的人，還沒有接觸到文章的主題——怎么才能做一個有意思的人？正當我文思不暢時，一個在墨爾本大學學建筑的中國小伙子來我家，他看到了這篇半成品，他說：“叔叔，我想補充一點，不知對不對？我覺得壞人好像比好人都有意思。比如說年輕人找朋友，都想找那些有點放蕩不羈、我行我素、敢于突破道德界限的人。”我說：“你是說你想找一個跟誰都隨便睡覺的女孩？”小伙子說：“當然不是，找朋友的標準和結婚的標準是不同的！你們這代人，怎么把什么事都混到一起？”這小子毫不客氣地給我上了一堂課。我有點不甘心，我說：“壞人無非是人群中的少數，少數自然會吸引眼球，這同他們是否有意思沒有關系。”他說：“不對，好人也是人群中的少數，可是為什么大家更注意看那些壞人的事？比如：黑社會、盜竊、色情、兇殺、通奸永遠比雷鋒做好事那類故事吸引人。”
我靠，可也是呀？！
文章寫到這兒，更亂了。
我總不能說：做壞人就能成為一個有意思的人吧？
完稿后我又見到了那對澳洲老夫妻。先生前一天查出前列腺癌，次日我去看他，老兩口一人手里拿一杯葡萄酒正大喝呢，說：我們這個歲數的人該有事了。
（黃鐵鷹，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訪問教授）
（節選自2007年12月總第61期《建業》月刊）
⊙ 10月30日，在由大河報主辦的“信陽國際茶城杯·大河報2011信陽秋季房交會”上，信陽城市公司獲“信陽城市人居杰出貢獻獎”。
⊙ 11月4日，集團2011年第十屆營銷系統營銷沙龍在集團多功能廳召開。
⊙ 11月6日~18日，集團董事長胡葆森與復星集團郭廣昌、萬通集團馮侖、新浪網曹國偉等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理事共同出訪美國，成為近期中國商界備受矚目的焦點事件。11月17日，《大河報》、《河南商報》、《經濟視點報》等省會主流媒體針對此事進行了深度報道。
⊙ 11月10日，“頭腦風暴——謀劃2012”茶話會在至尊紅酒會所成功舉行。
⊙ 11月12日，焦作建業·壹號城邦一期首批開盤選房。
⊙ 11月17日，新浪房產官方微博推出全國房企微博影響力排行周榜（11月7日~11月13日），集團官方微博首次榮登十佳。
⊙ 11月18日，集團高級工程經理培訓班全體學員赴建業學堂開始第四次集中培訓。
⊙ 11月22日，由零點研究咨詢集團主辦的2011年首屆零點民聲“金鈴獎”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集團的“建業在傾聽”品牌案例榮獲首屆“零點民聲金鈴獎”——“用戶之聲”企業獎之“服務前沿獎”。
⊙ 11月25日，清華大學MBA河南同學會一行對集團組織參觀訪問。
⊙ 11月26日，由河南日報報業集團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的中原經濟盛會——大河財富（中國）論壇2011年年會暨2011中原經濟區建設者大會，在鄭州開幕。集團董事長胡葆森受邀出席并作為重要嘉賓在大會上發表主題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