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YE MAGAZINE
中國經濟未來的出路在告別“強盜邏輯”。
——中國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在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進行對話時說，按照強盜的邏輯，就是靠政府的力量、政府的干預去解決中國的問題。因為只有市場的邏輯在創造財富，強盜的邏輯只是在分配財富。
我覺得我女兒很冤，從古至今有三個人最冤：竇娥、趙作海和盧星宇。我女兒是“天下第三冤”，她捐了現金、捐了青春，還招人罵，太冤了！
——天九儒商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世界杰出華商協會執行主席盧俊卿為女兒、中非希望工程執行主席兼秘書長盧星宇抱冤。24歲的“富二代”盧星宇因被曝出掌管著高達20億元人民幣的中非希望工程善款，不久前成為網絡輿論新熱點。由于她也在微博上發布了許多旅游和出入高檔酒店的照片，中國網民稱她為“盧美美”。
一人之未來，在于其文化整合能力；一國之強盛，在于其社會資源整合配置能力；一人之管理或一國之治理，主旨即在整合有限資源，做出有效利用；其能力標準體現于低成本、高價值發展。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
——最近，有一篇傳是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查良鏞）上書溫家寶的文章，在北京少數知識分子中傳閱。
競選過州長的他懂得媒體是怎么回事。
——央視著名主持人芮成鋼評新任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他總是抓住一切場合和機會不遺余力地宣傳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只說美國的好，少提美國的差。這是他的工作。他可能是歷任美國駐華大使中最愿意展示自己，也最善于展示自己的人。從背包喝咖啡，到坐旅行車，坐經濟艙，都精準得到拍攝傳播議論。
高調的批評容易，克制我們人性的弱點卻很難。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認為，大家對于媒體報道“丑聞”的無聊都有理智的認識，但同樣也會在感性上樂此不疲。因此當許多人嚴詞指責媒體報道的失當或者互聯網的局限時，也要看到媒體的困局其實是人性矛盾的一種表現。
就像美國動畫片《反斗奇兵》（Toy Story）中每一件物件都好像有生命，等著別人再把它們找出來，個個都想出鏡。
——在威尼斯影展獲獎的香港電影《桃姐》監制兼編劇李恩霖談在創作過程中，他去整理家傭桃姐（即電影主人公藍本）放在兩個樟木箱里的遺物，發現里面都是自己和姐姐的幼稚園校服、話劇戲服，甚至兩人的舊尿布……記憶片段幕幕如放映機般重播。
民主不能確保結果一定正確，但能保證錯誤只是暫時的。
——深圳鴻儒堂文化傳播公司董事長覃彪喜最近在微博貼出“1994年臺北市長選前辯論會”全程影片，引起中國網民熱議。覃彪喜長期關心兩岸議題，認為臺灣最好的旅游景點絕非故宮、阿里山或日月潭，而是臺灣的“民主政治”。
企業要擁有自己的“井岡山”，自己的根據地。
——老胡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認為，企業不僅要有自己的根據地，還要擁有自己的絕活，就是核心競爭力。民族經濟發展需要中國企業躋身世界500強，但更需要名不見經傳的企業實現發展，成不了世界500強也并不影響企業成為偉大的企業。老胡希望通過自己的尋道，探尋一條道路，給更多的企業，更多做不成500強夢的企業一個啟示。
維基百科：互聯網精神的旗幟
如果盤點最能代表互聯網精神的網絡應用，維基類網站絕對是當仁不讓的主角，而在其間最有影響力的代表是維基百科及維基解密。
維基（Wiki）精神有兩個核心的要素，其一是原創精神，另一方面，則是懂得如何理性地與其他所有人進行知識分享與合作。而維基百科則是維基精神的最好詮釋。首先，維基百科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包含人類所有知識領域的百科全書，而不是一本詞典，一個在線的論壇或其他任何東西。其次，計劃本身也是一個wiki，這允許了大眾的廣泛參與。維基百科是第一個使用wiki系統進行百科全書編撰工作的協作計劃。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維基百科是一部內容開放的百科全書，內容開放的材料允許任何第三方不受限制地復制、修改，它方便不同行業的人士尋找知識，而使用者也可以不斷增加自己的知識從而充實自己。當然，因為維基百科是對公眾完全開放的，其中難免含有許多錯誤、偏見和重復，但這依然無礙于維基百科在人類文明傳承中的重大意義。
而相對于“溫和儒雅”的維基百科，維基解密則來得更具顛覆性和攻擊性。Wikileaks（維基解密）是一個大型文檔披露及分析網站，成立于2006年12月，目的為揭露政府及企業的腐敗行為。成立伊始，該網站即聲稱其數據源不可追查亦不被審查。“維基解密”沒有總部或傳統的基礎設施，該網站依靠服務器和數十個國家的支持者，它本身具有秘密特征，相對而言很少受到律師或地方政府的壓力。使它名聲大震的是，2010年7月26日，“維基解密”在《紐約時報》、《衛報》和《鏡報》配合下，在網上公開了多達9.2萬份的駐阿美軍秘密文件，引起軒然大波。
誠然，維基解密的大膽行為某種程度上帶來許多外交事故，而其創始人阿桑奇也被美國副總統稱為“高科技恐怖分子”，但毋庸置疑，維基百科勇敢地向世界披露了世界政治及各國政府諸多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和機密文件，也使普通人有機會對各國外交政策和西方民主價值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更從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政府行為的更加透明、公開。
云計算：互聯網世界的未來
某種程度上，云計算在普羅大眾心中的印象有點類似相對論橫空出世時的情形——雖然大眾都已了解它理論上的重要性，但并沒有多少人透徹理解這一理論。
概念上講，云計算（Cloud Computing）是網格計算、分布式計算、并行計算、效用計算、網絡存儲、虛擬化、負載均衡等傳統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發展融合的產物。它旨在通過網絡把多個成本相對較低的計算實體整合成一個具有強大計算能力的完美系統，并借助SaaS、PaaS、IaaS、MSP等先進的商業模式把這強大的計算能力分布到終端用戶手中。云計算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通過不斷提高“云”的處理能力，進而減少用戶終端的處理負擔，最終使用戶終端簡化成一個單純的輸入輸出設備，并能按需享受“云”的強大計算處理能力！也就是說，云計算的核心思想，是將大量用網絡連接的計算資源統一管理和調度，構成一個計算資源池向用戶提供按需服務。有人打了個比方：這就好比是從古老的單臺發電機模式轉向了電廠集中供電的模式。它意味著計算能力也可以作為一種商品進行流通，就像煤氣、水電一樣，取用方便，費用低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通過互聯網進行傳輸的。
目前，幾乎所有的重要互聯網企業和電信服務商都在云計算領域投入重兵并部分付諸實踐。而對于普通的用戶來說，云計算帶來的網絡體驗也足以使人振奮：在未來，只需要一臺筆記本或者一個手機，就可以通過網絡服務來完成我們需要的一切，甚至包括超級計算這樣的任務。
微博：個人互聯網時代的標志
提到微博，就會立刻讓人想起微博女王姚晨。突破600萬（時點為2010年12月）的粉絲，讓人不得不對微博的影響力再次刮目。時下，如果你沒有微博，或者不知道微博，一定會被認為是火星人。不少人熱衷于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正在經歷的事件和心情，與粉絲分享。公共場合，你會看見不少人低頭擺弄手機，不用猜，多數都是在更新微博。
相對于博客來說，用戶的關注屬于一種“被動”的關注狀態，寫出來的內容其傳播受眾并不確定；而微博的關注則更為主動，只要輕點“關注”，即表示你愿意接受某位用戶的即時更新信息；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對于商業推廣、明星效應的傳播更有研究價值。同時，對于普通人來說，微博的關注友人大多來自事實的生活圈子，用戶的一言一行不但起到發泄感情、記錄思想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維護了人際關系。
微博上，140字的限制將平民和莎士比亞拉到了同一水平線上，這導致大量原創內容爆發性地被生產出來。微博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真正標志著個人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微博即時廣播的方式能否真正形成一種意見領袖的圈子，以類似名言警句的模式來發展成社會圈子的大舞臺，也未可知。用微博每天記錄我們的意見和感受，也會成為一部心靈的成長史。
人立方：網絡社會關系網
當人肉搜索是否入刑法還在爭論不休時，一款更囧更強大的搜索引擎——人立方搜索驚現江湖。它可以在瞬間為你理出一張“關系網”，輸入你的名字，就會出現你的社會關系，一場網絡江湖的搜索大戰拉開序幕。
人立方關系搜索是微軟亞洲研究院開發設計的一款新型社會化搜索引擎，它能從超過十億的中文網頁中自動地抽取出人名、地名、機構名以及中文短語，并通過算法自動地計算出它們之間存在關系的可能性。人立方搜索的創建理念來自“六度空間”，只要隨便輸入一個人物，人立方搜索將給出該人物的關系、網頁、資訊、簡介等眾多內容。本詞條對人立方的功能、特點、原理、設計理念等給出了詳細的介紹。
通過對訪問頁面的跟蹤分析，人立方項目的技術人員繼而發現了幾個有趣的現象，大部分人搜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朋友或者夢中情人的名字；任何人都和張三有聯系，不信你試試看，從你的名字開始，經過不超過6個鏈接，你就會在人山人海中找到張三。在這里，你能搜索出李宇春是姚明的妹妹，比爾·蓋茨居然同潘金蓮扯上了關系，而四川地震中那只著名的豬——豬堅強也同潘石屹攀上了親。
“如果你愛他，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你很快就會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他，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因為那里是地獄”，這句網絡名言幾乎成了人肉搜索的代言詞，現在這句名言改為“如果你愛他，把他放到人立方上去，你不僅會知道他的一切，還會知道同他有關的人的一切”則更合適。
社交網站：大了天地，小了格局
有這么一個著名的數學領域猜想，名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中文一般譯作六度分割理論或小世界理論等。它指出：你和任何一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的人不會超過六個，也就是說，最多通過六個人你就能夠認識任何一個陌生人。
社交服務性網站的發展完全驗證了這一真理。個體的社交圈會不斷地擴大和重疊并最終形成一個大的社交網絡，在此類通過“朋友的朋友是朋友”原則實現巨大成功的社交網站中，Facebook是最典型的代表。
我們可以足不出戶便知曉所有朋友的動向，和千里之遙的陌生人結交只需動下鍵盤鼠標，如果你想，可以毫不費力地和失去聯絡多年的同學重逢，如果你有心儀的姑娘，還有虛擬禮品可以替你吐露心聲……前提只需要對方也是社交網絡的用戶，人和人往來交互的那點兒事，估計只有你想不到，沒有社交網站做不到。
好吧，讓我們算算有多久沒有回家看望父母了，最后一次和他們交流是否令你覺得代溝堪比馬里亞納海溝；有多久沒有呼朋喚友盡興玩樂了，最后一次參加同學聚會是否令你覺得溝通遠沒有從前順暢；有多久沒有和身邊那個人促膝長談一次，最后一次坦誠相對大概要追溯到初戀的純真年代……現代生活使得我們口中最頻繁的詞匯便是“忙”、“沒時間”，可是，要知道艾瑞網絡用戶行為監測的數據顯示，中國4.2億網民中的三分之一同時是社交網站的用戶，而這些人每周花在社交網絡上的時間平均超過8小時。
此消彼長，就這樣，網絡社交的興起必然帶來現實社交的障礙，我們每在虛擬社交網站中關注一個人，也許就要在身邊日常生活中忽略一個人。社交網站為人們帶來交流的無限天地，可現實社會的彼端我們的社交格局卻日益變窄。如果，我是說如果，你有在社交網站的個人主頁上發信息抱怨天氣突變的時間，倒不如去個短信給身邊朋友，提醒他們降溫需保暖。
iPad：時尚產品的變革力量
喬布斯率領他創意無限的天才設計團隊，從iMac到iPhone，從iPod到iPod touch，一路攻城略地，占據著高端電子消費品市場的頭把交椅。它是被咬了一口的誘人“蘋果”，它的美、它的貴、它的獨特與智慧，讓多少人趨之若鶩而又望塵莫及。
蘋果手機的面世，一度抬升了美國青少年犯罪率，它的奇妙樂趣俘虜了無數年輕的心，但伴隨著不菲的身價，擁有自己的“蘋果”產品始終還是件奢侈的事情。于是iPad來了，這個介于蘋果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產品之間，通體只有四個按鍵的“小方塊”，以幾乎是iPhone4一半的親民價格，毫不吝嗇地提供著瀏覽互聯網、收發電子郵件、觀看電子書、播放電影音樂等多種功能。iPad的出現，毫無疑問地再次引發了一場平板電腦的新風潮，屬于它的時代裹挾著微博、社交網站一起，交織于我們的時尚生活。
也許iPad的到來，改變的不只是你的生活。新聞集團全球首份基于iPad平板電腦的電子報紙The Daily有多“潮”，最新的答案是你將在全美收視率最高的職業橄欖球比賽中場，看到它價值300萬美元的廣告。而早在它推出之前，便有評論認為iPad將改變出版行業。在新媒體異軍突起的年代，網絡、手機、移動電視、平板電腦等猛烈沖擊著作為紙質傳統媒體的報紙。而更糟糕的是，正在成長的青年一代通過報紙獲取信息的比例在持續下滑。在以報業為代表的傳統媒體亟須轉型的情況下，iPad會是“救世主”嗎？考證這一點也許還需要時間。希望iPad帶來的巨大應用平臺，能真的掀起新興傳播方式的浪潮，而絕非一時的流行風潮。幫助人們重拾對于閱讀的興趣，似乎能使它“潮”得更有意義。
谷歌地圖：世界盡在眼前
谷歌地圖（Google Maps）是Google公司提供的電子地圖服務，包括局部詳細的衛星照片。能提供三種視圖：一是矢量地圖（傳統地圖），可提供政區和交 通以及商業信息；二是不同分辨率的衛星照片（俯視圖，跟Google Earth上的衛星照片基本一樣）；三是地形視圖，可以用以顯示地形和等高線。
2005年9月，Google和北京圖盟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出版中國大陸地區的谷歌本地，標志著谷歌地圖進入中國，其實谷歌地圖的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其他地區的服務已經是完成階段。在北美的部分地方，還開通了“街景視圖”服務。使用者可以通過街道上的視角查看街景（例如公交車站、商鋪等）。香港版本于2008年7月推出。可以讓使用者搜尋餐廳，亦可以建立自己的地圖，與其他使用者分享有關的照片和評論。其他功能包括路線查詢，可以顯示兩個地點之間的距離和行車時間。中國大陸的谷歌地圖在經歷了剛進入市場的不適應之后，也迅速調整了戰略，提供了行車路線與公交路線的查詢。
使用谷歌地圖，我們在獲取便利的同時，一股不安全感也包裹著每一個人：我們每天都生活在一雙巨大的眼睛下，它無形地隱藏于你的日常生活，熟悉我們身邊的一草一木，甚至你何時出門、車牌號多少它都了如指掌。不可否認的是，它讓世界袒露在你我面前。最直觀的收益是我們再不用像以前的旅行者一樣拿著一張寫滿蠅頭小字的地圖到處問路了，只要輕輕地點擊鼠標，一條條路線就會清晰地鋪展在你面前，甚至連路程和所需時間谷歌都會貼心地為你計算出來。
這幾年，隨著私家車保有量的增加，人們越來越多的出行催生了無數的地圖產品。谷歌業內老大的地位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這時候，谷歌把精力投向了新興的手機市場。2006年，Google發布了一個java程式稱為Google Maps for Mobile，可以用在Java-based的手機上。到今天，幾乎所有的手機平臺都可以安裝谷歌地圖，特別是隨著谷歌旗下安卓系統手機的大紅大紫，出廠就安裝在手機中的谷歌地圖幾乎成為所有人使用手機地圖的第一選擇。可以預見，至少在近些年內，谷歌還將在電子地圖領域扛起領袖的大旗。
（選自2010年12月總第96期《建業》月刊）
跨界品牌：消費時代的混搭哲學
從Louis Vuitton遇到村上隆開始，“Crossover”這個被翻譯為“跨界”的單詞便出現在我們能想到的任何領域中。當川久保玲最終選擇了Nike，當Motorola迎來Dolce&Gabbana，將高調與不羈注入手機生活時，“跨界”已成為制造話題最有效的工具，引領一股經久不衰的風潮。時尚圈中的Crossover，有品牌和品牌的跨界，奔馳選擇阿瑪尼作為跨界伙伴，將其“少即是多以及注重舒適”的設計哲學運用在汽車設計中，奔馳CLK 500敞篷車即是兩者的集大成者。杜嘉班納（Dolce&Gabanna）特別版的摩托羅拉RAZRV3i手機分別使用黃金和白銀作為手機的制作材料，令所有名牌迷為之瘋狂。而藝術家與品牌的跨界則為品牌的內涵帶來了涌動的創意源泉，許多跨界產品中都可以清晰看到藝術家個人氣質對于品牌和產品內涵的極大豐富。例如，馬克·紐森，這位來自澳洲的鬼才設計師將“跨界”風潮發揮到極致。你可以從諸多大品牌的產品里發現他的名字：三洋手機、耐克概念鞋、福特概念車。馬克·紐森所倡導的“柔和極簡主義”將溫暖與自然的元素引入他的設計中，減淡高科技工業所帶來的冰冷感、堅硬感。
細數多年來這些樂此不疲的“跨界”事件，你可以說這些品牌運營商不務正業，也可以說他們劍走偏鋒。不管是基于“氣味相投”讓這些品牌或者藝術家最終走到一起，還是對雙方文化、歷史底蘊的認同感讓品牌之間惺惺相惜，品牌間的文化滲透無疑是他們想追求的最終結果。通過一次跨界合作，衍生出新的品牌文化，引領一股新時尚潮流。假他山之石，造新生璞玉，何樂而不為呢？
而對于消費者來說，這種時尚的跨界最能滿足他們在這個消費時代的“品牌癖”心理——混搭用最簡便的方式突破了原有品牌的僵化印象，也使得消費者以最低的代價“占有”了盡可能多的時尚品牌。
跨界營銷：多一點合作、多一點魅力
感謝趙本山和馮小剛，他們占領中國大眾娛樂市場之外，還用作品卓越地普及了跨界營銷的最新實踐和探索。即使在春晚的舞臺上，趙本山和畢福劍也曾兩次生硬地提到搜狐網。《非誠勿擾》幾乎可以看成是一部跨界營銷的廣告片集錦，在后海的某家餐廳里，某家銀行的信用卡在舒淇手中令人發指地被特寫了近30秒。這些跨界營銷如此充滿魅力，以至于當王中軍參加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理事互訪活動參觀建業聯盟新城時，老胡都忍不住邀請他來河南拍電影了。
事實上，電影大片的確已經成為各種商品跨界營銷的首選合作對象。遠不說風靡全球的007系列電影，主角邦德的座駕每次都能成為影迷們追捧的焦點。近日，《變形金剛》第二集以磅礴之勢席卷全球院線，與之相隨，上海通用雪佛蘭亦席卷了中國所有《變形金剛》的Fans。電影通過制作精良的動感畫面，將款款靚車風馳電掣的速度和操控表現得淋漓盡致。實際上，這還只是跨界營銷的一般形式，以下跨界合作估計會超出你的想象：上海大眾斯柯達已經和紅星美凱龍簽約，雙方準備“攜手共贏”；更早些時候，東風日產和中國石化走到了一起，雙方相約深度合作，優勢共享。汽車、電影、家居建材甚至時尚運動服裝，就這樣“混搭”在了一起。
其中，東風日產和中國石化的合作被業界視為跨界營銷的典型，通過這個典型，我們可以看到跨界營銷的精髓操作所在。據了解，雙方在產業鏈上深度銜接：東風日產在新產品開發、燃油排放等方面獲得技術支持，并借助中國石化龐大的服務網絡，為消費者提供更便捷的服務。同時，中國石化借助雷諾-日產全球采購平臺，幫助中國石化的產品參與全球競爭。
從中可以看到，那種為自己的產品和服務鋪設全方位支持體系的時代似乎已經終結，利用自己的核心能力整合相關資源和渠道才是跨界的核心要義。跨界營銷的核心是雙方擁有相同消費能力和特點的消費群體。兩個完全不同類型的產品進行合作，既不構成競爭，又可以借助不同的產品功能和特性滿足消費者的多重需求，完全可以達到雙贏的效果。
跨界人生：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源泉
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所有的人幸運地受惠于分工與專業，如果我們抱著感恩之心小心地審視這個奇妙的現象的話，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群人，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氣，突破了技術上的天塹，把不同的專業整合出1＋1>2的奇效。我們謂之“跨界英雄”！毋庸置疑，正是這些人，使我們免于人類等同工蟻的悲觀想象，為我們提供更加多姿的人生范本。
藝術家+商人是一種中國最為常見的人生跨界形式。比如趙本山，比如張藝謀……尤其是后者，他已成為中國跨界最廣泛的導演，電影以外，還有歌劇、實景演出、芭蕾舞、廣告等，對于投資者來說，他的每一次跨界都意味著吸金之門洞開。當然，跨界對于他們來說，絕不簡單只是賺到一些真金白銀那么簡單。仍以張藝謀為例，我們可以看到，每一次跨界嘗試都是對于他自己人生狀態的促進躍升。正如《中國企業家》一篇報道里說過的那樣——“沒有人出錢做《印象》，做《圖蘭朵》，可能奧運會開幕式也輪不到張藝謀，因為他沒有實景演出和舞臺演出的經驗。”
在設計界，“跨界英雄”們早已突破了只設計一種類型商品的窠臼，做起了“全設計”。比如菲利普·斯塔克，搞設計的沒人不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搞怪大叔。他是簡約主義的代表，他的設計范圍從一只湯匙、一只發卡、一只鼠標到大型工業機械外殼、龐大建筑物……翻開他歷年的“作業”，可以看到每隔幾年他都要在世人面前展現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當然，這些作品總會招致世界設計圈中的學術派的嚴厲斥責，他們認為菲利普·斯塔克“媚俗、奢侈和作秀”。他的跨界嘗試總是這樣，好評如潮，批評亦如潮。
于本年7月6日逝世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先生則用自己的一生演繹了最為使人瞠目結舌的跨界故事。這樣在政界、軍界、商界、金融界各個領域都曾金戈鐵馬大干一番的人，確實太少。他曾任職前福特汽車公司首席執行官，還曾應約翰·肯尼迪之邀擔任美國國防部部長，獲得“美越戰爭設計師”這個名銜。在導演埃羅爾·莫里斯的影片《戰爭迷霧》里，麥克納馬拉總結了“生命中的11個教訓”，將轟炸東京、越南戰爭、福特公司大繁榮等歷史事件濃縮提煉，生動地詮釋了一生中的許多至理名言。必須承認，他的跨界人生，的確無法復制。
每個成熟的人都會珍視自己的經歷，但可以想象，如果他的人生經歷總是一成不變而從未有過跨界的嘗試，那么這種財富將會多么的蒼白無力。
跨界音樂：愈多元 愈美好
跨界音樂到目前為止，其定義還不甚清晰，就形式而言大多為古典與流行的互相串聯：如用流行音樂的表現方法演繹古典音樂，或用古典音樂的表現方法演繹流行音樂，或自創一些融合古典與流行樂調的曲子。但無論怎么說，這都不難看出，跨界音樂融貫古今，比起流行音樂更內斂，較之古典音樂又更為活潑。
跨界音樂大約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了，實際上它只是唱片工業的一個“門牌”，不同類型的唱片都可以打上這個牌子。正如莎拉·布萊曼在接受采訪時所說，“跨界音樂其實是出于商業目的而被制造出來的叫法”。這個叫法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意義。
跨界音樂中，“Classical Crossover”（古典跨界）近年來大為火熱。格蘭美也設立了Best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的專屬獎項，甚至有時候人們說到跨界，就是指古典跨界。
具體來說，有些古典跨界音樂精致討好，無涉現實生活，讓人們在一定距離內欣賞其形式美感。像莎拉·布萊曼，她代表了廣為大眾接受的一種古典跨界模式：曼妙的美聲，加流行的編曲。這個模式幾乎成了速成手法，以致很多歌手競相套用，大大降低了創造性。不過話又說回來，這類古典跨界并無太多創造訴求，它們看重的是某種手法對人們是否還有吸引力。
而馬友友則代表了另一類古典跨界，一種文化旅行式的音樂。正像那張《Appalachian Journey》的名字一樣，它用聲音描繪阿巴拉契亞山地的美國風情，講述移民故事，我們聽著，正像是做了一次文化根源的尋訪。這種音樂不會太讓人注意到“模式”，“模式”已經在音樂深度面前隱匿了。馬友友顯然不是獨行者，在音樂中加入濃烈地域文化色彩元素已經變得越來越普遍，原始部落的特長樂器、自然中的風聲和流水之音，都可以用于編曲。例如，1994年德國“謎”（Enigma）樂團推出了一張專輯，在全球創下千萬張的銷售量，從而奠定New Age音樂和古典樂、流行樂鼎足而立于當今樂壇的地位。這張專輯即全盤吸收了葛利果宗教音樂的精髓。愈多元、愈美好，實際上，正是各種跨界嘗試為我們留下了悠揚、醉人心扉的New Age音樂。
跨界建業：從建筑到生活“全”服務
雖然一貫信奉并體行邁克爾·波特的專業化、差異化企業戰略導向，但建業的發展之路從來都是開放而極具發散思維的。教育、足球、紅酒會所、休閑農莊，這一長串名字構成了建業的戰略合作陣營。令人欣慰的是，這些跨界成果完美統一于企業的核心價值觀和愿景之中，某種程度上，它們從主業之外的角度更生動地詮釋了企業的理念和行為。比如，教育所蘊含的社會責任感；再比如，堅守了16年的建業足球，它彰顯了“建業式”堅忍圖成的意蘊和精神力量，成為主業的“播種機、宣傳隊和鼓動器”（老胡語）。自然，這些心血之作身上肩負的使命絕不限于此——2009年，各種條件趨向成熟，建業為客戶搭建一個遍布全省的服務體系并實現無盲點服務的夙愿成為現實，而這些跨界產物已然成為建業網絡化社區服務體系中最基礎的構成。
所謂的“各種條件趨向成熟”實則指的是，首先，2008年12月，建業完成了河南省18個地級市場的戰略布局。建業省域化發展戰略的價值得到集中體現，有別于全國發展或者拘泥于一城的企業，建業的各個項目已完整覆蓋了河南省的重要城市，它們之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效應和協同效應，為客戶提供無盲點服務的網絡化空間已然具備。其次，于2001年4月成立的建業會，作為建業面向業主、員工、學生家長、球迷和意向客戶的聯誼會組織，使建業在省域范圍內擁有持續增長的、高品質的客戶資源。建業會聯盟商家，截至目前已千余戶，涉及20余個行業。全省聯盟商家及建業自有服務資源一道形成富于建業特色的獨有客戶服務體系，加上正在全力建設的自有社區商業及酒店，建業已具備了為客戶提供生活“全”服務的資源。
8月初，作為連接全省客戶資源及建業獨有服務體系的橋梁，建業至尊卡應運而生。作為原有建業會會員卡的功能升級版，建業至尊卡一卡在手，即可在建業遍布全省的網絡化服務平臺上消費，并可享受額外的返點優惠。如果說建業歷十七年而精心培育的服務體系是一個暗含驚喜的寶盒的話，那么建業至尊卡無疑正是開啟寶盒的鑰匙。
“地產業跨界的含義，遠遠不僅在于突破地產本身的行業邊界，而是對于顧客、對于業主原有生活知識和經驗邊界的拓展。”從單純的建筑營造而涉足“全”生活服務，對于建業來說，這可以看做是一次華麗的跨界嘗試，也更應當被看做是對服務價值的深入挖掘和提升。在保證企業發展壯大之外，建業省域化發展戰略的獨特價值也經由這一“跨界”之舉，同所有建業的客戶進行了分享。
（選自2010年12月總第94期《建業》月刊）
為什么中國是“集體主義”（也有人稱之“偽集體主義”）文化，美國是個人主義文化？前日席間，我一位好友，耶魯大學商學院的陳志武教授介紹了他的一個最新研究觀點。在他看來，美國金融制度發達，個人從借貸到養老均可以依賴于外部正規金融，因此美國人無須依賴他人，由此促成了美國個人主義文化的形成。而在中國，歷史上并沒有一套正規的可供借貸和養老的外部金融制度，家庭和宗族事實上成了有中國特色的“非正規金融系統”，所以中國文化更加注重家族和集體。
我將志武的這一觀點歸結為“金融決定文化論”。志武是當今華人經濟學家中的佼佼者，與他的老鄉楊小凱頗有幾分相像：才華橫溢、精力充沛、善良正直、關心國事。我跟他很是有點臭味相投。志武的觀點對我很有啟發，但還不能完全說服我。于是我連發數問：在美國的金融制度未成形之前，美國文化是否與今日有大不同？如果沒有不同，如何斷定是金融影響了文化，能不能反過來說是美國的“個人主義”文化影響了美國金融制度的發展？
上述問題當然都是可以作皇皇論文的題目，而席間的片刻之談無法一究表里。這里，我想以隨筆的方式作些漫談。
我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文化乃制度之母。并沒有一種制度可以完全地外在于人類的文化，同樣的外部正規制度，對于具有不同文化內核的人來說，其含義往往大不相同，人的行為選擇也會大不相同。因此，不是制度決定文化，而是制度和文化互為決定，而有的時候，文化甚至具有更大的決定性。
近讀《胡適圖傳》（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頗有啟發。關于這個話題的討論，我想先從中國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胡適先生的婚姻故事談起。
書中第六篇《愛情的位置》詳細地記載了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經歷。很顯然，胡適的婚姻是舊中國“包辦婚姻”的典型。胡適13歲時，由母親做主，與一位纏了腳的文盲村姑江冬秀訂婚，而雙方連面都沒有見過。在將要結婚的那一年，胡適到了江冬秀的村莊，本想求見未婚妻一面，卻被江家婉拒，致使胡適雖然走 了江冬秀的閨房卻不見伊人的蹤影。所以，胡適是在27歲回故里完婚，于洞房花燭夜時才第一次見到自己終身伴侶的真容的。
舊中國包辦婚姻似乎注定難有一個好結局。從預期可能實現的幸福程度來看，現代自由婚姻制度顯然遠勝于舊式的包辦婚姻制度。這也許就是為什么無論中國還是外國在婚姻市場上，包辦婚姻制度最終會被自由婚姻制度所競爭淘汰的原因所在了。令人生疑的是，在胡適的時代，這兩種婚姻制度已經展開激烈競爭，論情形胡適完全可以選擇自由婚姻制度。事實上，以胡適美國博士的學歷背景、27歲北大教授的社會身價，胡適要求自由婚姻不僅普天下皆可以理解，而且亦是手到擒來的容易事，基本上只要他愿意作出這樣的選擇，相信沒有任何人或者力量能夠阻擋（想一想郭沫若的婚史）。
但胡適仍然選擇了與江冬秀白頭到老。可以說，胡適完全從內心里順從了舊式中國主流的婚姻制度，不想也不愿作任何抗爭，才有完全的舊式婚姻的結果。蔣介石蔣公先生對胡適了解頗深，在胡適死后他送一挽聯，對胡適的一生有最好的概括：適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為什么胡適會有如此矛盾的一生，尤其是對自己的終身大事如此安排？顯然，胡適在婚姻行為上的選擇與當時的外在制度無直接關系。因為，一則，美國的婚姻制度是完全的自由婚姻制度，胡適曾身居美國，他要在美國自由結婚，沒有人阻擋，也沒有人能夠阻擋。事實上，就算他想留在美國也不是困難的事情，這樣，他就可以一舉享受包括美國發達的金融制度在內的一切制度（就像現代很多留學生尤其是女生不回來一樣），但他卻沒有作出留在美國的選擇。二則，胡適即便回了中國，以當時中國的情況，自由婚姻制度和舊式包辦婚姻制度已經并行展開激烈競爭，而胡適身邊的新潮派人士陳獨秀、李大釗等都是積極提倡婚姻自由的急先鋒，胡適回國時并未完婚，他要悔婚易如反掌，中國的正規婚姻制度不足以構成阻攔的充足條件。
這樣來看，胡適與江冬秀最終結成連理并白頭到老，表面上看，他的行為選擇似乎與一般經濟學的理解是相違背的。因為，經濟學對于婚姻和家庭的一般理解，是說婚姻和家庭是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人們會考慮相關的制度，并根據自身效用最大化來選擇自己的婚姻。其極端的理解，借用志武教授的“金融決定文化論”，甚至可以認為不同的外部制度可以完全決定人們的婚姻選擇。
但往深里追究，則胡適的行為不僅可以理解，亦是符合經濟學原理的。只不過，理解胡適的行為，不在于是否“理性”，而在于所秉行的理念；不在于外部制度的決定，而在于其內心制度的獨特性；不在于正規規則的作用，而在于非正規規則的威力。
讓我們揭開胡適婚姻的文化之謎。書中記載，胡適三歲多喪父，為母親一手養大。胡適年僅三歲四個月，其母便讓胡適去上私塾，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四書五經的教育，并遠比一般人管教嚴厲。其中，中國文化中對胡適影響至深的，是胡適母親讓胡適自小熟背的胡適父親親自撰寫的四言韻文《學為人詩》。
書中陳述，胡適的一生，一直便都在念這部“四字經”。其為學做人無不是在實踐其父留下的這一將理學精神貫注其中的“新儒學”倫理。即使是胡適倡導的看上去驚世駭俗的“新文化”運動，很大程度上亦不過是胡適對這種倫理文化的重新認識與變更而已——表面上是轟轟烈烈對舊文化的解構，實際上仍帶有舊的儒家文化的許多特點。
造就胡適心靈結構的并不是別的什么東西，恰恰是他自小所受到的中國舊倫理教育；影響胡適婚姻行為選擇的，也不是外在的顯性制度，而是隱沒于他心靈中的理念和行為準則；不是正規的婚姻制度（無論中國美國），而是一套沉淀在他心中的由來已久的文化、習俗、理念等非正規制度。
由此演化出胡適畢生的政治、生活二重性準則，這就是他在《“容忍造就”與“各行其是”》一文中所說的“吾于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于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也是胡適在婚姻上能夠始終如一的秘密所在了。
從胡適婚姻的例子，我們可以領悟到的一點就是，制度并不僅僅就是外在的、顯性的、正規的制度，也包括內在的、隱性的、非正規的制度。而文化直接決定內在的、隱性的、非正規的制度，也間接決定著外在的、顯性的、正規的制度，因此實在可以算得上是制度之母（我的另一種說法是“制度是冰尖，文化是冰山”），人們重視外在制度對于文化的作用時，千萬不要忽視了文化對于制度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事實上，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面對同樣的外在制度，其行為選擇往往大相徑庭，這樣的現象可以說比比皆是。我這里再舉一個猶太人的例證。眾所周知，一個民族要保留其純潔性是極為困難的。好比說中國人，海外的中國人，大概第一代人可以保留大部分中國人的特色，但第二代人就難免變成了“香蕉人（黃種人之外表，白種人之內心），至于三代、四代之后的華裔，你要從他身上找出中國人的影子來，那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相比之下，猶太民族喪失祖國兩千多年，流浪天涯，“在萬國中拋來拋去”（《圣經》耶28：25），并不斷遭受被迫同化的逼迫。但堪稱奇跡的是，這個民族的人民幾乎是地球上最難同化的人民。無論經歷多少困苦，無論經歷多少年的漂泊，猶太人還是猶太人，他是最難被同化的民族。何以如此？合理的解釋肯定不是猶太人在各個國家所面臨的大的制度環境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其文化印記的特殊性。眾所周知，猶太人的一神觀和摩西十誡構成了猶太人的最大特征。一個猶太人，只要相信獨一的上帝耶和華，謹記摩西十誡，就像胡適一直牢記他父親的《學為人詩》一樣，他就只能是猶太人，他的行為必和你不同，而你決不可能將他與其他民族的人相混同。
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外在制度和環境是重要的，但內在的文化同樣對人們的選擇起重要作用。這就是偉大的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所指出的：“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個個體都有其自身的運動規律，和執法者施加的規則不是一回事。”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的不同甚至會決定制度選擇的不同，就像我們在歐、美、日等不同類型的市場經濟中看到的那樣。
企業的奧秘難道不也是這樣？雖然面對幾乎完全相同的外部環境，但不同的企業由于個性（企業文化）不同，往往會作出大相徑庭的選擇。許多的例證向我們表明，是企業文化而不是外在制度，在真正地決定著一個企業的行為選擇和發展結果，而所謂的“理性”企業不過是演化的結果而已。在企業通過兼并實現的發展中，最難的并不是賬面上某些數據是否合并后更有利，而要看一個企業兼并另外一個企業后文化能否融合。由此可見，企業競爭力和制勝的秘密，往往不在于其外在的環境、器物和技術，而在于其文化的基因和價值觀的導向。
席間志武偶然提到，他的一位韓國學生很有天分，他在學生身上花了很多心血，但這位學生還是放棄學業，回國侍奉老父去也！我當場就問，為什么同樣是美國的金融制度，但他的韓國學生寧愿放棄學業，回國照顧父親，卻不像美國學生那樣對上一輩人不聞不問呢？為什么同樣是美國的金融制度，中國人的儲蓄仍然大大高于一般的美國白人呢？
這許多的為什么，恐怕我們都不能簡單地用制度來解釋，而要借助于文化的解釋。
胡適在晚年的一次演講中再次強調“這個文明乃是人類真正的偉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們必須去愛好、去尊敬的”。謹以此言結束這篇在我看來已經太長了的文字。
（趙曉，博士，經濟學家。）
（選自2005年6月總第33期《建業》月刊）
它們在黑暗中已經演出了多年。
現在，金融危機下更顯強烈的產業轉移、拉動內需的呼聲，像一束束突然打開的追光，城3號的舞臺被照亮。
它們大多是在30年來中國迅猛的造城運動中由縣而市、由縣級市而地級市的。盡管大部分默默無聞，但在那些創造“騰飛奇跡”的省份里，它們居功至偉。沒有鄂爾多斯、通遼、赤峰，內蒙古不可能連續7年GDP增長速度全國第一。同樣，沒有南陽、平頂山、安陽、新鄉、漯河等城市，河南也不可能在廣東、山東、江蘇、浙江之后，成為中國第五個GDP過萬億的經濟大省。
還有更加不為人知的城市甚至鄉鎮。在珠三角發展模式走向終結的過程中，它們開始了自己的經濟脈動，并且漸漸分享到跨國公司、本土大企業、投資機構的熱切目光。
即使是當下的經濟危機，它們也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截至目前，全國正在建設的鐵路重點工程達150條，總投資超過1.2萬億元。以南寧至廣州的南廣鐵路為例，全長577公里，雙線，經梧州、肇慶、佛山，沿線共設23座車站，全程運行只需兩個半小時，建成后，廣西的農產品將實現與華南市場比鄰而居。再看西安到鄭州的高速鐵路，經陜西咸陽、西安、渭南和河南三門峽、洛陽、鄭州，今年年底開通后，西安至上海運行的時間將由15小時縮短至5小時，西安至北京的運行時間則將由11小時縮短至4小時。去年10月開始，包括北京到石家莊、石家莊到武漢、天津到秦皇島等高速客運專線在內開工建設的鐵路重點工程達到11條。這些正在鋪向中國大地的動脈將極大地縮短三、四級城市與中心城市的時空距離，中國經濟的活力因子也將因此向這些城市和它們帶動的區域加速下沉、滲透。
它們的時代來臨了。
城3號消費真相
幾年前，已經有一些公司在那些城3號里發現了讓它們驚喜的消費能力。
“我覺得三、四級城市的消費能力或者說可支配收入，可能比一、二級城市更強，比我們想像的要強。”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華地區消費品咨詢業務負責人馬思默（Max Magni）說。這家公司對中國各個層級的城市中的1.5萬人進行了訪談。“城3號很多消費者的大件購買往往是一種初次消費，不是更替式消費，所以對企業來說，在城3號消費者首次消費時抓住他們的心尤為重要。他們對品牌的忠誠度比一、二級城市消費者更高，后者往往對消費場所的忠誠度更高。”
比互聯網更直觀地體現消費能力的是那些跑在城3號中的名牌汽車和不斷上升的房價（這些城市的房價并未受到此次經濟危機很大影響）。無論是在內蒙古的鄂爾多斯，還是在山西的河津、臨汾，奔馳、寶馬的出現頻率可能并不比溫州等地低太多。在每百戶擁有私家汽車近20輛的鄂爾多斯，有“站在街上看車展”的說法。
“三、四級城市比任何人想的都要發展得更快。”馬思默說，“現在例如高端汽車品牌已經把目光從東南沿海移開，更關注中部內陸市場。要談到更長遠的戰略，比如2015年、2020年的話，很多CEO會覺得應該有更大膽的預測，下更大的賭注，去重新思考三、四級城市市場，把三、四級城市當做未來的公司業績增長引擎。”
在城3號乃至鄉鎮中，“山寨”產品的市場依然很大，產品范圍從洗發水、手機直到肯德基、麥當勞。馬思默在其工作過的俄羅斯和巴西都曾見過類似現象。“我覺得根源是消費者有消費欲望，但支付不起相對昂貴的商品價格，才會有這些廉價的贗品。”馬思默觀察到，那些遭到模仿的大廠商已經改變了最初激烈反對的態度，它們從山寨產品中看出了自己商品的潛在市場需求，從而把產品功能簡化、價格降低。事實上，即使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發達的大城市，山寨產品也并未完全絕跡，但秀水街、襄陽路叱咤風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模式
消費能力當然來自經濟發展。城3號正在顯露出其特點。
農業大省河南，城3號的經濟發展則與農業緊密相關。陜西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寶通對河南極為贊賞：“全國三分之一的方便面、一半的火腿腸和速凍水餃都出自河南，就像西部的內蒙古依靠乳業超過了陜西，中部的河南依靠農業超過了湖北。”在方便面、火腿腸和速凍水餃的后面，閃現著漯河、焦作等三、四級城市的名字。
在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份，三、四級城市正表現出對產業轉移的期待。因為地理位置與東部沿海較為相近，交通便利，這些省份得到產業轉移的可能性也遠較其他地區為大。
同時，隨著經濟發展，三、四級城市時常會產生成為“特大城市”的沖動。有數字稱，全國提出要建設國際性大都市的城市有183個。許多城市藍圖過于宏偉，按現有人口和產業規模的數倍進行城市規劃，會展中心、中央商務區、五星級酒店無一不備。相鄰城市之間缺乏區域經濟的概念，機場、港口重復建設時有耳聞。
長期以來，中國的城市建設都在拼命模仿北京、上海、深圳，千城一面，規模有異而已。中國城市的規劃和管理遠遠跟不上其建設速度。“過去我們片面強調土地城市化、人口城鎮化，但是人口素質和生活質量的城鎮化還差得很遠，基礎設施太落后。”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凱博士說，“如何把當地的歷史文化融入到城市建設中，沒有引起重視，我們的城市規劃都是抄過來的。”
與三、四級城市建設的無序相比，中央政府對地方企業發展的制約卻相當嚴厲。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說，城鎮化不能再拆老村建新村，而應該將它們合并到一起建成大社區。“把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把土地從農民手里解放出來，這是未來中國城市化實現的真正形式。開發商、地方政府都看到了這個事實，但是地方政府沒有土地審批權。”胡認為，政策“一刀切”不符合科學發展觀。6年來，鄂爾多斯集團董事長王林祥在電廠項目審批上也費盡周折。由于發改委不批準就不能獲得貸款，王林祥為已經開建的電廠四處籌款，一再無奈轉讓新項目的股份。王對項目審批制極為不滿，屢次在全國人大會上提議以市場準入制度取代之。
城3號是中國未來增長的新發動機。它們應該對未來有充分的思考，而不再只是以GDP為單一夢想。它們不應該像東莞一樣，幾十年后再去收拾殘局。
（劉建強，《中國企業家》主筆。）
（選自2009年5月總第76期《建業》月刊）
城市大同
人類由工業時代進入信息時代后，美國人托夫勒以他獨有的視角，觀察了人類進入信息時代后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現象，他宣布，地球是平的。人類社會發展進入信息時代，以計算機網絡為主的一系列信息技術，使人類的活動消除了壁壘，拉近了彼此的距離。新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新的力量使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不由自主地趨向全球化。
如果地球是平的，城市更是大同。需要強調的是，這個觀點是我們探討二線城市優勢的重要前提。
香港專欄作家歐陽應霽曾說，一個城市里是否有無印良品，可以成為是否愿意生活在這個城市的理由。這句話漸漸在失去它的價值——全球化品牌早已搶灘二線城市，網絡世界消滅了信息不對稱。這就幫助我們理解了陳志武在談論“老掉牙的行業里，星巴克為什么賺錢”時，將全球化及人員流動歸納為成就了這個古老行業的根本原因。
盡管每個城市有著自己獨特的地理資源和人文積淀，構成現代城市的基本要素在漸漸趨同，人類會因此感到失落，但因此也會更加珍惜差異和區隔。
藏龍臥虎生活家
大城市的包容性毋庸置疑。比如《蒂凡尼的早餐》，赫本飾演的郝利，就是一個從小城市來到紐約的交際花，她在這里如魚得水。大城市也是文藝青年鐘情的地方，那些在小城市不被理解和接受的小眾，都在這里找到了志趣相投者。
但是二、三線城市的本質卻是生活——“每天平靜的柴米油鹽生活中，時刻發生的幸福，那些愛情，卑微而又偉大”。
專欄作家連岳就選擇在廈門鼓浪嶼居住。他的書房四面窗戶都朝向大海，院子中木瓜葳蕤生長。還有武漢的池莉、成都的潔塵，她們飲茶品酒、談經博古，更諳人情世故、格物致知。因為更復雜、更智慧的知識，當然蘊含于生活本身。熱愛生活之心就像草籽一樣，總會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發芽。
更多平常的人，如果懂得衣食是一種大事，心境是一種修為，知曉是一種最好，那么，居住在哪里，又有多大關系呢？從哪里出發，是否真的重要呢？
CPI有優勢
事實就是這樣，多數的痛苦來自欲望。如果你見到奢華的東西，你會產生艷羨和欣賞，如果你整日與之為鄰，很難說你能逃離痛苦。從這個意義上，北上廣深就是“物欲都市”，而物欲似乎永無止境，痛苦亦無邊。新發布的《中產家庭幸福白皮書》發現，江蘇、四川、福建、重慶四地幸福指數最高，經濟最為發達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數最低。
很多人夢想“在一線城市掙錢，到二線城市消費”，因為二線城市勝在CPI。
二線城市里，也有奢靡的物品與生活，官二代和富二代也不乏其人。但更多，還是尋常人家尋常百姓。他們的生活平常而簡單，雖然掙得不多，卻存得不少。雖然目前CPI漲勢兇猛，但“基數低”成為二線城市的優勢。
人們其實活在預期里，所謂的“殷實之家”，就是指收入照應了日常的生活之后，還能有余，而且這“余”，能夠在歲月的堆砌中積沙成塔、集腋成裘，財富故而不可小覷。而這些，才會令普通的大眾得到基本的滿足和喜樂。
擁有未來
從國家戰略的層面去看，城市之家的差異是由于資源有限和分配不均造成的，但最終的目標是要實現均好性。
下一個十年城市的發展熱點在哪里呢？一定就是在二線城市，這是由資源的流動性決定的。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在等待更大的舞臺出現，并為此精心準備。而一線城市的一些行業的人們，如果說他們享用過時代饋贈的禮物，未來也將接受相應的桎梏，他們也將面臨梯次轉移的抉擇。
生活在自己能掌控的城市里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里揭示了一個重要的道理，我們生活的城市或許是城市本真的背面，而真正的那一面我們并不曾涉足和認識；這本書也告訴我們，人們對城市所擁有的是何等的少，而未曾擁有和永遠不會擁有的是何等的多。但是，作為平凡的人，也許我們往往并不需要對一個城市擁有太多，不確定性越少，我們就能得到越多閑適安穩的生活。比如，我們希望自己經常去的便利店永遠不會在某天忽然消失；每次深夜孤獨的時候酒友總是有空；當外地的友人來訪時，他/她很快就能清楚如何最快到達你家……
小即是美。在一個更小的城市里，你生活得更加從容，在30分鐘的交通時間半徑內，總可找到你滿足一生衣食住行的所有需要。你也更容易發現一個城市的細節之美，親近、熨帖，而不會在午夜夢回之際，愕然于龐大城市的壓迫感和無盡的疏遠。
人總在某種時候懷有雄心，想要征服世界，回歸生活，也要對居住的地方有掌控感才能安心。想起電影《海上鋼琴師》中的臺詞：“那些城市，你就是無法看見盡頭。拜托你給我看它的盡頭在哪？阻止我腳步的，并不是我所看見的東西，而是我所無法看見的那些東西。你明白嗎？在那個無限蔓延的城市里，什么東西都有，可唯獨沒有盡頭。”對于電影男主角來說，盡頭是非常重要的，琴鍵有盡頭，所以才能彈奏，沒有人能夠彈好一個有百萬個琴鍵的鋼琴。
有時候我們愛上一個更小的城市，只是因為在這里你能夠看到它的盡頭。
盡享區域文化滋養
橘生淮北則為枳，人與區域文化之間也存在類似的道理。現代社會中，行萬里路，向著文化中心遷徙成為平常的事，但最終你的觀念和價值判斷卻不會走出區域的影響。
小眾者在故鄉或是異類，但一到一線城市，總能找到志趣相投者，這固然是一線城市獨有的吸引力。但并不是說四海的文藝青年到了北京、上海就一律變成京派、海派，仍是家鄉的題材更加熟稔，也容易出彩。拿文學豫軍看，近些年來，劉震云等名匠的作品，雖情節多鋪陳于城鄉之間，但其人物刻畫、情節設計的靈動之處仍多逃不開他所熟悉的鄉情。所以如二月河、賈平凹這般的作家，就更加珍視區域文化之滋養供給，幾乎很少移居外地。
羅素認為，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源泉。在一線城市里，我們看到隨多種文化相互沖擊和融會貫通而來的創新，但在深圳這樣的新興城市里，我們也看到多種區域文化相互消解掣肘而致的淺薄和浮躁。仿造“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句話，我們也可以說，只有區域的才是全國的。川菜可以風行全國，閑適文化卻不會與之俱來；芒果臺你可以天天看，卻很難馬上領會湖南人的快樂精神……
梯次轉移大潮來襲，如果有機會在自己如魚得水的文化環境中繼續探求人生的可能性，我們又何必刻意將此換成一縷悲苦的鄉愁。
無可比擬的閑情
繼著名談話節目主持人隱退，富士康、華為傳來“N連跳”之后，究竟有多少人開始勇于直面那看似光鮮實則慘淡的都市生活？特別是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一線城市的“移民”環境更是明顯惡化，大量外來人口的擁入，造成先是房價如脫韁之馬，繼而城市的社會保障服務滯后，伴隨著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供給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動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線城市安居樂業變得越來越難。
當懷揣夢想的人們紛紛擁向城市生活的快車道，試圖在那片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中找到屬于自己的幸福歸屬時，卻不曾想到，在這個熱衷“圍觀”的城市里，他們注定只能成為彼此“杯具”的旁觀者。
當“鴿子籠”、“集裝箱”成了城市接納外來者的居所，多少人志存高遠而來，在蝸居中消沉頹廢而去。你住著一線城市的房子，拿著三線城市的戶口；你支付一線城市的居住成本，領取三線城市的待遇薪資……
當下班路上和居住三線城市的老友電話聯絡，你先是驚奇二十分鐘內對方用電動車悠閑穿越兩條街到家，而后感慨要何等敞亮的道路他才敢單手騎行接打電話。當你從擁擠的公交車車廂中艱難地看向窗外，在這座城市的二十分鐘里，自己只能經過三個站牌而已。當行程是別人的數倍，耗時卻是別人數十倍的時候，你突然抑郁地發覺，在一線城市生活，自己的人生就這樣無端少了一截。
如果生活的閑適程度可以類比城市的地位規模劃分等級，那么一等城市三等心情，三等城市一等閑致。
遠離一線城市的江湖是非
大城市里豐富快速的資訊、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相對充足的就業機會，還有它推動你不得不前進的氣場，這些資源是二、三線城市無法企及的。但它有形或者無形的門檻，也總會適時地提醒著渴望融入其中的年輕人，擠進大城市是需要高成本的。
身在一線城市，像是“一線市民”，他們始終為更“像”而偽裝。
白天，他們在現實社會中虛擬自己。他們不得不隱身于各大寫字樓，為保住在城市“飯局”入席的“飯票”，安分勤勉謹言慎行；他們不得不把“文藝”當個性，作為高端“非主流”，來擺脫太主流帶來的社交障礙；他們不得不克扣自己的生活費去聽昂貴的音樂會，粉飾自己的精神世界以此彌補物質生活的匱乏；他們不得不頂著“月光”的壓力用進口名牌，大眾土產盡管質量穩定，但對于自己的都市身份，外露的優雅品位始終比過硬的生活質量來得重要。
晚上，他們在虛擬社會中現實自己。他們現身大大小小的都市夜場，酒吧和KTV是釋放壓抑、擺脫孤獨的最好場所；匿名混跡于各種網絡論壇貼吧，他們揮霍著自己僅存的“揭發”、“人肉”的權利，對象則是城市“飯局”中把持“飯票”的掌權者；他們參加各式文藝聚會，戴遮掉半張臉的黑框眼鏡，一邊暗自互相揭露“偽文青”姿態，一邊搜索誰能自帶“飯票”搭伙結束自己的單身生活……
沾染了若干躁動不安的社會情緒，北京、上海這些曾經承載了年輕人夢想的城市，開始變得讓人愛恨交加起來。他們總發泄對社會和體制的無能無力，卻麻木無視了自己的力所能及；他們擠在橋上怪旁人堵塞了自己的空間，卻不見橋下一葉輕舟是如何順風順水。城市的生存危機，源于價值觀的扭曲；而價值觀的扭曲，源于歸屬感的離散。逃離還是死扛，堅守還是離開，對于那些曾經做過或者正在做著“大都會生活夢”的青年來講，虛無的未來需檢視虛無的人生。
唯有故土才能給予的包容
在一哄而上“向大城市進軍”的洪流中，多少人盲目從眾，甚至未曾從自身因素對生活有過勾畫，只帶著對都市光鮮外表的滿心向往，為“尋夢”而去。而大城市給予這些年輕人的，往往是拒絕，甚至是不公平的排擠，讓他們成為邊緣群體。非理性地選擇大城市生活，究竟是什么影響了我們的判斷？
想要憑借意志和毅力改變大城市的拒絕，只能是一種虛妄。當多年的積蓄始終不敵城市躥升的房價，我們奮斗不止換來的收入，如今也在艱難地追趕攀升的物價；當不經意間的那句略帶鄉音的普通話，遭遇旁人挑剔的眼光；當昔日投身城市洪流的追夢青年，開始被冠以“蟻族”、“月光族”、“窮忙族”的標簽，區區一個“族”字，把他們與夢想城市最后的情感關聯也割斷了。
但凡是中國人，骨子里都總會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戀鄉情結；但凡是民間流傳的勵志故事，最不乏的也都總是衣錦還鄉、榮歸故里的橋段。從“走西口”到“下南洋”，國人始終抱定唯有跨越地域方能求圖大志的理想，在自勉“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時候，大概未能設想“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的哀涼；年少時高唱著“好男兒志在四方”的人們，可曾在某個當下體會“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的寂寞？心中某處，思之如歸。
故鄉因家人而依戀，城市則因人情而溫暖。
隨著房價飆升和工作地的頻繁變動，有一個固定的住所和穩定的工作已然成為擁有歸屬感與否的兩個現實標準。較之歸宿和漂泊，明顯前者更具安全感；較之他鄉與故土，明顯后者更具接納性。
（選自2011年3月總第96期《建業》月刊）
一件特別尷尬的事，讓我們幾年過去了都不能忘懷。那是一場有關華僑城規劃的研討會，我們準備的講題是“社區精神營造”。《世界建筑》的吳老正好在我們前面發言，向來直抒胸臆、放膽直言的老先生對“社區精神”不屑一顧，一上來就大批，“別剛開始有了點私人空間和錢，就瞎折騰社區，就我們這個水平，也配”，一番冷嘲熱諷的妙語，讓我們原先擬定的話題只能作罷。
事后感覺我們的尷尬，其實是被吳老點到了穴位和盲點。社區雖說是一種生活方式，卻也有著它存在的前提，那就是我們不可輕慢的“社區教養”。汪丁丁先生正好有一篇文章叫做《都市是一種教養》，用的是經濟學原理來說明都市文明的道德基礎。我們以為，這更遞進一層的話，不也是說社區也是一種教養，花園也是一種教養？
吳老的譏諷，正好大大地碰撞了我們時下品評社區概念的熱潮。在一輪又一輪的廣告和軟文的攻勢下，中國房地產的熱點，全然聚焦在了“社區”之上，什么國際社區，豪宅社區，休閑社區，先鋒社區，健康社區，白領社區，總部社區，花園社區，等等，都好似趕著浪頭般的出來了。把“社區”這個字眼，弄成了一種標準型后綴，就好像上一波房地產剛興起時我們熱衷的這花園、那花園一樣；把花園的名稱整干了，就開始整社區的名稱了——其實社區也好，花園也好，都不是在說房間內的事，“社區”，只不過就是大了一點兒的花園。
記得王小波的雜文中，就有過對北京“三無人員社區”的描寫。他說他要去到政府公園時，就得每次經過這個“社區”，每次都得感受一番人生的痛苦。什么臟亂差、垃圾橫飛、各味雜陳，實在是嘆為觀止。王小波同時聯想，這些人——不也就是給我們加工這樣那樣吃的那些人嗎？原來那些個拉面、鹵菜什么的，就是出自這些人的手啊；原來我們的都市生活，就是建立在這種“循環”的基礎上啊！現在我們談虎色變的非典怎么來的？有這種三無人員的“社區存在”，還怕它不成為一種無所不生的溫床？
王小波的感受，從某種極端意義上揭示了“社區”的內在本質。我們以為，所謂社區就一定不是講的房里的事，而一定是房外、公共區域或一部分人公共區域里的事。經濟學在這上面的研究，并沒有強調社區營造的精神，而涉及的是在社區形成公共意識之上的精神追求。
經濟學研究的，其實是社區里面的人的行為的最基本原則。這個原則的第一種表現，就是“搭便車”現象——自己家關了門后，就是自己家的事；門之外就是公共區域的事。為什么說這第一種行為叫做搭便車呢？這就好像是搭別人車不用給錢一樣，也就是王小波說的三無人員社區的現狀。大家的垃圾都在使勁往外扔，人人都指望別人來管而自己省事。
而有物管的社區是按面積收費的，這樣的話，我家如果是垃圾大戶，我就可以大扔特扔而搭上別人便車，反正會有人管而我就更有收獲。這種現象，是我們在公共區域常能見到的。第二種行為呢，學名叫做“尋租”。它的表現是盡量占住公共空間為私人所用，比如在商品房以前分配的宿舍樓里最為嚴重，樓道里堆滿了爐子、雞籠、蜂窩煤、自行車、舊家私等各類物品，大家寸土必爭，無一幸免。
現在，我們能期望社區里的物管管住這些嗎？物管能管住的是些什么呢？管管形式上占有公共空間的行為，比如說樓道里防火通道上的堆物之類，但除了這些物質形態上的事，物管能管一下以外，其他的事他能管嗎、好管嗎？就像我們不論在什么名號下的社區內，看到的動不動就喜好大聲喧嘩的人；打著赤膊就躺在涼椅上睡覺的人；隨意讓小孩和小狗四處便溺的人；以及在花園的人行通道上喜歡橫沖直撞的人，這些，都是物管們難以有效管住的吧？也都是些對公共空間無理占有的行為吧？
我們在國內相互之間看不清楚的品性，一出國到國外，國人的毛病就十分突出了。比如在餐館里吃飯說話說得旁若無人，隨地吐痰，亂扔亂放等完全不記得自律。還有一個我們到現在也沒有想明白的現象是，深圳的馬路一寬再寬過香港，也還是照樣常常塞車；我們時常埋怨的停車場不夠，人家香港不也一樣嗎？怎么人家停得好我們老停不好呢？在咱們深圳的這種那種社區里，行人的安全即使在小區內都會碰到問題——小車就是不按規則行駛，物管能有效管住嗎？
多少類似的事發生在我們的健康社區、國際社區，都是些缺乏教養的行為，都是些對公共區域行為規范的不尊重。在這方面，我們國人的習慣愛好總是率性而為，究其原因，也就是對公共區域和事務長期沒培養出規范。從某種諷刺的意義上說，這就有點像我們社會主義“大家拿”的心態，好像什么公共的東西都是屬于大家的，是一種幾十年里既成下來的惰性，始終難以學會像現在對私人產權一樣去尊重公共空間。
房地產發展了二十年后，我們終于學會了尊重它。而暴增起來的五花八門的社區里，我們就一定要學會尊重公共產權，像對待一切私人的物事那樣對待公共的。而這樣的教養意識，如果都要用制度規定就會煩不勝煩，也沒法真正界定。改革開放后出現的社區，并不能保證我們一定過上幸福生活，任何房間都不能孤立于社區而存在——你總要推門出去散步和行走吧，這時候，我們就能體會到培養公共區域里的規范教養的重要。否則，我們再怎么給社區美名，都只會是一種虛幻的假象。馬路再寬也還是塞車；花園再漂亮你還是照樣不舒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一旦期望把什么都交由物管來控制打理時，我們不僅要付出極高極大的成本，我們又能真正輕松起來嗎？住在家里像住在監獄里一般，你怎么能自如又開心？
所以，社區絕對是一種教養，花園也是。而這些教養的有機形成，只能是一種大家自為的習慣和通則，并不能隨著命名的屬性一蹴而就。當然，這樣的環境會比較難以為之——但大家還是想要硬裝出一種“社區感”時，我們又怎么辦呢？
感覺上，以我們今天現實的習慣與基礎氛圍而言，哪怕就是大家在“社區的場合里”都刻意地偽裝一下自己，以形成某種圈子里“人敬我我敬人”的假教養，也都會比那些徹底放縱自己的真習慣順眼得多。
（陳勁松，世聯地產董事長）
（選自2005年4月出版的31期《建業》）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大體上仍然處于“帕累托改善”，即幾乎沒有人受損，所有的人都是改革的獲益者。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尤其是進入新的世紀之后，各種社會矛盾開始激化，經濟增長不再能給所有人帶來幸福感。正如卡爾·波蘭尼在1940年所寫的巨著《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中指出的，那種認為所有的人，包括窮人都能夠從經濟增長中自發地獲益的觀點是從來都沒有得到歷史印證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會產生出一種必然的反應，以保護社會免于受到市場的侵害。畢竟，社會是一個共同體，我們需要建立起來一個安全網。只有這樣，一個社會才會有凝聚力。社會保障體制、對公共教育和衛生的投資、良好的環境和社會秩序等，都是維護市場經濟良性運轉、保障社會穩定和進步不可或缺的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理應由公共財政提供，但是，直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財政支出中，用于公共產品的支出仍然是遠遠不夠的。
當公共產品不足之后，居民只得被迫地提高儲蓄，以應對未來生活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城市的國有企業改革甩出了大量的失業工人，農村的年輕人到了城市之后得不到失業和健康保險，老齡化社會如同黑云已經出現在天際，不斷提高的健康和教育支出增加了家庭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所有這些變化都給人們帶來了不安全感。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可以降低風險、給人們帶來穩定和信心。但是，在這樣的體制仍然付諸闕如的情況下，為了應對未來的風險，人們只能被迫儲蓄。這導致了中國當前面臨的宏觀失衡：儲蓄過高而消費不足、投資居高不下且浪費嚴重、由于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導致中國的貿易順差日益臃腫。
從長遠來看，忽視對公共產品投資還會影響到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從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長前景來看，中國是實現經濟騰飛還是退化為廉價的世界加工基地，取決于中國的產業結構能否不斷升級。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需要在教育方面增加投入，這樣才能將現在那些在出口企業、建筑工地、餐館和洗腳店工作的年輕人從非熟練勞動力轉化為熟練勞動力。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很快就將失去，如果不能在老齡化社會到來之前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和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們可能將永遠失去成為世界強國的機會。中國目前所走的重化工業的發展道路帶來了嚴重的污染，消耗了大量的資源。為了調整發展戰略，促進服務業的發展是極為迫切的。過去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需要“賠償”。如果教育的價格仍然是高昂的，如果教育的內容仍然是陳舊的，如果教育的機會對公民仍然是不平等的，如果健康仍然是一種奢侈品，如果城里和鄉村的窮人仍然不敢到醫院看病，如果公共衛生體系仍然千瘡百孔，如果公民在自己的國度里面仍然不能自由地遷移，那么中國的比較優勢，即年富力強和不憚辛苦的勞動力將會逐漸萎縮，產業結構升級將無從談起。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一個沒有為未來做好準備的國家將會發現自己的人民勞碌一生，仍然是在艱辛和勞累中討生活的命運。
經濟增長對公民福利的提高其實是間接的，因為增長率的提高未必意味著就業機會的增加，也不一定會帶來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增加對公共產品的投資，將切實而有效地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和為了促進經濟增長而實行的改革相比，為了提供公共產品需要的改革反而可能更加困難。
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卻在遙遠的未來。比如，加強對環境污染的治理，馬上會影響到當地的GDP和就業，地方政府首先就不愿意，當地的居民可能也會有意見。可是，環境保護是惠及子孫的政策，而對環境的破壞有時候是不可恢復的。對教育和公共衛生的投資也有同樣的問題。對非熟練勞動力的培訓，怎么看都不是一個緊迫的問題，但是其影響是深遠的。除了在經濟上會制約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演變也有影響：對非熟練勞動力是否和如何培訓，會影響到非熟練勞動力和熟練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會影響到這兩個社會集團的政治動員形式，如果非熟練勞動力的收入遠遠落在熟練勞動力的后面，如果非熟練勞動力缺乏工會將其組織起來并提供一個表達其利益的渠道，他們就會變得絕望而動蕩，到那時，一根小小的火柴都可能點燃社會不滿的烈焰。
有的改革，之所以難以推進，難就難在政府自己。有的政府部門已經和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緊密聯系。主管部門和所管理的行業之間容易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于是，政府就會被特殊利益集團“俘虜”。建設部可能會更同情房地產商，衛生部可能會更反對醫藥改革。有時候，政府部門會更傾向于利益集團中的利益集團。證監會的管轄范圍涵蓋了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但是，它可能會更偏向于股票市場；體育總局可能會更偏向于競技體育，甚至是競技體育中的特定項目。有時候，政府部門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團。過多的管制帶來了尋租的機會。尋租就是有意地制造稀缺。山西公路上繁忙而“超載”的貨車是一個壯觀的現象，但是，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貨車呢？因為鐵路的投資不足。為什么鐵路的投資不足呢？因為鐵道部不僅負責對鐵路的監管，而且它直接決定對鐵路的投資和運營。鐵路投資不足使得貨運緊張，但是鐵路工作人員卻從中獲得了尋租的機會。
即使困難重重，新的改革也必須加速推進。因為，為公共產品投資，說到底是為自己的人民投資，是為和諧社會投資，是為中國的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投資。
（何帆，著名經濟學家）
（選自2007年9月出版的58期《建業》）
住在街上
“住在街上”是尚美佳機構王德源先生提出的。過去的小城市中人們住在街上并且享受著街坊、街道和街市，而現在有了小區之后，缺乏真正的繁華和交流，并由圍墻和組團圍合重重隔開人們之間的距離。
住在街上的妙趣是什么呢，“街轉角的小店是熟悉的檔主，見面打個招呼，走去街對面的面包房賣幾個新出爐的包起來帶回家……一切都在步行幾分鐘里發生，簡單卻富有自由感”。
王德源先生預言，高尚物業的規劃取向已經開始了OPEN化街區建設的全面探索，住在街上將會是未來最為重要的居住形式。
建業森林半島的老房子、聯盟新城已開始了這個方向的實踐，住在這里的人們可以自由地走在街道上，體會和自然、城市、身邊熟識的人的交流感。
街道眼
過去的居住方式如家屬院或大雜院，每家的大事小事都處在整個片區的注視中，我們稱之為街道眼。這當中自然免不了東家長西家短，可大伙也常常因之能夠相互照顧。李家的叔叔會掏著錢對王家的孩子說：去，給叔叔買包煙！因此，王家也會常將孩子托付給李家。大人們可以放心地放孩子們在街上玩，家庭的和諧與否、每個人的行為都置于街道眼之下。雖然也會有煩惱，但其中的故事、樂趣、溫情也令人惦念。
房地產開發帶來了一個從人居角度最大的變化，那就是人們紛紛告別昔日的左鄰右舍，開始了陌生的新生活，但從此，新鄰居之間開始了一種生人群居。生活私密固然好，但因為時代的變遷過快，很多舊有的關系被打破之后，新的關系或情感群體卻尚未形成，因而過于個體化找不到情感歸屬。缺少了社會屬性的生活難免又帶來種種問題。
無形的社會網絡也開始有形成的端倪。就像“建業會”會員組織，希望能形成一個圈子，這個圈子中的人因為基于對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走到一起，在一個方向上互長也相互約束。“街道眼”的寓意在于，城市化浪潮中的每一個人還是希望像過去一樣有一個可歸屬的群體，共同照亮人類孤獨前行的路。
無電視歲月
因為電視的存在，尤其當發達國家的電視頻道多如牛毛時，我記得大學的英文教科書中歷數了它的種種不是，比如它妨礙了家庭成員間的交流，并將高離婚率歸罪于此。小時候電視還不是太普及，人們的空閑時間很多，幾乎有大把的時間可以用來消磨。夏天的夜晚就是乘凉的時間，乘凉的同時大人們開始海闊天空地攀談，或者大人會傾注更多時間給孩子講故事。因為有時間，還可以在家里擺弄，生活的氣息非常濃厚。
李敖也公開說：我不看電視。為什么我不看電視呢？因為不愿它破壞我奮發有為的生活，一看它，情緒上我就淪為被動的、懶惰、低谷、不清醒和有求于外。李敖說得很對，很多中國人原本對詩歌辭賦有著本能的喜好，80年代一度出現無數的文學青年。但是電視瓦解了面壁挑燈的斗志，也以形象的畫面展示割斷了人們想像的翅膀。
現在的住宅設計中，所謂的客廳更多地被人們用來為電視安一個家，沙發的高度用來看電視是比較舒適的，電視柜似乎也是必備的家具。客廳用作家庭成員間交流、動手做一件事的功用越來越少了。
“我家沒有電視。”一位朋友說，我對她表示了足夠的敬仰與尊重。
鋼筆·繭子·墨水印
每個人年少時，或許都有被老師或父母逼著練字的情形。圓珠筆是不允許用的，水筆在當時還沒有出現，能用的只有鋼筆了。于是，鋼筆就成了每個孩子書包里必備的文具，外加一本風靡一時的《龐中華鋼筆字帖》。稍有些嚴厲的父母都會常常督促孩子有沒有認真練字，時間久了，很多孩子右手中指上，指甲下方都會出現一個小小的凸起，就是人們常說的繭子。
當時的孩子在家中都不會有過多的勞動，能長出繭子的地方也只有長時間用力握筆的中指了。如今，用長著小繭子的手指在鍵盤上敲來敲去地寫稿子，突然很懷念年少時曾經用過的鋼筆，寫字時，它可以擋住中指上難看的繭子，只留下細長的手指。
公司里每個同事都有電腦，公文的批閱、稿件的收發全通過那無形的光纖解決了，無紙化辦公基本已經形成。即使在便箋上寫字，也很少再去用鋼筆，一來是重，二來是需要吸墨水，不如水筆換根筆芯來得方便。
在辦公便利的同時，我們也很少再能感受到寫字時，墨水印在紙上，遒勁有力的快感了。
被道路吞噬掉
從村子的東頭走到西頭，就算是小腳的老太太也差不多是十分鐘的時間，這被我們認為是理想的生活半徑。小縣城，從城南到城北的時間，如果慢慢騎自行車的話也不過一刻鐘。但如果是省會級別的城市，更不消說一線城市了，生活的半徑就變得無限漫長，上下班路上的時間絕對不會亞于半個小時，當然要排除居家辦公一體的個例。生活的半徑被拉得很長，不一定是因為路程遠，而很可能因為現代交通帶來的各種畸形狀態。
一位朋友從鄭州市區到機場，堅持提前三個小時出發，開始時不理解他對交通的緊張和焦慮，后來得知在北京就算是提前三個小時也還是有可能耽誤乘飛機，因為實在不敢預測路上會出現什么狀況。所以這位朋友的焦慮癥狀就算是到了鄭州這個交通相對不甚繁忙的城市也難以更改。
于是我們的時間就這樣被道路吞噬掉。
中國這樣一個自行車王國很快會變成一個汽車王國，但是我們哪里有那么多的土地變成寬闊的車行道路，什么時候才會有足夠好的交通系統來為我們節約時間呢？
城市就像是吃了激素，不斷地發胖、擴張，吃掉了周圍的村莊、周圍的郊縣仍然不能滿足它的胃口。
步行十分鐘的生存狀態是不是再難回去了？
從集體到圈子
一位搞攝影的朋友很遺憾地告訴我，看過一些老照片，特別是50年代人的精神狀態后，感覺現在的人簡直復雜得很夸張，50年代人眼睛里鼓蕩的純粹和激情，現在已經難尋蹤跡。后來不斷留意，發現確是如此。
感慨朋友職業敏感的同時也有些凄凉。比如第X（1、2、3）套廣播體操，比如工廠的集體澡堂，等等，集體的概念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已經被人漸漸遺忘，我們實在難覓集體的痕跡。
從工作到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集體都扮演著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像個保姆，也像個鎖鏈，完全的一個熟人社區，李家張家某某家的長長短短都很熟悉，于是生活得很集體，也很不寂寞，孩子和老人的狀態最好了，因為他們不用遇到孤單寂寞的侵襲。
但是現在的人沒有了集體，也沒有了集體活動，就算是工作環境里也多了親疏遠近，多了利益分區多了個性差異，于是更小的圈子開始形成，成為集體的簡裝版。
從協會組織到愛好者聯盟再到發燒友陣線，總之，大集體的生活場景不再，而小圈子的生活交際即將開始。
純手工歲月
兒時，總是喜歡看著母親在縫紉機前飛快蹬著踏板，右手不斷拉著縫出細密針腳的花布，在一個下午的漫長等待后，母親變戲法兒似的把那塊布組合成新衣服。然后，無比興奮地穿上去和小朋友炫耀。
如今，很少聽到誰再親手給家人縫制衣物了。在物質并不那么豐沛的年代，慢節奏的生活讓人有著充裕的時間來料理家務，與家人溝通情感。當然，我并不是宣揚經濟的后退，以此來紀念那個純手工的歲月。
常常聽到身邊的抱怨，工作忙，一個月都沒有休息過；應酬多，家務只好交給鐘點工了；沒時間，干脆叫外賣吧；甚至連內衣的洗滌也有了專業的洗衣機。那么多的事情，好像一下子都不需要自己動手了。于是，對于家的情感，也就失去了一個可以承載的依托，比如熨燙好的襯衫，比如冒著熱氣的飯菜。
于不停歇的忙碌中，抽一點兒時間，親手燒頓飯和家人在餐桌旁聊聊天；或是為丈夫手洗一件襯衫，幫他固定好外套上的紐扣。或許你的手藝不如專門的小店，但相信家人也必定能從這點滴細微的小事中感知你的關心，家庭成員間的交流也就多了一個溫馨的渠道。
誰動了我的馬扎
基本上，1995年后的所有流行大片我都看過，或者在豪華的電影院，或者在某個家里音響效果好的朋友那兒。
一堆啤酒或者一堆小吃，幾個人邊喝邊看，感覺很好。但是，缺少了些許溫馨。
小時住在鄉下，誰家里趕上紅白喜事都會圈個地，放上露天電影。一旦聽說有人家包場放電影，即便十里八里的，也會聚上全鎮的小伙伴“放馬過去”。家人心細，特意給我做了個小馬扎，攜帶非常方便。
如果在自己家的麥場公映，基本不會受到干擾；但那時為了顯闊，或是為了人氣更旺，大多在馬路上放片。最常出現的一幕就是，機動的交通工具一過，就得解開拴在樹上或者竹竿上的繩子（一片白幕，四個角各自固定在一個地方），集體讓座，車過去后，再重新拴上，大家回到原來的位置。
如果趕上情節到達高潮的時候，觀眾絕對不會理睬司機的鳴笛；而開車的師傅大都會被吸引過來。
十三歲后，開始在外求學，之后工作、流浪，流浪、工作。
在不同的場景下看電影，舒適的座椅、豪華的沙發或是柔軟的席夢思，只是，有些懷念我的馬扎。
（選自2006年4月總第42期《建業》月刊）
城市生活的歡樂要素
理想城市的八種想象
關于“理想城市”的想象是件仁者見仁的事情。比如柯布西耶，他的“理想城市”太牛了，他要消滅人行街道、臨街商業，他要讓整個城市漂浮起來，上面豎著摩天大樓。在此，遵循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偉大城市的生與死》中的重要觀點，我們只是提供一種城市模式，并自信符合多數人的想象。
第一種想象：鮮明地存在，并獨一無二
任何模式都是某種“謀殺”，謀殺單座城市的生命力。一座城市為什么要跟另一座城市一樣？這關乎城市市民的尊嚴問題、個性的尊嚴問題。在這個問題的探討上，《新周刊》為中國的城市做出了貢獻。
第二種想象：它是“雜種”城市
城市生活有很多需求，交叉混雜在一個地區才能有優化效應。功能分區將會扼殺城市活力、制造生活不便、交通擁堵致命性地無法解決。除了功能交叉，文化要多元。寬容的城市，才可能是雜種城市。寬容、自由的城市，才可能吸引創意階層，而文化的多元，才能更進一步刺激創意，最終推動經濟。
第三種想象：擁有優良的下水道
評價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龍應臺女士認為下水道是一個指標。“下水道”代指城市的地下空間，地下空間的構思與規劃是城市面向未來的重要表現，而下水道最具有代表性。比如巴黎的下水道，于百余年前規劃建造，其工程之宏偉、設計之精巧，堪稱奇跡，至今仍然在繁華的巴黎城下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巴黎，海明威稱“在巴黎待過的人足夠幸運”。
第四種想象：行走在街上
讓人行走的前提是，城市的街區要小。街區小，道路自然就比較密集，鼓勵了步行，商店可以存活下去，就會成就街頭的豐富感。有了生機勃勃的緊湊街頭和公共空間，才有可能出現波特萊爾、本雅明式的城市步行漫游者。但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城市工作和居住的人，他們的良好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城市是他們的。
第五種想象：不同年齡的建筑并存
這些建筑涵蓋：標志性建筑、有歷史或美學價值的建筑以及普通建筑。前兩者承載歷史和文化，后者沉淀情感歸屬。普通建筑的保護亦非常重要，因為陳冠中說：“普通建筑才是一個城市的主菜、城市的母體。”可惜，一個大大的“拆”，在王軍的《城記》中讓人痛惜至扼腕。人們總是不由自主地照顧眼前。
第六種想象：不過分擁擠的高密度
高密度不意味著過分擁擠。另外，城市密度一低，行人稀落，街邊商業無法生存，就會出現市區內的亞市區現象——功能分區明顯、汽車橫行、商店歸總在大型商場、居住只是為了睡眠，本來豐富、復雜的城市生活就淪為單調的亞市區生活。
第七種想象：它關照了人們的內心
一個理想的城市，由于良好的規則，窮人和富人和諧相處，相安無事；制度嚴懲違法的人，帶來多數人的安全感；服務機構工作高效，比如打了110，十分鐘內即可趕到現場；政府廉潔，沒有公車霸道，等等。
第八種想象：公共空間中人們有著良好的狀態
街道上綠樹成蔭，夏天走在街上可以悠然；政府犧牲掉一些賣地的利潤，根據街區規模興建街心公園，孩子們可以玩耍踢球，人們慢慢在這里熟識、交流；城市藝術家介入了公共空間的雕塑，帶給人們美好的享受和熏陶；上街不用擔心沒有干凈的廁所可去……人們的從容的狀態顯示著一個城市帶給人們的幸福指數。
城市生活憂患記
中國城市的八種悲情
作為當今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國的城市化在某種意義上也未嘗不可看成是一場革命。說到革命，則不免想到電影《十月圍城》中的經典臺詞：“欲求文明之幸福，則不得不經文明之痛苦。這痛苦，就叫做革命。”沒有人會否認，中國的城市化正在經歷痛苦的行軍，痛苦的具象則是我們在城市中經常面臨的悲情時刻：地溝油、N連跳、大堵車、污穢的街道……當然，這里難以盡數那些細微的悲情片段，只是浮光掠影于最突出的城市困擾。
悲情一：飄忽不定的城市規劃戰略
——1887年，火災焚毀了當時還是小鎮的芝加哥城，重建之時，當局做了一個城市發展規劃，直到現在該城的建設還是依照這個規劃，沒有大的變化，那張規劃大圖至今還掛在市規劃局里。反觀中國，許多城市的規劃會隨主政者的更替而在數年內變幻不定。城市規劃的任意、多變、粗糙、落后，導致了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也給許多人帶來了生活不便甚至投資損失。必須指出，城市規劃的多變與政府和官員自身利益的過于張揚，造成的城市普通公眾發言權空間狹小乃至利益無法得到保障有著密切的關聯。
悲情二：上行板結
——曾經大熱一時的電影《海角七號》的開頭，范逸臣摔碎吉他，說出電影的第一句臺詞：“×你媽的臺北！”如果鏡頭可以掃描神州大地，不知道多少青年正在說出這句臺詞，只需要把地名換一換。城市本來是許多人夢想的開始，而它如今容納的則更多是夢想的碎片。有人調侃：“中國夢就是你做夢。”戶籍制度、城鄉二元、富二代、官二代……它們在有效維護社會穩定的同時也在使社會底層進階之路日漸狹窄。城市正在變得危險，只因為在這里生存著太多心理失衡的人。
悲情三：汽車殺手
——水泥車、垃圾車、醉駕、“七十碼”……夜色漸濃的時刻，也是中國汽車殺手們肆無忌憚殘酷表演的開始。無怪乎韓寒感嘆“城市，讓人民死得早”。中國人的生命價值本已在系列災變、礦難中貶值，如今又與金錢掛鉤變得更加廉價，對于某些人來說，用汽車殺死一個人的代價似乎是可以輕易承受的。這也是群眾對奢侈品牌汽車肇事者更加關注和痛恨的根源。
悲情四：鄉土情深
——迅猛城市化只為中國帶來海量龐大建筑，而居住其間的人們，卻未充分擁有與之匹配的居住文明和生活價值觀。農耕文明下的“休管他人瓦上霜”心態阻礙了居民公共意識的成長。私拉亂建、隨意圈占公共綠地的行為四處可見，為社區做奉獻、參與社區公共服務建設的意識卻從未蔚然成風。他們有一棟別墅，面對大海，春暖花開，卻在院子中種滿了菠菜。
悲情五：重地上輕地下
——夏初，迅猛的城市洪澇災害即已凸顯了中國城市建設過度追求“水泥硬化”，“重地上輕地下、重建設輕規劃”的問題。在城市排澇系統的建設規劃上，我們總是對極端降水情況估計不足。此外，“水泥化”、“硬質化”又給排澇添堵，使城市排澇系統不堪重負，雪上加霜。綠地日益減少，水滲透不到地下，而只能匯集到相對低洼的市區，最終導致城區出現積澇。
悲情六：永遠搞不定的基本生存
——雖則官方媒體早已在宣揚中國恩格爾系數不斷降低的利好，但相信對于許多普通市民來說，這不過是徒增調侃的素材和一絲苦澀。如果說農民還可以依靠土地的收獲以及節儉的生活習慣部分免疫于高漲的CPI的話，工薪階層則是通脹的最大受害者，他們是固定收入群，物價微微上升，生活質量陡然下降。生老病死，每一階段都是負擔；吃穿住用，無一不耗資甚巨。每日奔波只為基本生存，又有誰會顧及城市的美好或骯臟？
悲情七：毒源環伺
——在粗放工業化和扭曲商業價值觀共同的粗暴教育下，中國人逐漸學會了許許多多冷僻的化學名詞。比如蘇丹紅、PX、三聚氰胺……通過各種渠道，比如居民區附近的化工廠、建筑材料、食品，毒素悄無聲息滲透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侵蝕著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間。
悲情八：不可逆轉的異化
——城市越來越大，人卻越來越孤獨。人性屈從于物欲，這種異化現象在中國城市中表現得越來越明顯，而它的后果也在駭人的社會新聞中漸露端倪。經濟學家陳志武在微博中談到，富士康連跳事件、多起屠童事件等，顯示以政府為主導、單純追求GDP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冷酷面。這種模式下，個人在GDP機器中只是一顆顆螺絲釘，是工具，而不是具有天賦人權、有血有肉、有心靈感受的人。陳教授認為中國需要從教科書開始，全面強化人文價值；需要類似五四時期的思想升華，以人的價值為核心的文化復興。
（選自2010年6月總第88期《建業》月刊）
救市不能承受之重——A股市場的泡沫陰影
8月份北京奧運會開幕前政府不會讓股市大跌，由此出發，股市在某種程度上被臆猜為一個絕無風險的聚寶盆。2007年，全民炒股熱潮再起，中國股票的開戶人口達到1.2億。不根據股票潛在價值、而根據對政府意圖的猜測做出投資決策。中國投資者幾經艱辛才發現，股票投資的價值既可能增長，也可能下降。今年4月份，上證指數較去年10月份6124點的創紀錄高位跌幅過半。最近一份針對中國內地A股投資者的調查發現，70%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正投資一個泡沫，這與多數外國觀察人士的看法相符。
按照一種標準計算，中國內地A股市場的市盈率高達70倍。更糟糕的是，據說30%的收益來自投資收益（即股票交易），實際上這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龐氏（金字塔）騙局”。
經濟學家謝國忠認為，解決股市泡沫的兩條重要途徑就是減少總體的流動性以及降低風險偏好。中國股市暴跌，并不像較為發達的經濟體中類似下跌那樣影響重大。就中國國內而言，主要受害者是將股市視為賭場的小投資者。當股市開始肩負維系社會穩定和諧任務的時候，我們發現資本市場很難有機會尋找自身價位。
國家、股市、奧運和救市，A股市場的投資者們對此四者有著違背市場規律的復合想象，這種想象某種程度上引發了泡沫的產生，最為不幸的是，政府總在給不斷下跌的股市提供支撐，落實這種想象。
“虛擬資金”刺激下的房企過熱
“誰都可以進入，房地產正在變成一個簡單的行業，這是不正常的。”2007年，在一個由老胡主持的高端論壇上，鼎暉創業投資執行總裁焦震如是說。在過去的幾年，盡管有無數的房企在無聲中泯滅消遁，但我們也看到了許多背景各異的企業、資本跨界試水房產行業。
觀察這種行業過熱的現象，郎咸平提供了一個有些灰暗但又極具洞見的視角，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已產生了一個非常特殊的二元經濟體系，在任何時候，中國的經濟都是過熱和過冷同時存在的。地方政府推動公共建設有關的部門是過熱的，而民營企業大部分是過冷的。在此情況下，由于宏觀調控力度極大，逼迫銀行從過冷的部門抽出資金，打入過熱的部門。因此越調控過冷部門越冷，而過熱部門越熱。實際上，隨著投資機會的減少以及投資環境的惡化，更多的資本將轉而進入已經過熱的樓市，從而推動樓市繼續向上走動。
而從地產需求面來看，中國地產的需求面在全世界獨一無二。由于經商環境等問題，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資金大量閑置。這些資金與各種灰色收入、儲蓄款等匯集在一起，形成從未有過的“虛擬資金”。這股“虛擬資金”的出現造成了地產需求面市場化過度。而供給和需求這兩股扭曲的市場化現象糾結在一起，也成為房價持續高漲的動力。
經濟學常識表明：投資會朝向利潤率較高的行業移動，從而推動合理化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在此過程中，行業收獲成熟，而行業的產品和服務也獲得了一個進化的契機。新手和多元化戰略型企業在房地產行業浮現的身影昭示了這個行業的些許浮躁，而那些戰略清晰、自覺探索并踐行行業規律的企業無疑會是塵埃落定后最終的真心英雄。
假嗨，套牢眼球的泡沫議程
任何時候媒體皆不會自外于社會之外，社會的變化會通過媒體折射出來，而媒體對熱點問題的報道，又無形中為公眾設置了關注熱點，傳播學把這個過程叫做議程設置。我們發現，如果一個媒體缺乏自己的人文關懷和立場，就很容易忽略掉自身作為瞭望者的職責，把公眾的議程引向狂熱和無聊。2007年的中國傳媒業尤其能夠體現這一點，與中國社會一樣，這一年的中國媒體，天上地下，東西南北中，熱點紛呈，不斷刺激著人們的神經，引起了社會性的整體狂歡，當然，于現實社會的經濟、民生而言，這種狂歡就像一個看不見的騎士，外表光鮮奪目，內里空空如也，《新周刊》把這種現象定義為“假嗨”。
作為“假嗨”的代表作，“中國經濟排名將超德國”、“國學班熱”等一些議題曾甚囂塵上，這些議題使每個人都有話可說，但煙消云散，此處什么都不會留下。況且，相對于黑煤窯里的奴隸孩子，日益分裂的社會，我們都知道這些問題是多么膚淺空洞。
喪失對現實世界的深刻關注和介入，也就意味著媒介影響力的流失。“假嗨”的最直接效果就是使傳媒人和社會大眾一樣的神經麻木，而且，這麻木還更多是媒體的杰作。紛呈的社會熱點并沒有使媒體整體報道質量和媒體整體經營得到明顯提升，某種意義上說，這不僅是媒體的失敗，媒體人的失敗，更是一個社會和其國民的整體性失敗。在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本該抓住難得機遇的媒體卻不得不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機會成本，被迫放慢了調整向上的步伐，傳統媒體尤其如此。
超出公司操控能力的土地儲備
市場觀察人員發現，尋求上市的房地產公司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公司大量圈地，背負高額負債率，依靠上市來融資還債；另一類是借上市獲得融資平臺，尋求長遠發展的公司。
第一類公司的行為事實上是一場賭博，其假設的前提是市場形勢一片大好，投資人對市場充滿信心。從年度銷售額50億到次年度預計銷售500億的跨越，這其中缺失得實在太多了。
建業在總結開發商的融資鏈時強調，除了有連續的土地儲備外，還要有相應的項目準備，如，多項目管理能力、成熟的團隊、開發模式，還要把項目的開發節奏控制好。
這番論斷，是建立在對行業內在的發展規律的認識之上的。無論市場繁榮如2007年10月之前，還是如2007年底之后彌漫的觀望氛圍，這些都只是表面的現象。十六年市場風云變幻，建業努力堅持著對最初市場規律的領悟，那就是遵循規律，不斷提高企業自身的能力，這也是應對市場變動最為簡單、有效的辦法。
當然，第一類公司的行為沖動也來自資本市場對土地儲備量這一要素相對單一的價值判斷，隨著政府對房地產行業宏觀調控的深入，土地儲備的含金量和公司自身的實力將受到投資人的重點關注。
冠以世界500強光環的中國“強企”
一個強大并能贏得尊重的企業是怎樣的？持續且上乘的盈利能力、通過競爭取得行業領先地位、核心競爭優勢、精簡而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強大的創新能力、健全的規章制度、抗風險能力、國際化水平、品牌知名度高。這個答案多數人不會有異議。
2007年世界500強中國內地企業共有22家入選，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天然氣、國家電網、中國工商銀行、中國移動通訊等壟斷企業赫然前列。中石油被認為是亞洲最盈利的公司、中國移動是全球最大的電信企業、中國工商銀行是全球第一大銀行。“當這些桂冠一一落到中國企業頭上的時候，再也沒有人敢于質疑中國經濟的強勢以及壟斷的力量”，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這樣評論。而事實上，中石油賺的是石油資源的錢。而理論上，石油資源是屬于全體中國人所有的。即便在國際油價不斷走高之際，財政部仍然拿出巨額補貼中石油。而處于壟斷地位的電信企業在暴利的情勢下會本能地拒絕新技術。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上榜的中國企業中有來自港臺的鴻海精密、和記黃埔等幾家民營企業。“或許，這些依靠過硬實力、經過市場搏殺脫穎而出的民營企業，才是中國企業界未來的希望所在。”眾多人對此寄予希望。
空洞商業倫理之上的物質財富積累
一些企業有著敏銳的市場直覺，并能迅速找到行業爆發的時間點，并以最為快捷和高效的方式獲得成功，從社會上索取資源、汲取營養，卻沒有道義、沒有擔當、沒有回報。營銷手段的惡俗、誘惑人類的貪婪面、充滿冷酷、道德麻木。如此負面的商業倫理之上的物質財富同樣是一種泡沫，成為商業文明進程中的負推動力。
商業社會的個人價值評判導向
過去，人們常說：人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得到幸福。當積累財富成為社會活動的中心，獲得財富成為個人價值評判標準的唯一表達時，沒有足夠的物質財富，幸福感容易被打折。因此，斯蒂文·伯格拉斯博士也不得不說：“在現代的社會觀念中，成功的定義往往只限于地位和財富的滿足，而缺乏對個人成就感的認同。”在此指引下，人們不愿從事利潤率偏低的行業，比如農業。這種價值評判導向同樣使得人文藝術醫療等領域趨向商業化。
而在利潤高的領域，人們的價值可能會被過高評估，進而產生人才價值泡沫。這種泡沫帶來的危害影響極其深遠，使得社會不同職業領域的生態圈難以平衡。
（選自2008年5月總第65期《建業》月刊）
中國工商業正迅速發展，中華民族正從農耕民族向工商業民族轉變，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工商文明的發展，就是要建立起促進工商文明發展的文化和制度，即以科技、人文、法治和民主為核心的文化和制度，使工商業在自由開放、公平競爭、契約法治、民主參與的良好環境中迅速成長起來。
在時間的長河中，我們在這一刻究竟置身何處？現實和未來是怎樣的？在傳統力量仍然存在、市場經濟的內在驅動力已然開始起作用之時，未來的路在哪里？什么在破、什么在立？什么需要繼續堅守、什么需要揚棄？如何認識現實并把握趨勢才能贏得未來，對于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顯然具有意義。
武克鋼先生的這些文字是楊鵬先生根據他的演講整理而成，他的語言帶著稍顯粗糙的銳利，關于工商文明的理論體系嚴密而有趣，且很有新意，他的視角某種程度上顛覆了我們以往在中學課本里所學到的歷史觀。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希望能與讀者分享。
中國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必然使得中華民族從農耕民族向工商業民族轉變，中華文明從農耕文明轉向工商文明，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時代的任務是清除不利于工商文明發展的文化和制度因素，建立起促進工商文明發展的文化和制度，為工商文明持續發展奠定文化與制度的保障。工商文明的發展，必須建立起以科技、人文、法治和民主為核心的文化和制度，結束封建特權、嚴防暴民亂政，使工商業在自由開放、公平競爭、契約法治、民主參與的良好環境中迅速成長起來。
鮮血與烈火的洗禮，革命席卷法蘭西
歐洲完成現代歷史的過程大概有兩個模式。一種模式是激進革命的模式，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法國大革命，實際上是新生工商資產階級和傳統的君主貴族之間的一次不可調和的沖撞。從一些催人淚下的小說中（如《雙城記》），我們可以看到傳統貴族對新生資產階級的殘酷壓制，新生資產階級為了反抗這種壓制做出的努力和革命，他們采取的辦法就是革命暴力，把貴族統統推上了歷史的斷頭臺。
通過流血，通過和封建貴族就像雨果《九三年》中所寫的反復較量，最后終于以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為號召，推翻了君主制度，打碎了歐洲工商業發展的障礙。工商文明比傳統農耕文明更有效率，因此工商文明取代農耕文明是必然的，如果工商文明在這個上升過程中遭到嚴重阻礙，到一定臨界點上，有時會變得很殘酷很暴力的。
那個年代，法國血流成河，殺敗了朝廷和教會后，工商業中下層殺中上層，中上層又殺中下層，殺得天昏地暗，一直到拿破侖的出現，他架起大炮，管你是保皇派還是貧民派，管你是左派還是右派，只要你破壞工商秩序，就炮轟，他要建立保障工商文明的新秩序，這就是后來的《拿破侖法典》。他認為，傳統的封建皇權已被打倒，革命已結束，革命的目的，其實就是建立以工商文明為主導的新秩序。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是暴亂，就有害于工商文明秩序的建立，就要鎮壓，這是為了法國工商文明的發展，這是根本的國家利益。國內革命一旦結束，就要建立工商文明秩序，不能允許任何人破壞工商秩序。
革命結束后，保護一切正常的工商活動，保護私有財產，保護貿易自由。就這樣，法國的農民和工商業者，站到拿破侖后面支持他了。法國的歷史說明，工商文明不要皇權專制，也不要暴民亂政。有了這樣的取向，到今天，法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降到了2%，法蘭西民族已成為工商民族了。
現在到法國看看，路旁梧桐樹下，一對對情侶恩恩愛愛，喝著紅酒，聽著吉他，一派溫柔浪漫的景象。戰火與血腥已離他們遠去，他們的祖先把最艱難的任務都完成了。
妥協與改良：英國人的理性與耐心
另外一個模式，就是英國的光榮革命。
工商文明在英國興起的時候，英國也打起來了。誰打誰呢？靠工商業謀生的人在打那些靠占有土地和收取地租謀生的人。國王是大地主而不是大商人，他站到了土地貴族一邊，站錯隊了，一搞錯就掉了腦袋。但是，因為英國的資產階級中有許多人就是貴族出身，王權和貴族對英國工商業的發展有很大歷史貢獻，王室組織軍隊為工商業者打天下，真的是打天下，打出一個日不落帝國，占了多少殖民地、原料和市場，所以英國的工商業集團與貴族集團的矛盾沒有法國這么你死我活。英國的資產階級沒有像法國那樣激烈地走向了用多數貴族的腦袋來換取新生資產階級勝利的辦法，他們走向了另外一條路——光榮革命。
所謂光榮革命，就是大家妥協，貴族們不反對工商業，不反對工商業者的社會政治原則，工商業者也不要絕大多數貴族的腦袋。在發展工商業和承認工商業權利的基礎上，大家都退一步讓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
英國首都有大倫敦和小倫敦之稱。大倫敦之內，有一個小倫敦，這個小倫敦從法理上講它不歸大倫敦管，不歸大倫敦所統治，它是一個獨立的小倫敦。這是什么原因呢？這是當年英國貴族和英國新生資產階級進行激烈對抗的時候，英國資產階級首先在英國都市已經被廢棄的、沒有人去的一個平民窟地區，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社會組織力量，形成了他們自己的權力管理結構。他們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商會，很多工商會的總部都設在這個地區。當他們和封建王朝的統治者發生矛盾的時候，他們沒有像法國大革命那樣舉起義旗進行革命，他們采取了贖買的政策。他們以當時的60萬英鎊向貴族朝廷買了英國一個管轄區域內的永久自治權。在這個權力區域內，過去英國貴族經常來收稅，經常來騷擾，經常來打擊，干脆一票過，用60萬英鎊把這個地區現在到將來永遠的自治權都買下來，形成了英國倫敦商會的自治區，這就是今天的小倫敦。
工商文明最初發育于英國成熟于英國，有了工商文明這個基礎，國民的力量釋放了出來，英國的力量上來了，就有了國力優勢，工商業者走前面，軍隊跟在后面保護，它開始來搶殖民地，搶原料，搶商業航道，搶港口，其他國家不干，就會挨打。英國在19世紀的100年中，就卷入了五十次大的殖民戰爭，平均兩年打一仗，這樣從一個小島國打成一個日不落帝國。現在，從英國到美國，從澳大利亞到新西蘭，就像一個國家，它們都是日不落帝國的變種，都是英國民族，都是“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新教”這個主體流脈。由于崇尚工商業，所以幾百年來，它就是地球人類的控制力量。
本位主義的變遷
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就是官文化。我們中國文明的輝煌，是在官文化之中。
中華文化是一個以土地為核心的農耕文化，過去中國人要對付的最大敵人是什么呢？我看一是治水二是防備游牧民族入侵。農業靠水吃飯，農耕文明一定要治水，我們的歷史上從大禹開始到我們現在的三峽大壩，祖祖輩輩一直在這塊土地上跟水作斗爭。為了治水，組織松散是不行的，資源不集中是不行的，沒有統一的中央王權是不行的。生產效率低，社會剩余少，要想集中資源，就要很大的強權才行。這是過去農耕文明中朝廷和官成為社會核心的客觀原因。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周邊地區相對落后野蠻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要對抗強大的敵人，沒有強大的軍隊是不行的，沒有中國的專制統治者來指揮控制軍隊是不行的。在生產效率低的情況下，無論是治水還是國防，沒有專制強權不行。
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文明形成了這種超穩態的文化。今天，工商生產力已超越農耕生產力，工商業成了社會財富的主要來源，君王官僚專制的歷史條件就消失了，繼續存在，就不合理了。但是，雖然我們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但是，源于農耕時代的思想觀念和一些制度因素仍然在影響著我們，妨礙著工商文明力量的釋放和發展。
常說的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底下起碼有二百四十史，都是大大小小的以暴易暴，以暴制暴。暴力、流血和血腥譜寫著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我這樣說，不是否定我們中國的歷史。權力至上，暴力至上，當然也包括西歐的農耕封建社會的歷史。其實，只要是農耕社會，只要是君主官僚統治的社會，都是一樣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些，必然是對財產、對文化、對于所有社會生產力積累的破壞。
工商文明是要搞建設的，但是“兩暴文化”（暴民暴君）管的是搶劫和分配，在這種權力——暴力文化的摧毀下，容不得工商文明這苗苗長大，容不得這些工商業者有公平競爭、獨立思考、自由發展的權利。
隨著愈來愈多的人在企業中工作，商本位時代已不可阻擋地來臨了。如果我們認為封建皇權官僚的官本位制度是以暴力和官階為秩序的，那么我們講商本位是以智力和契約為基礎的。工商業者的競爭是比成本、比質量、比價格、比服務的競爭，是比創新和比建設的競爭。更簡單地說，商本位是建設性的和平性競爭，官本位是暴力性的破壞性競爭。商本位競爭的結果，是科技的發展、成本的降低和質量的提高；官本位競爭的結果，是生產力的破壞和社會的混亂。科技文明之火一旦點燃，工商文明就會以勢不可擋的力量覆蓋世界，順之者昌，逆之者衰。
工商文明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關系？其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官與民的關系是什么呢？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平等、自由、契約、法治的關系。因為工商文明以生產和建設為本，而不是以掠奪和分配為本，所以工商文明內部的階級關系、官民關系是通過談判和契約來完成的，不是暴力對抗。工商文明在整個人類文明中已經形成最大的歷史潮流，原因就是人類的物質財富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高了。
我們相信，人類的發展有鐵的規律，這就是誰效率高誰有優勢。科技和工商業代表效率，這是一個世界的潮流。這不是說不要官了，而是要官來適應工商業的原則。發達國家再發達，也離不開官的服務，但是有一個前提，官是否按工商原則行事，是否按主權在民，按自由、平等、契約、法治的原則行事。如果我們要經商，如果我們要發展，我們必須去跟官僚階層形成某種起碼的、底線的共識，來保護生產力，保護發展生產力的所有人，大家一起來發展最具生產力的工商文明。
（武克鋼，云南紅酒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節選自2005年12月總第39期《建業》月刊）
⊙ 9月1日，集團董事長胡葆森出席鄭州大學MBA2011級秋季班開學典禮。
⊙ 9月4日，近500名業主參與了鶴壁建業·森林半島“自制月餅，喜迎中秋”社區團圓活動。
⊙ 9月8日，中國房地產研究會、中國房地產業協會與中國房地產測評中心在北京世紀國建酒店會議廳聯合發布了《2011中國房地產企業品牌價值測評研究報告》，及2011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品牌價值、品牌價值區域10強、專業特色10強等系列榜單。建業名列2011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品牌價值中西部10強第一名，并榮登2011中國房地產企業品牌價值專業特色榜單。
⊙ 9月10日，濟源建業·壹號城邦二期、漯河建業·壹號城邦二期、周口建業·森林半島三期開盤；同時，洛陽建業·龍城接待中心、修武建業·森林半島展示中心也于當日開放。
⊙ 9月11日，鄭開建業·森林半島“月滿中秋，情滿開封”中秋業主答謝晚會召開。
⊙ 9月15日，在新鄉日報社推出的“2011新鄉十大金牌樓盤”評選活動中，新鄉建業·壹號城邦榮膺“最佳品質樓盤”稱號。
⊙ 9月19日，建業地產獲評“2011第一財經·中國房地產價值榜——最佳新銳價值公司”獎項。
⊙ 9月23日，鶴壁建業·森林半島亮相“2011中國·鶴壁秋季住宅產業文化節”，并榮獲“‘十一五’鶴壁市精品住宅小區”獎項。
⊙ 9月24日，舞鋼建業·森林半島一期一批選房活動在該項目展示中心啟動。
⊙ 9月25日，周口建業·森林半島二期完成實景交付。
⊙ 9月27日，焦作建業·壹號城邦榮獲第十一屆焦作房博會“最佳展示獎”。
⊙ 9月28日，集團董事長胡葆森出席由豫企五百網舉辦的“企業領袖閉門會暨第30期5+1老板沙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