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鄭州，時光照舊推移，而新的事和物還在源源不斷出現。
    此刻，前輩們正在老去，無論他們曾經多么顯赫或者尋常，多么意氣昂揚或者頹廢低落，一帆風順或者歷盡風霜。請相互理解，我們的世界和他們的世界本來就是迥異的。正如我們無法選擇出生的時代，他們也同樣必須直面所處的時代。
    70年代作家許知遠曾不無矯情地說：他期待在千萬人口的北京街頭看到夾著書籍的年輕人。對不起，在這個由Google、iPad、微博碎片等組成的時代，這樣的要求是不是有些刻舟求劍？
    兩代人共處的前提是存異而非求同，但有一天，我們將殊途同歸。
比如，在很多年之后，我們才明白，人的一生做好一件事已足夠，而做好一件事，也并非易事。我們常常因為誤以為自己能夠成就一番大事而自大和輕佻，也常因為輕易獲得機會而自負和淺薄，甚至我們誤以為能夠飛起來的豬就是鳥。我們容易輕視能夠做到的事情，而攻擊自己做不到的。時間總會讓很多人聰明起來，但待到懂得惜取時光，人生路程已過半。
    比如，很多年以后，我們才發現，追隨自己的內心才是人生最好的選擇。我們總認為更好的時光等待在終點，而最終發現所有的風景將永遠難以再現。物質世界的表象太過光怪陸離，我們總會受到虛榮的誘惑。堅持做一件事，也許會受盡磨難，但你必須習慣無人喝彩，學會在沒有人同行的時候讓自己強大起來。
    是的，專注和堅持就是人類最美好的行為品質。本期我們所關注的人物，都將成為這一觀點的有力明證。

你讓大家都去追求幸福，你去保護這個自由，如果受到妨礙，你去排除；如果受到侵犯，你去對那些侵犯的人進行懲罰。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葉小文認為，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各方把達成幸福指數的高預期都放在政府身上，本身就是致亂之源。政府承擔不了為公民提供幸福的責任，但必須承擔保護人們追求幸福的自由。

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莫入此門。
    ——黃埔軍校的大門上掛著一副對聯。中國十大元帥之一徐向前之子、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徐小巖中將認為今天我們共產黨的干部都應該做到，加入了共產黨，走了這條路，本身就是連生命都可以奉獻，視金錢如糞土，申報財產還有什么做不到的嗎？

我還欠著一個“賬”，明年一定把這個“賬”還清！
    ——中國政府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明確提出，到2000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要達到4%。但這一目標迄今尚未實現。中國總理溫家寶日前參加全國人大江西省代表團全體會議時這么向江西贛州的小學老師、全國人大代表劉艷瓊作出承諾。

哪怕我說錯了，或者說得不夠客觀，我也會去說。因為我是人民代表。我代表的是百姓。對，或錯，都是百姓的一種聲音，都需要傳遞。如果，我認準我是對的，我就會堅持下去。
    ——有“炮王”、“社會良心”之稱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華醫學會會長鐘南山自嘲“經常‘撈過界’，得罪人”。他連續五年在全國兩會都是新聞焦點、媒體紅人，近期他在首都大飯店召開個人新聞發布會，吸引了龐大的記者陣容。

衛星要上天，馬桶也要不漏水。
   ——中國全國人大代表、海南大學校長李建保表示，造導彈飛船當然很重要，但科技也要更好地服務百姓生活。大的戰略高新技術投入多，生產型生活型科研投入不夠重視。

個稅起征點提高傳遞積極信號。
    ——3月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認為有必要修改個人所得稅方法,提高工資薪金減除費用標準。此舉引發社會強烈關注。在種種技術性的層面背后,我國個稅改革的方向和趨勢正日漸清晰,那就是加強稅收調節作用,進一步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調節貧富差距,而不是增加稅收收入。當這些原則得到堅持,我國的個稅改革一定能真正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返利于民,讓更多老百姓受益。

認為孩子的成功和失敗都是對自身價值的一種認定，這純粹是自戀。忘了你自己吧。
    ——當“虎媽”蔡美兒引發的跨國界教育論戰還余波未平，3月底《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專欄作家艾倫·保羅的文章，在文中他以一個父親的視角討論了“虎媽”的教育觀點。“叫我熊貓爸爸吧。我很高興去做個和孩子摟摟抱抱的父親，而且還不怕露出爪子來。”保羅所描繪的并不是蔡美兒筆下那個井然有序的家，但孩子們在不斷地學習如何自主安排家庭作業、游戲時間和其他生活。這么做會讓他們為自己取得的成績感到真正的自豪，他們需要屬于自己的成就感，而不是去證明他們的父母有多么成功。

增信心、明方向、找差距、理思路。
    ——“兩會”歸來，梳理9年來參政議政的經歷，老胡把它形容為“學習、充電后再出發的過程”。

精英意識傾向

    著名評論家鄢烈山曾經做過一個重要演講——《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在這個演講中，他梳理了自鴉片戰爭160多年以來特別是60多年來的文化思潮，其中一個重要側面就是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消長。中國文化傳統向來是強調精英主義的。儒家強調精英的作用，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直到近代，孫中山仍強調“先知先覺”者的作用，西方的啟蒙運動也是如此，重視先知者，重視精英的作用。對于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50后一代而言，雖青少年時期經歷的“文化大革命”號稱是普通民眾對知識精英的反動，但這似乎仍然無損他們根深蒂固的精英主義情結。
    這種情結的形成源自“兼濟天下”式中國傳統思想的強大遺傳，源自新中國成立初期革命英雄主義氣概的鼓舞，當然也部分源自“文革”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撥亂反正。50后們經歷“文革”后的百廢待興，也全程經歷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全過程。在這個歷程中，稀缺的高等教育機會造就了強烈的競爭意識和 “天之驕子”的心態；而史無前例、摸索前進的發展歷程也將個人的因素放到了最大，在很多領域，他們的一小步可能都意味著整個社會的一大步。
    客觀分析50后的精英意識，首先必須承認，精英意識促使了許多50后具備了非同一般的責任感和擔當意識。但也不能否認，即使社會需要精英，精英主義也是不可取的。在目前的公共領域中，我們也并不鮮見在精英主義作用下，總有少數人自以為可以替別人做主，把公眾當阿斗。認為只有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才有理性，才能科學地做出決策，才代表了普羅大眾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這種情況下，精英意識就失去了本身的積極意義，成為中國當下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

文藝情結

    當阿姨翻唱版的《因為愛情》風靡網絡，連原唱王菲都稱“給力”的時候，我們恰好獲得了一個契機來追溯50后的前輩們濃厚的文藝情結和他們曾有的文藝天賦。的確，當50后開始逐步變為爺爺奶奶的時候，人們更多的是給他們加上慈祥和莊嚴的標簽，并開始遺忘他們曾經的歌舞青春和萌動不息的文學追求。
    雖然來得單純且略顯集體無意識，但50后們面臨的是一個集體活動頗多，文藝特長大有舞臺的時代。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各種憶苦思甜集會，還是“文革”中的大串聯，紅歌、忠字舞成為多數年輕人張口即來、伸手即有的全民技能。在這種類似狂歡節的氛圍中長大，50后們大多對文藝活動具有特別的情感，只是歲月荏苒往往塵封了他們表現的沖動。
    談及50后們的文化情結，恐怕繞不過“文革”這一巨大傷痕。因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性影響，學界甚至認為這段時間造成了文化的斷層。但我們認為所謂“斷層”需要從多個層面理解。對于文化研究的人才培養和學術的連接上，這種說法是毋庸置疑的。對于廣大人民群眾而言，雖不可否認“文革”對青少年的成長和生產技能的學習沖擊巨大，但也不得不承認，文化在民間的接續如地下野火般不斷蔓延，從未斷裂。在“傷痕文學”的經典作品里，我們不難看到，即使在上山下鄉被剝奪了正規教育的時段，50后們也并未放棄對知識的探求。我們看到他們夜行幾十里到另一個知青點只為借本小說；許多人為了更好地品味經典，不惜用手抄下厚厚的文學作品；有更多的人在此期間養成了貫穿始終的主動學習、酷愛文化的習慣。
    可以說，在“文革”浩劫之后，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可謂是這種地火燎原的一種表現。在這股文化熱潮里，國人痛定思痛,對社會慘劇心有余悸,對其產生的歷史原因始作深層思考,并企望借此刷新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更變社會的價值取向,對于整個民族的進步都有巨大貢獻。

家國情懷

    《禮記·大學》著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修齊治平之道幾乎完整闡述了幾千年來能人志士們的人生事業進階路徑，即使經歷天翻地覆的解放戰爭和風雨如晦的“文革”，這種傳統思想仍未被削弱，它反而和“解放全人類”式的夸張激情及集體主義融合起來，更深地影響了50后。
    追溯往昔可以想象，50后的前輩們在少年時期，當他們加入少先隊的時候，他們高舉自己的小手高喊：“為了共產主義，我們時刻準備著。”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真誠地認同，在他們的一生中，如果國家和人民需要的話，他們是隨時會獻出自己的青春、熱血甚至生命的，這一思想特點毋庸置疑。
    五十年代人的理想主義主要就體現在他們著眼于宏觀大局的思考維度和對于祖國、民族命運的誠摯關切。某些時候，我們必須理解他們的這種情懷，才能真正懂得他們的話語體系和人生觀。比如，他們讓年輕人很難認同的政治情結。具體到企業層面，雖然與西方清教徒式的慈善觀不同，許多優秀企業家也往往自覺承擔社會責任，熱心于慈善事業，也可謂這種情懷的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

（以上文字執筆：白許晨）

憂患意識

    因為生于50年代，所以他們趕上了上世紀最具歷史變革意義的那幾十年。
    三年自然災害、十年“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改革開放、內退下崗……“50后”們的人生，命運注定要與那個跌宕嬗變的時代捆綁在一起。他們是連接20世紀中葉以來的一座橋梁，是新思潮與舊觀念交替的先導，然而多數人在社會轉型的夾縫中又付出了沉重代價，因為他們錯過了思想解放的最好年紀。
    自他們以后，再不會有哪個時代能讓人如此懂得“生于憂患”的意義。
    當童年伴隨著自然災害的陰霾，物質的極度匱乏迫使他們從一開始就輸在了起跑線上，對于溫飽的緊張和擔憂完全是環境賦予的生存本能。直到今天，他們依然節儉，并視這種對于生活的憂患意識為身心自由的保障，比如把盒飯吃得一粒不剩的，為省一元錢多走幾站路的，十有八九就是生于50年代。成長于知識浩劫的時代，他們似乎是雕琢未完的半成品，一聲“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積極投身“上山下鄉”，少時對農村改造的熱忱終化作回城夢碎的空恨。他們逐漸意識到，高考恢復后“百里挑一”能金榜題名的機會，與入伍政審時根正苗紅的出身一樣，可望不可及。面對被埋葬的青春，當他們為人父母，這種憂患意識便得以延伸并不斷加碼。他們費盡心思幾乎“填鴨”式培育子女，傾盡積蓄供他們上重點學校，視“考取功名”為立足于世的必經之路……親歷了社會生活的巨大動蕩，品嘗過失落與缺憾的悲愴，生于50年代的憂患意識，使他們更善于以史為鑒。
    “50后”終其一生都在努力改寫命運，固守是因為不適應，極端是因為怕埋沒，盲目是因為不自信，苛刻是因為怕淘汰……他們往往比年輕人更堅定夢想、崇尚自由并擁有信仰。
憂患意識，是源于一代人對生活從未割舍的期待，那是種時代徽記，沉重卻珍貴。

革命理想主義

    共和國歷史中的艱難和激情重合了他們年少時的青蔥歲月，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和革命星火激蕩了他們熱血情懷，源自一個紅色年代的錘煉，讓50年代人顯得更加執著堅忍，并不時地散發出濃郁的理想主義氣息。
   生于“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崢嶸歲月，他們有革命理想，有社會正義感，生活作風嚴謹。和新中國一起成長起來的他們天生擁有著一種優越感和自豪感，而他們所成長的氛圍也為他們的性格乃至人生經歷刻印上了無法磨滅的時代痕跡。相較當今年輕人對于自我生活的關注，他們更具有“主人公”意識，帶著那個年代賦予的政治激情。他們接受的是統一而純粹的紅色教育，盡管缺失了現代文化的多元與包容，但卻培養出了一代最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善于不斷地從歷史中汲取力量，借助回顧歷史來找尋自己的位置。
    一切理想都是美好，或者是必要的，但當其成為主義，或許就會走到自己的反面。所以，屬于50年代人的革命理想主義，理想而略帶偏執。他們中的許多人至今仍執著于這種紅色信仰，一些成功的“50后”企業家群體，大多對毛澤東的戰術思想有很深的研究，并且運用于企業戰略與團隊管理。比如史玉柱對于黨史的癡迷，他曾戲稱自己企業的現行組織形式和解放前四類軍事武裝相似，又如任正非的軍旅情結，以一身不修邊幅頗為老土的革命同志打扮，沿用革命化的團結大動員、唱軍歌式的集體行動來打造“華為”這個新銳的現代高科技企業。有預測是時新一代領導人登上政治舞臺，將昭示著五十年代人改變中國和世界，他們身上流淌著革命激情年代所賦予的無畏精神和紅色情感，而今時代，也許正亟待用理想改變。

負重生活

    凡是“50后”父母，一般家里都有“80后”兒女。當最叛逆前衛的一代遭遇來自50年代的保守老派，在小輩們眼中，他們皆是“不花錢不會賺錢，不享受不懂得生活”。
    比如無法茍同的消費觀，比如他們生活中依舊高居不下的恩格爾系數。父母那代人持家的成本永遠是你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你不會在意今天食用油漲了幾角，不關注面粉多少錢一袋，更不肯排幾個小時的隊搶購超市促銷的雞蛋。在年輕人看來，那些錙銖必較的時間完全可以用來創造更大價值。吃飯，你愿意花錢買優美的用餐環境和高品質的服務，而他們在乎的是分量大小夠不夠物美價廉；出行，你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飛機的快捷與舒適，而在他們看來既然路程一樣，那么擠火車坐硬座怎么到達過程不重要；休閑，當他們決定度假時，你欣喜地以為父母終于解放思想準備好好享受生活，然而他們卻興高采烈地參加了看起來最劃算的旅行團，見到景區大門或是有字的地方就忙不迭地拍照，最后在導游的攛掇下花大價錢買了號稱“延年益壽”的特產回家；穿戴，他們固執地堅持自己的審美，無論街上刮著什么“流行風”他們都漠不關心，你忍受他們灰暗老舊的衣著和萬年不改的發型，正如他們不斷自我安慰著孩子們的打扮是時尚而不是傷風敗俗……
    傳統的他們篤信“養兒防老，積谷防饑”，于是畢生專注于存折上的數字，前半輩子給自己攢房子，后半輩子開始給孩子攢房子。或許自覺自己這代人的青春被斬斷荒廢，抑或認為在這個嶄新的時代還不夠有存在感，所以他們害怕退休害怕退位害怕被取代，拒絕安逸拒絕享樂拒絕閑下來。偶然發現一向要強的他們真的不經老了，浴室抽屜里藏掖著“一梳黑”、床頭名目繁多的維生素片卵磷脂，只是依舊倔強，在各種保險和直銷面前耳根軟，聽聞防輻射謠傳搶鹽“當仁不讓”。

（以上文字執筆：黎蘇蒂）

溶于血液的節儉

    很多人對50后在有關生活方面的評價都是沒有生活情趣，不懂得浪漫。這樣的評價絕不是偶然，也必定和他們成長中艱辛的少年和童年密不可分。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每家的每月的糧食都是固定的，絕大多數家庭婦女都要每天計算家中幾口人的口糧，不然，到了月底肯定餓肚子，所以只有每天每頓都節余一點，這樣才能保證家中的糧食吃到月末。那時，大家都不富裕，街上隨處可見穿補丁衣褲的人，并沒有人覺得不好意思。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50后，他們中的大多數自然也就形成了勤儉節約、腳踏實地的生活習慣。他們中的很多人，即使后來有著非常豐厚的物質條件，還是會在吃飯時不剩一粒米，還是會在沒有急事的情況下出行時選擇公交。70年代中后期，不少人家中添置了的縫紉機。補衣褲的需要少了，自己做衣褲的多了，這么做還是為了節省。如今，節省的習慣更多地用在了隨手關燈，不愿隨便丟棄物品、食物，一分錢老想掰成兩半用，等等。
    不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享受生活，而是節省很多時候已經融入了他們的血液，他們已經把這樣的生活當成了身心自由的保障。可以說50后更注重生活本身的真實，而對情調與浪漫并不那么看重。50年代生人，是傳統又反傳統的一代。在他們已經懂事的年紀，就親歷了社會生活的巨大動蕩。他們往往比年輕人更熱愛自由、崇尚平等與寬容。為了自由，許多人寧愿把物質需求壓至最低。

（以上文字執筆：何佳穎）

改革精神與保守主義

    我們必須承認，有時，人們的內心是脆弱的，在同樣的事實面前，不同的人也將走向不同的方向。
    1981年，黨內對“文化大革命”定性：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那些在毛澤東的思想懷抱中成長起來、并篤信毛澤東思想的一代人，此刻的心情一定蕭瑟難平。他們對于曾經確信的東西，態度開始變得謹慎和懷疑。而過分的謹慎和懷疑，是滋生保守主義的溫床。他們開始懷疑改革，對自己所擁有的不愿意輕易放棄，他們在時代的洪流中飄搖不定，最終變得被動。
    而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是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也是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這份宣言書給了當時的很多年輕人以鼓舞，雖然也有在反省的狂熱迷失，但也有一部分人在反思中掙脫思想束縛，走向獨立思考、追求思想解放的艱難歷程。這種浴火重生的經歷，讓這些人更加珍惜當前和擁有，也對時代的賜予和改革的成果心存感恩。他們對于構建一個新的未來世界充滿了探索精神與渴望，并身體力行地投入其中。

亦是亦非教育觀念

    50后的前輩多數起早貪黑、奮發圖強，直到功成名就。身為父母，他們是超級嚴厲的長輩和省吃儉用的節儉狂。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掙的每一分錢，多半為了投資給孩子們的教育，期待他們擁有與自己不一樣的未來。50后的前輩認為成就的獲得必須付出艱苦的努力。他們對孩子教育的嚴格，我們必須承認，對孩子的成長大有裨益——讓一個六歲的孩子做決定，無疑意味著放棄，因為人類的天性是懶惰。父母的嚴格要求和高標準，對于塑造孩子專注、堅持的品質將起到關鍵的作用。如果沒有一門精通的武藝，長大了的孩子會問父母：“當初你為什么不要求我繼續下去呢？”每一個人的人生，總是要經過一段艱苦卓絕的穿越，才能迎來收獲的喜悅。
    然而，他們決不能認同這樣的理念——孩子是借給我們的，而且是很短的一段時間。對他們而言，孩子是實現自己夢想、為自己獲得榮耀并老有所依的那個人——孩子是自己的私人財產，受自己支配和左右。他們將孩子帶到這個世界，非但沒有對孩子帶來的歡樂而感恩，而是將愛和給予變成孩子的負擔。過于嚴格而忽視個體的差異，對于50后的前輩來說，他們這樣做的后果將會失去孩子的友誼。

（以上文字執筆：宋曉鳴）

世界商界

雅皮士——理查德·布蘭森

    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維珍集團董事長理查德·布蘭森，他用自己的行為證明著50后一代的新哲學：越“老”越酷！
    理查德·布蘭森就是這樣：如果生活像一盒巧克力的話，他就一定要把每種味道都嘗一遍；即使只在伊甸園里呆一天，他也會把所有的蘋果都咬一口。
    身為維珍集團的董事長，身家百萬的他曾經只穿三角短褲和美國肥皂劇《海灘護衛隊》的女主角帕美拉安德森合拍維珍健力飲料的廣告；扮演蜘蛛俠從高樓大廈中砰然掉下；和20個幾乎全裸的模特打著“所見即所得”的標語，在倫敦街頭為維珍手機做促銷宣傳；光著屁股，穿著新娘的婚紗，被起重機從紐約貝塔斯曼大廈頂上吊降到時代廣場，來宣傳旗下的“新嫁娘”服飾公司；開著坦克駛入紐約時代廣場宣傳維珍唱片連鎖進軍美國；飛到新德里，騎著一頭白象到印度國會演講；沿著英吉利海峽的沙灘裸跑；冒著生命危險，乘熱氣球橫渡大西洋和環球飛行……
    雖然布蘭森有時也會有過火之舉，比如穿著空姐造型和婚紗，讓人難以有美感。但印象中有一張照片深深地印在了腦海中：
    布蘭森穿著白色通體的天使衣，肩背一對巨大的仿真羽毛翅膀，面帶童真近乎滑稽可愛的微笑，雀躍著從泛著點點金光的海面奔來。
    當年華老去，創意和童趣卻令人獲得新生。

世界商界

教父——史蒂夫·喬布斯

    有時，一個人的光芒過于閃耀，讓我們疑心他并不和我們共處一個時代，所以稱他們為“活著的傳奇”；而如果他真的遠走，我們又會無限哀慟和懷想。從來沒有哪個人像他一樣，將產品做成一種宗教。無疑，56歲的蘋果掌門人喬布斯就是一個傳奇。
    今年的3月2日，形容清癯但依然有神采的喬布斯在萬眾期待中出現在iPad2發布會上時，全場觀眾起立鼓掌。我們必須承認，50多歲的他，看起來真的非常具有魅力。
    從個人電腦AppleII、Macintosh電腦、iPod音樂隨身聽、64位個人電腦Apple PowerMac G5、MacBook Air筆記本電腦一直到今天的iPod shuffle五代、iPod Touch四代、iPod Nano六代，每一個產品的誕生都是電子產品和電子商業圈內一個奇跡的誕生。從1976年到2011年，35年，蘋果公司走出了虎虎生威，走過了一日千里，也讓其競爭對手走入了恍若隔世。這一切都與喬布斯近乎偏執的堅持和強大的個人意志緊密相關。
    我們要感謝喬布斯，他讓我們更加明白，人活一世，要有勇氣追隨自己的內心。讓他下面的這段話時時能夠響徹在我們未知而充滿期待的人生路上：
    你們的時間很有限，所以不要將它們浪費在重復其他人的生活上。不要被教條束縛，那意味著你和其他人思考的結果一起生活。不要被其他人喧囂的觀點掩蓋你真正的內心的聲音。還有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氣去聽從你直覺和心靈的指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知道你想要成為什么樣子，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世界商界

“理想國”之王——比爾·蓋茨

    50歲成為比爾·蓋茨人生新的開始。
    過去，他在世界商業的地位過于顯赫和榮耀，爭議和質疑似乎也總是伴隨著他。《連線》評價他為“集心狠手辣的競爭者、寡廉鮮恥的抄襲者和永不道歉的壟斷者于一身”，他在制定行業標準的同時,也曾扼殺了創新,與開放平臺公然為敵。他咄咄逼人的商業風格,在過去的很多年,都給硅谷和美國及歐盟的政府部門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50歲生日那天，他許諾將捐出個人財產的98%給基金會。53歲那年，他從微軟退休。但是他因此擁有了更大的野心，那就是讓全世界變得更加美好而平等，他不斷用自己的努力，奔走在世界各地，成為慈善“理想國”里的王。
    去年，比爾和巴菲特來到中國，說服中國的富人們投身慈善，他們顯然對中國的國情并不是那么了解，但這卻更令他們看起來坦率和可愛。蓋茨的確代表著50后的最佳狀態，他的身上同時代表著財富和信仰，但是他的設想，卻像一個烏托邦的幻想——相信通過精英們的設計，創造出一套高妙的制度來化解這個世界的問題和困局。

（以上文字執筆：宋曉鳴）

中國商界

國企里的理想主義者——寧高寧

    最后一批知青，第一批國內MBA。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是50后一代企業管理領域的佼佼者。任職華潤的時代，他駕駛華潤“戰車”展開了一連串的計策性并購舉動，橫跨房地產、零售業等主體行業，并以其干練純熟的資本運作能力被業界稱為“中國摩根”。而執掌中糧之后，他主推有限度多元化戰略，“產業鏈 好產品”的口號在中國幾乎無人不知。在食品安全幾乎要上升成為民族問題時，中糧旨在從整個產業鏈入手，食品加工過程不加入外界帶來的環節，使這個問題從商業模式上得到根本解決。
    在獨特的國企體制下，中國國企的掌門人往往是低調的，但寧高寧卻不如此，事實上，他是當今中國式經營管理之道最重要的傳道人之一。而媒體也評價他“是個理想主義者，有時候主動跳出來代一個群體發言，有點堂·吉訶德的氣質”。
    這一切似乎與他的成長年代密不可分。作為中國最后一批知青，恢復高考后第二批大學生，第一批國內MBA，寧高寧抓住了時代的機遇，也無可避免置身于劇烈的文化震蕩中。奉行中庸之道，又有豪爽快直的齊魯之風，純樸單調的農村生活，紀律至上的軍營歷練，推崇自由思考、創新思維的異域求學經歷，視角廣闊、成熟專業的香港商業氛圍浸潤，都交織在他的精神維度中。他喜歡研讀哲學以及宗教史，從華潤移師中糧，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內刊改名為《企業忠良》，向員工灌輸作為“職業經理人忠心與良心”的管理理念。
    目前，大多數食品企業將全產業鏈視作畏途，因為它難以駕馭。食品安全是一種國家責任，在主打這個概念同時，中糧也把這份沉重的責任背過來。它幾乎已將全部商譽壓在全產業鏈上，而在這條“從田間到餐桌”的長長鏈條中，需要成千上萬個控制點，任何疏忽都可能帶來巨大損失。但如果全產業鏈達成，寧高寧則無疑會同自己欣賞的杰克·韋爾奇靠得更近一些。

中國商界

地產界信使——任志強

    中國房地產的每個動靜、每次變化，幾乎都有一個人的聲音在伴隨，同時此人的每一個觀點都會引來民眾的廣泛關注和質疑，這個人就是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他曾被人們稱為“任大炮”、“全民公敵”，他曾面臨“扔鞋門”，也被網民稱為“全世界第二最想揍的人”。看上去是微博這一新應用改變了他的輿論形象，他勤奮的“編織”不僅使自己的本真得以還原，更以平易和偶爾流露的可愛贏得了網民的擁戴和喜愛，許多年輕人親切地稱他為“任叔”。
    任志強常把他們生活的那個年代稱為“血色浪漫的一代”，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任志強身上一直保留著愛憎分明、敢于直言的優秀品德，他的敢于直言讓很多人恨他，也讓一些人怕他。長久以來，他扮演著中國房地產界信使的角色，他報告地產真相的方式直接且略顯粗暴，許多人因此而心生憎恨。殺死帶來壞消息的信使，可謂是人類的陰暗面之一，由此出發，對于社會上的年輕人來說，其實任志強帶來的最重要東西是科學求證的思考方式和恪守事實的堅持。這一點與任志強的生活年代緊密相關。
    任志強在一次訪談中說，自己謹慎、科學求證的思考方式正源自對于“文革”的反思。他認為，對于50后來說，“文化大革命”帶來很多教訓，其中重要一點就是不盲從。只有經歷過、看到過盲從的可怕，才能真正理解有數據做支撐來進行研究的重要性。我們都驚悸于“文革”浩劫的可怕，而對社會個體而言，要想避免這種浩劫的唯一方式可能就是獨立思考、不盲從。中國地產在各種變量交錯作用中蹣跚前行，“任叔”之意見，尤為可貴。

中國商界

先行者——王石

    在中國企業家群體中，王石是一個特殊的符號。就時代感而言，他身上帶有50后的標志性印記，比如理想主義情結、奮斗精神，但他又不斷跳脫出社會對于50后的刻板印象，用時尚的詞匯來形容就是“潮”。股份化改造、職業經理人制度、登珠峰玩滑翔，潮的背后隱約可見他的“野性精神”和旺盛的挑戰欲望。他的另一點特殊在于，整個人生歷練過程中，他關注大氣候，對政治、經濟的復雜性有著更為準確的把握與判斷，而并不把自己的想法藏起來，在中國急劇變化著的大環境里，他不斷地表達自己的觀念。這些觀念使他得到廣泛的尊重，當然也招致許多非議。
    近段時間以來，他的留美求學及任志強的即將退休成為地產圈的熱議話題，甚至有人早早提出房企“領軍人物”換血的說法，但如果熟悉這些50后地產“老兵”就一定不會做出這樣的判斷。因為從某種意義上，王石之于萬科是無法分離的，這種精神血脈的連接早已超越了企業日常經營事務的范疇。
    在王石的微博里，我們可以略見他游學生活的緊張節奏：“來這里第三星期，第二周始，一至周五，每天Kaplan學校3小時英語課+1.5小時口語訓練課+2小時聽哈佛專題講座+2小時圖書館+2小時復習。”而對網友“不要這么拼命”的評論，他的回復是：“什么才叫享受人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3月31日的萬科股東大會上，他果不其然的道出了此次游學海外與萬科的國際化有關系，萬科計劃三年內打入國際市場。確然，行者也需充電，但他們永不會停下前進的步履。

（以上文字執筆：白許晨）

中國商界

家國情懷——胡葆森

    在《我們走在大路上》這篇極具文采的新年寄語中，出生于50年代中期的老胡不無煽情地回憶年少時曾經高唱的那首歌。是的，每一個人，在接受時代的饋贈時，也一定受制于時代的束縛，然而，你怎樣相信，你便怎樣做到。
    在家庭傳統的教育理念影響下，“修身、治國、平天下”、“達則兼濟天下”、“讀而優則仕”這樣的政治抱負我們依稀能夠從老胡身上感受到。而后來“實業報國”的理想與路徑，其實也是前者一脈相承的愛國情懷的延續。
    中國傳統名士的個人修為，強調寫作、書法、音律等的基本功。年幼時的老胡，曾在母親的嚴格教育下，苦練書法和寫作。這樣的教育培養了老胡的精英和細節意識，他隨后也擁有了一口流利的英語。難怪有人評價說，作為河南企業家代表的老胡，不僅學養、素質堪為社會精英，就是經營方式，也是中西貫通。
    作為毛澤東的紅小兵，毛澤東對老胡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和那個年代的很多人一樣，充滿了熱血沸騰的革命英雄主義、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的長文《建業人的長征》中充分得到印證。他對革命的困難進行了充分的估計，但對未來信心滿懷——未來河南之于中國，必同于今日中國之于世界！
    老胡“肝膽相照”、“得道多助”的交友原則也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他的“俠義”、“厚道”、“會盟天下英雄豪杰”的氣度使得他贏得了很多朋友的信賴和認同。建業上市路演的第一場投資人午餐會，滿目的社會名流到會令香港媒體不禁驚呼老胡的人脈和氣場。
    老胡是節儉的，盡管他會有與現狀相匹配的生活方式。這樣的節儉意識幾乎是和過去的生活和經歷密不可分的。老胡堅持在宴請嘉賓的時候，點菜適度，因人取量，從不會浪費。每次離開辦公室,老胡總要親自關掉空調、拉上窗簾保持房間的溫度。十幾年前的舊衣服，他至今也會繼續穿著。

（以上文字執筆：宋曉鳴）

中國文化界

矛盾共同體——陳丹青

    陳丹青，一個知青、憤青、畫家、叛逆者……
    人人皆知陳丹青在油畫界登峰造極的成就，卻常常忽視他在音樂與寫作上的天賦造詣；
    他理想主義甚重，頂著海派自由畫家的名號，卻猶擅表現邊疆底層人民真實生活狀態的寫實畫作；
    他曾被特聘為博導執教清華大學，卻又是中國現行高校教育最激越的反對者；
    他畫畫，更愛說話。詞語也璣珠，話鋒也譏誚，立場也獨醒，表情也懇切。
    因著諸多矛盾的集合，陳丹青注定成為這個時代引人矚目又飽受爭議的人物，喜歡他的人為他喝彩為他吶喊，帶著濃厚的“陳丹青情結”，追隨效仿幾乎頂禮膜拜；不喜歡他的人反譏他質疑他，嘲諷他美國歸來這“歧義而分裂的十年”，鄙夷他的旁門左道。相對于他的畫家身份，陳丹青更像是一個敢于碰撞體制的輿論領袖。身為“50后”，在知青生活中成長起來，陳丹青不可能完全擺脫造反的、破壞的、激進的、反文化的、反歷史的紅衛兵文化，但敢于隔絕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極權主義思潮的浸染，藝術與語境的“隔膜”與“無助”，乃至“欲拒還迎”的文化心態，讓陳丹青顯得矛盾共生，而又兼具包容。
    他言之自己從只顧畫畫的癡態中醒來，自云“退步”，而對百年中國人文藝術領域種種“進步”進行省思和追問。他是一面鏡子，讓我們更清晰地照看今日社會種種文化情境。當其一邊接受著域外和家國的深刻改變，一邊在現世和理想中重塑自己的角色人格，陳丹青醒著，是否能鼓舞中國獨立知識分子的時代？

中國文化界

中國式映像——張藝謀

    中國電影如果沒有張藝謀，很難想象會變成什么樣子。
    在大眾眼中，“50后”的老謀子早已是一面旗幟，無人可以取代。他曾用過去影壇未曾出現過的濃烈色彩和豪放風格叩開了中國百姓的心扉，也將融匯了東方文化內核和西方表現手法的作品投進了國際觀眾視野。
    張藝謀是個生于50年代初的西北漢子，粗獷的地域個性賦予他的電影鮮明的角色形象和蓬勃具有張力的鏡頭語言，而其特殊的成長年代則提供了豐富的創作主題以及作品中清晰的時代的脈絡。縱觀張藝謀的所有影視作品，無論是80年代《紅高粱》的形式突破，還是90年代《活著》、《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個都不能少》的內容革命，而后幾年步履匆匆投身商業化直至《千里走單騎》、《山楂樹之戀》的回歸。毫無疑問，他準確號住了這個時代的脈搏，真實地展現了我們內心生活中的種種隱秘沖動和當時中國社會那種獨有的倫理綱常，同時其作品都遵循類似規律：烘托大環境的氣氛明暗以及在對抗時代命運中個體的凸顯。
    當張藝謀不斷展示中華文化，傳播大眾心態的同時，西方人更是通過他的鏡頭開始關注并認可中國電影。自身經歷與所處年代的制約，使得張藝謀成為中國電影現實主義表現的先行者，忽略傳統的烏托邦式情結，摒棄了狹隘的民族主義，他以直覺把握著社會心理愿望，總是適時而又超前。

中國文化界

知青作家代表——肖復興

    在中國文壇，肖復興是“知青作家”群體中具有代表性意義的一個，之所以能用這一既非派別，也非支系的頭銜將他們從文學界中區分出來，是因他們都生于50年代，那段特殊的經歷是他們創作的源泉和思想根基。
    如果說知青的經歷和烙在臉上的紅字一樣是去不掉的，真正的智者是能夠從苦難中汲取營養。肖復興把自己從那個時代的獲益稱為“民間立場”的確立，正如他所言，這種立場關系到國家的未來，“50后”特殊的經歷使他們流失了很多東西，也傷害了很多東西，包括一去不返的青春。但而今回望過去，最大的收獲是和底層老百姓的感情交流，體會到了民間的立場，這對于成長為一個有責任感有社會意識的作家，對于日后價值觀的形成，以及對國家和對人民的感情關聯，密不可分而無法更改。
    想引用肖復興寫在文中的話：“作為一名寫作者，我一直希望能夠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走進記憶的深處，也走進現實的前沿，不回避歷史、現在和他們的內心，為這一代人立傳。同樣是一場逝去的過去，從中打撈上來的，歷史學家和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打撈上來的是理性，如同魚刺、獸骨和樹根，硬邦邦的；后者則打撈上來的是如同水草一樣的柔軟的東西……悲劇也好，鬧劇也好，犧牲了我們一代人的青春也罷，青春無悔也罷，還是那些最柔軟的部分，最打動我。那些最柔軟的部分，也是最堅定的部分。”

（以上文字執筆：黎蘇蒂）

    未來十年，50年代生人的公共生活面臨著巨大的轉型，他們將從事業的巔峰期進入幕后操作期。他們有的是學術明星，如朱學勤、汪暉；有的是娛樂英雄，如趙本山、劉曉慶；有的是地產大佬，如任志強、王石。但更多50年代生人，是無名大眾，他們將在職業性退休的大潮之后，回家安享天年。這一代人，經歷了建設兵團、破四舊、“文革”、上山下鄉、改革開放等前矛后盾的社會變革。他們既是新中國歷史的建造者，又是歷史車輪下的受難者。他們的身上文滿了時代所給予的各種雜亂印痕：既激進又暴戾，既熱情又殘忍，既理想主義又好大喜功，既倡導言論自由又黨同伐異。這一代人，是精神分裂的一代人，更是是非功過難以一言定論的一代人。
    2001年，趙本山在春節聯歡晚會上表演小品《賣拐》，一夜間本山大叔狡黠的農民形象紅遍大江南北，小品里的“忽悠”一詞，亦成了該年度的流行詞匯。千禧年剛剛過去，中國人就迎來一個歪戴帽子、滿嘴謊言、不講誠信、堪比阿Q的新的藝術形象。人們不覺得這藝術形象有什么問題，人們甚至贊頌這藝術形象中所蘊藏的中國式狡黠智慧，并在樂不可支的笑聲里為這藝術形象鼓掌叫好。這是一個不良的文化信息。如果說之前中國人不講誠信、互相忽悠、彼此欺騙是隱性的，本山大叔的小品則使中國人不講誠信這一病態的文化基因赤裸裸地浮出水面。2007年，本山大叔去美國表演，遇到了與國內截然相反的待遇。本山大叔表演的劇院不但門庭冷落，還遭到一些觀眾的控告。東西文化的差異性使得美國公民根本無法理解，一個嘲笑殘疾人，對弱者沒有基本的同情，話語里皆是謊言的小品，怎么能在中國獲得那么大的成功？
    2010年3月25日，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專門撰文指出國內新左派領袖汪暉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多處存在抄襲，此舉一石激起千層浪。挺汪派罵王彬彬動機不純懷心不良，倒汪派希望汪暉在抄襲鐵證的面前給學界一個交代。熟知中國國情并擁有本山大叔的民間狡黠智慧的汪暉教授選擇了三不原則：不回應、不理睬、不承認。因此被網友譽為“汪龜公”。沒過多久，清華大學網友大曝右派領袖朱學勤的博士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抄襲國外學者。左右兩派再次在話語戰場上，刀刀分明，彼此見紅。朱學勤在網友舉報抄襲之后，高調出鏡，主動請求成立復旦調查委員會。此舉堪稱壯舉。亦使得人們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敢于直面真實自我的氣魄刮目相看。國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更因朱學勤此舉很唱了一段時間贊歌。可惜的是，2011年復旦調查委員會公布的調查結果不但無法令任何稍有判斷力的公眾信服，朱學勤本人在所謂的調查結果出來之后，公然要求網友寶樹道歉的姿態，更彰顯其赤裸裸的學閥心態。有學者替朱學勤辯護，說朱學勤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雖然是抄襲，但也啟蒙了一代人。這是邏輯不清混淆是非的看法。如果說這本書啟蒙了一代人，那也是翻譯式的啟蒙，而非原創式的啟蒙。翻譯與原創是質的區別，何況這是朱學勤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最近更有網友明月族人將朱學勤另一本重要學術著作大段抄襲沈福偉作品的事再度揭發出來。一位學者，抄襲一本學術著作獲得江湖名聲不算什么，難得的是抄襲了一本又一本。在這樣的鐵證面前，我不知道朱學勤將如何應對？繼續格調高揚，死不道歉，還是學秋雨含淚，處于裝混沌狀態？
    一個健全的社會里，知識分子是敢于說真話做真事懂得自我反省的人，公共知識分子更是引導人們前行的社會良心。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則擅長抄襲不敢面對真實自我，何談說真話？更何談社會良心？汪暉、朱學勤抄襲事件，鬧哄哄將近一年，卻無任何定論。在歐美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啟動相關程序，得出公正裁決。在中國，卻成為一堆糊涂賬。在混淆黑白的仲裁機構，三緘其口的學術同仁，各大幫派的相互傾軋，一切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的官僚體制的幾重夾擊之下，中國學人與學術界本無任何尊嚴。在中國，學術界珍視的是骯臟、交易、猥瑣，而非真正的自由思想與學術原創能力。抄襲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學術論文本質上是篡取名利的一種手段，而非思想者醞釀蜂蜜的蜂巢。抄襲事件之所以如此難以裁決，是因所謂的仲裁機構本質上是各學術幫派相互傾軋的權勢工具，而非真正的仲裁者。
    在我看來，這很有可能是一種時代疾病。無論趙本山表演的小品，還是汪暉、朱學勤面臨抄襲指控的行徑，他們的成長經歷決定了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是渴飲意識形態謊言母乳長大的一代人。他們習慣謊言，宛若鳥兒習慣森林，魚兒習慣海水，尸體習慣福爾馬林。阿倫特言“極權主義要做的就是改變人的基本人性”。在我看來，成長在極權環境下的人，無論左右，極易形成一種畸形的極權主義人格。這些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們長袖善舞，擅長謊言。他們一旦在某一領域混成專家，便會養成一種學閥心態：占山為王，剛愎自用，唯我獨尊，拒不認錯。他們會為了掩蓋一個小小的謊言，而撒更多的謊。期待具有極權主義人格的人良心發現，自我懺悔，公然道歉，是不可能之事。更何況人都有自我保護機能，在自我利益即將遭受巨大損失的前提下，難免謊話連篇。這是人性之惡。要知道，恰恰是這些高舉道德重建旗幟的人在毀滅道德底線。他們所反對的原本便是他們自身。中國幾千年的江湖——帝王，帝王——江湖效應，原本便是建立在圣人、偉人、完人的道德評估之上。道德評估是最不可靠的評估。唯心的道德評估原本便是一種愚弄民眾的意識形態。這種評估使得監督機制要不完全缺失，要不形同虛設。
    沒有良好的監督機制，奧巴馬沒準在山呼萬歲的境遇下演變為瑪麗蓮·夢毛。有網民因汪暉、朱學勤抄襲之事，高呼打倒一切學閥。我不贊成這樣的戮父語言。因無論從年齡上還是精神上來說，50年代生人是我們的父輩。他們給予過我們知識啟蒙，亦給予過我們人生快樂，他們的悲劇更多的是時代的悲劇。認清50年代生人的長處與不足，便于我們明晰地走向未來。我們不能單純地相信宗教信仰、良知底線這些道德戒律。人性復雜，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是惡人，即若是希特勒，亦不會認為自己做錯了什么。能拯救人類的估計唯有開放的體制，完善的規則，健全的法律，良好的監督。

（馬小鹽，民間文化批評家、隨筆作家，現為大型純文學期刊《延河》編輯。）

    最近，重慶下發15000套紅色光碟在全市學校播放的消息引發了全國人民關注。唱紅歌，上山下鄉，在年青一代看來，這是遙遠年代的絕響。但對于出生在50年代的人來說，樣板戲是他們的青春記憶。這一代人，生于“文革”前，成長在“文革”間。是激情被文化燃燒的一代；是被紅色文化染紅的一代。
    樣板戲是紅色文化的代表，它所主宰的十年，是50后生命中的黃金十年，也是他們思想上失落的十年。對于樣板戲，他們就如同護短的家長，可以自己對它說好，但是絕對不允許別人對它說壞。因為，樣板戲雖然讓他們成為審美品位被填鴨的一代，也讓他們成為最理想主義的一代。他們對樣板戲五味雜陳：不希望樣板戲重新成為生活的唯一，因為樣板戲成為樣板的年代，不是美好的年代；更不希望樣板戲銷聲斂跡，因為樣板戲是他們這一代的標簽，讓樣板戲年華老去，就等于看到了自己風燭殘年。所以，看樣板戲尚能唱否，就等同于他們問自己：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在《人民日報》1967年5月31日的評論《革命文藝的優秀樣板》中，“樣板戲”作為一個物種正式被命名。被確定為血脈正宗的樣板戲只有8個，它們是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別看樣板戲雖然只有八個，但是樣板戲卻有無窮的力量，最終讓樣板戲在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一統文藝，讓中國落入“八億人民八個戲”的處境。讓中國戲劇傷不起，讓中國文藝傷不起，讓中國人民傷不起。
    樣板戲骨骼精奇，好比當前網絡上流行的“咆哮體”，它之所以能讓所有人都傷不起，是因為它所立足的大地。希臘神話中的泰坦巨人，他雖然其貌不驚，但是一旦讓他和大地相接觸，就變得力大無窮，所向無敵。樣板戲的特質和泰坦巨人相似。它所踩的大地，就是那個崇尚“文化搭臺，政治唱戲”的特殊年代。
    近期，影迷們在評價電影時，對電影忍無可忍時就對影片冠以“精分片”稱號，這個詞最早來源于第十放映室對電影《蘇乞兒》的評論。稱之為“精神分裂型敘事影片”，簡稱“精分片”。指的是電影主題和故事，布景和表現處于精神分裂的電影。其實，讓《蘇乞兒》成為“精分片”始祖，實在是彌天大冤。最血統純正的“精分片”非樣板戲莫屬。
樣板戲的創作思路是：“三結合”、“三突出”、“主題先行”。
    “三結合”是指領導、群眾、作者相結合。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者出技巧。這很符合工業化流水線做標準件的思想。但是文藝創作從來都是“夢筆生花”后一氣呵成的結果。如果讓思想和生活分，那思想就成為死水微瀾；如果讓生活和技巧分，那生活就成為固步自封；如果讓思想和技巧分，那生活就成為畫地為牢。
    “精分”后的樣板戲，水到渠成地“三突出”：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這造成樣板戲中正面人物都是“高大全”，把勇敢、智慧、無私、果斷等全部人性優點都抽出，是人性光輝的集合；反面人物都是“矮小缺”，反動、自私、虛偽、殘暴、卑鄙都保留了，集人性缺點之大成。導致的后果，正面人物被拔高到極點成為神，反面人物被丑化到極致成為妖。所以我們在看樣板戲時感覺“不似在人間”很正常。因為這本來就是活脫脫的神妖交戰的《封神榜》。
    “主題先行”就是不分時間地點，都要讓正面人物說“社會主義好”；反面人物堅持封建、資本主義路線。就如同印度歌舞片“歌舞先行”，到高潮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來一段歌舞再說，讓歌舞段子從電影中“精分”出來。
    瘋魔的樣板戲讓整個中國文藝處于“精分”狀態，停止了十年，讓中國人成為純粹的政治 動物。以至于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中，插入樣板戲旋律作背景音樂，畫面中幾只吃食的小豬聽到樣板戲的旋律后也跟著搖頭晃腦——樣板戲讓中國的小豬在世人眼中成了一板一眼的代名，豬猶如此，人何以堪？
    1976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樣板戲也退出歷史舞臺。中國文藝終于得以撥云見日。但是在銷聲匿跡一段時間后，近期樣板戲又開始死灰復燃。甚至成為傳統文化的代表，走進中小學校課本。
    樣板戲和“文化大革命”如影隨形，對于樣板戲，我們內心五味雜陳。在受過其毒的文化精英眼中，“文化大革命”是“苛政猛于虎”，而樣板戲則是為虎作倀；在受過紅色文化洗禮的民眾眼中，樣板戲是一個時代的記憶，是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的代名，紅色年代如果沒有樣板戲，就如同新娘子出嫁時不坐花轎，不蓋紅蓋頭，沒了那個味兒；在沒被那個時代烙鐵燙過的年輕人眼中，樣板戲等同于未吸過鴉片的人看見大煙，神秘而新奇。
    雖然我們倡導文藝應該多元，但是這“元”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日本人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的音樂《君之代》卷土重來；猶太人也不能忍受納粹音樂《特里斯丹和綺瑟》被演奏。
我們能夠有限度地接受代表“文化大革命”的樣板戲，因為雖然它有諸多不是，但是畢竟代表了那個時代文藝的最高成就。
    曾經領教過樣板戲厲害的巴金曾說：“我怕噩夢，因此我也怕‘樣板戲’。”時代已經不會回頭，對于樣板戲，我們無需恐懼。但也要心存警惕，敬而遠之。因為，如果以某種政治為導向的樣板戲卷土重來，噩夢也會再一次來臨。
    當看著重慶的學校里，孫輩的90后們貌合神離地唱起樣板戲時，50后只會會心一笑。他們生在新時代，長在新時期，是不可能領會樣板戲的真諦的。本杰明說：“如果生命能重新開始，我一定會選擇按現在的模式重來，但要對其中的錯誤進行修正。”如果能讓人生重新開始，50后會選擇讓孫輩們“唱樣板戲，憶苦思甜”。因為50后的精神和生活被樣板戲“精分”過一次。如果讓孫子的精神和生活再被樣板戲“精分”下去，我們實在是傷不起。但是如果不知道樣板戲帶來的苦難，就不會明白文化多元的甜蜜。

（北壬，南京媒體人，專欄作家）

    大約在七八年前的一個周日，我給家人放了一部被禁的國產電影。觀眾里沒有男性，她們分別是我的母親、二姑和三姑。電影放完，以及在放的過程中，她們都哭過，不太善于流淚的母親也是如此。顯然，她們在電影里找回了過去，找回記憶、悲痛和被傷害的歷史。那部電影叫《藍風箏》，導演田壯壯和我的父母是同年生人（1952年）。
    我不是來談論電影的，而是要說說我父母那代人的生活。我像一個專業的媒體人一樣，采訪、詢問了她們哭泣的理由。母親回答是因為看到了兄弟姐妹的親情，二姑看到的是影片結尾那個孩子，拿起磚頭去砸紅衛兵的頭，她想到了自己，想到爺爺當年要被批斗時，她內心的感受，她是哭得最傷心的一個。
    我用了青春這個詞，但對于父母這代人來說，這個詞過于奢侈，奢侈到要被藏起來。他們很少用這個詞，往往說到過去，就是“我年輕的時候……”。可我從未聽他們說過年輕時候的故事。青春對那代人來說，往往是勞動，是所謂的學習，其實背后是被侮辱、被傷害，而最無奈的是，往往又不知道自己是在被侮辱、被傷害。
    不是所有那個時代的人，都去上山下鄉，但都有被中斷和被阻隔的歷史。父親被中斷的，是他的學業。學習優異，一直是學校大隊長和學生會主席的他，因為“文革”，本來是被保送到外語院校（中學）讀書的，這回去不成了，成為他的遺憾。幾十年后，當他得知我能進入外語學院讀書的時候，一向內斂的他，臉上也有了喜悅。
    越是有才華，有所謂的文化，越容易被拋棄和遺忘，在那個時代，這是正常的。父親多才多藝，畫了很多素描，當然千篇一律的是毛澤東、雷鋒和工農兵形象。此時此地，藝術已經談不上奢侈，而是仿佛與世界脫離，更與現實沒有關聯，更多的傷害也皆來源于此。
    這樣“危險的”境地，導致有成長，卻沒有發展。繪畫成為一個工匠的技術，受到輕視。后來，那些畫沒有被保存。不是被迫的，是誰都沒有意識要留下來，好像那是一個定時炸彈。我的奶奶回憶起來，仍然不知道當初為什么扔掉那些畫，說不出理由。不是沒有理由，是理由過于清晰，同時又不允許說出，于是口水和話語一同咽下去，繼續失語，一失語就長達幾十年。
    當我們這些80后的孩子開始抱怨生活的時候，你才發現自己是幸運的，因為我們的歷史清晰可見，雖然仍逃不脫被侮辱和被愚弄，只是方式變了。但你會發現，父母的歷史，不僅有無法說出的，更有他們沒有能力講述的部分，那正是被愚弄的結果，讓你認清歷史，卻不提供質疑的機會，甚至也不給你質疑的能力。這樣也好，否則，內心將無法平靜。
    生活逐漸平穩的時候，他們有些人還要負擔起新的重擔，這一點80后是感受不到的。即使我們結婚生子，也沒有父輩的艱辛。他們作為中間挑起大梁的人，上面有八九十歲的老人，下面有30歲左右的孩子。即使家庭殷實，這兩部分也是很難“對付”的：老人過于陳舊的觀念，會讓生活出現矛盾，還有他們的敏感；孩子反叛獨立，接受新觀念特別快，而重要的是，他們的能力還略差一些，甚至還要五六十歲的父母資助他們的生活。
    父母什么時候才能真正享受生活？我回答不上來，因家庭的不同，也有不一樣的個案。但總體來說，很多人在可以享受的年齡，無法享受，在該享受的年齡，沒有機會享受，就這樣平淡而堅定地度過一生。
    他們在把父輩引向新生活的同時，又在同孩子的交流中體現出自己的保守。中國家庭的艱難就在這里，進展太快，幾十年里，裝下了相當于別的國家幾百年的歷史。時代對比強烈，50后的一代人，就這樣承受雙重的壓力而活，因家庭而異，有的可以回避或逃離，有的則必須全部承擔，比如我的家庭，我的父母。
    在政治上，祖父輩和父輩的不同是，前者還帶著過去謹慎的方式行事，后者則往往不想提起。舉一例，就是美國“9·11”發生之后，我給在美國的大姑寫信，隨衣物寄送過去。而奶奶如審查單位一般，看了我寫的信，并告知我重寫，因為里面涉及“9·11”。我說是用中文寫的，誰會來查？奶奶卻堅決要我重寫，好像“9·11”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
再或者，有些人由于毛時代的深入影響，即使批斗也被忘記，只記得崇拜，在電視里聽到毛澤東的名字就興奮。這種深刻的影響可以讓他們忘記傷害。父輩不再說符號性的東西，但仍然有種愛國熱情潛在，比如運動員獲得金牌時激動萬分，比如各種大的節日和氣氛濃烈的文藝晚會，他們都逐一去看，即使每年千篇一律，也不厭其煩。其實那是在找尋一種背景，在這個背景下，他們才能活得暢快。
    我一再強調，我所說的并不能代表50年代的大部分人，但某些個案的存在，又是和時代緊密相連的，時代塑造了他們的生活。作為旁人，我說他們受到傷害，他們很可能覺得沒什么，只是覺得物質貧乏了一些，鬧過饑荒，經過“文革”，深層里他們覺得都是這樣過來的，這可能是對比的范圍太小，畢竟那時還沒有我們。
    說了這許多，話語間好像還包含著苦難的痕跡。但其實無法釋懷苦難，是因為還有能更苦的空間，這是大部分人的常態。往往是那些已經苦到盡頭，苦得不能再苦的人，卻能發掘出生活的樂趣。說得高些叫哲學，叫禪，說得入世些，就是心態。其實，不管活在哪個年代，能找回最初的單純，都已經不太可能，人只能越來越復雜。
    在那個不能讓自己復雜的年代，50后的一批人卻變得單純了，也就有了讓時代玩弄于掌上的機會。而內心的回歸，極為重要，這是種主動地尋求，是一種修行。
    想到這里，要說回我的父親。他每天忙碌不停，除了家庭事宜，他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書法。一個退休軍人，成為書法老師，每天會面對純真的孩子。一天，我跟我父親說，我的水杯（無印良品亞克力馬克杯）有個機關，就是內膽和外殼間可以放一些插畫之類的東西，我希望能放上父親的書法。轉天，父親起早去上課了。我隨后發現我的杯子夾層里，已經有貼好的書法作品，感動自然而發，不光是因為父親的舉動，更是因為那書法上的四個字：素心若雪。
    我想這是他做到的，也是他希望我做到的。

（王楷威，曾任《看電影》雜志編輯，現為新星出版社編輯） 

嚴謹持重陳建業

    50年代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共和國歷史中的艱難和激情歲月貫穿了他們的青少年時代。他們受到了一個特殊時代的洗禮和環境磨煉，讓50年代人更加堅忍不拔，并不時地散發出濃郁的理想主義氣息。出生于50年代中期的建業集團總裁陳建業，有著那個年代的典型特質，強調規矩，雷厲風行。在工作中，為了每一項重大決策都得到高效執行，作出正確決策后，必須制定相應措施，并堅決實施，一定要達到預期的目的。“言必行，行必果”被他奉為信條。
    在紅色教育下成長的50年代人有著真正的民族自豪感，他們對國家對民族的熱愛在細微處表現在對工作的兢兢業業、恪守職業道德。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老陳把“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2010年開始擔任集團總裁的他，為了每個項目都能順利完成年度任務，執行“走下去”的工作方法，深入一線，認真對待每一次會議，每一個問題反饋。盡管工作忙碌，陳建業卻對自己的儀表嚴格要求，同時，也將這一要求帶入了集團的招聘管理制度中。
    工作中的他總是給人以非常舒服的職業感，質地精良的西裝，整齊的發型，彬彬有禮的態度。在生活中，陳建業也有著50年代人的節儉品質，在員工餐廳用餐時，他總是按量取用。當看到有些員工浪費糧食時，他深惡痛絕，并當場嚴厲批評這種不珍惜糧食的行為。

雷厲風行李和平

    盡管挺拔的身姿和洋溢的活力往往會使人誤會他的年齡，但只要略加接觸你就能輕易感受到集團執行總裁李和平身上濃郁的時代特征。比如他的勤勉，睡懶覺在他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再比如他的嚴謹和執行力，足以做年輕職場人的標桿。50后的青春期正值風雨如晦的“文革”，在這種環境下想要上進必須經歷重重考驗，這種考驗揀選人才，也磨礪了一個人自身的特質。
    踏實勤奮使他贏在了人生的“第一起跑線”上，一個有趣的往事證明了這一點。在“上山下鄉”的第二年，20歲的李和平就順利入黨。入黨后不久， “四人幫”垮臺。組織上對當時那一批入黨的青年進行了審查、清理，主要原因就是其中有人是利用關系入黨，而并非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表現。當公社書記去考察他的時候，事實說明了一切。當時，書記來到麥場找了一圈愣是沒找到人，問周圍的農民：“你們這兒那個下鄉來的小伙子呢？”結果大伙告訴他人就在他身邊呢——此時的李和平早已和當地農民一樣，剃著光頭，光著膀子，曬得黝黑。投入、認真，做什么都要做出點名堂，道理簡單但踐行起來效果顯著。
    特殊時期的經歷也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李和平的管理風格，他的管理略帶行伍特征，較為嚴厲，管理人員都會有緊迫感，但是他們又愿意繼續干下去，是因為大家在此過程中學到很多，并收獲成長。海爾集團董事長張瑞敏推崇做事業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也是他的座右銘。做任何事情都是懷著一種敬畏的心態對待，所以他十分看重工作的嚴謹性。
    激情燃燒的歲月醞釀了李和平積極主動、推動力極強的做事風格，所以人們總評價他“看似和平不和平”。他信奉只要想到的就一定能夠做到。因此在企業運營中，也要做到原則面前絕不退讓，政策面前人人平等，管理者同樣受制度約束，這樣就沒有推行不下去的東西。

（以上文字執筆：何佳穎、白許晨）

   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認為，最近這一百年，有三批人的青春特別跌蕩，一是三十年代生人，他們碰到戰爭，一是五十年代生人，他們碰到文革，一是八十年代生人，他們碰到高物價。誠然，作為改革開放大潮中的中堅力量，50后一手成就了如今中國的大局面，自然，從主流社會的陰暗面也能看到他們的局限性。無論如何，在八零后鬧騰著、不平著奔向主流之路時，父輩的經驗和精神力量還是如此值得我們反芻、總結。

增信心、明方向、找差距、理思路。
    ——梳理9年來參政議政的經歷，老胡把這形容為“學習、充電后再出發的過程”。參加“兩會”一是增信心，通過聽取政府工作報告，了解國家整體上在十一五取得的經濟成就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狀況。二是明方向，通過學習十二五的整體規劃和中央預算，尋找企業未來在中原經濟區建設過程當中的定位和努力的方向。三是找差距，通過聽高層領導、專家學者的發言和講話，看到在認識水平上的差距；通過和基層代表接觸，看到在思想境界方面的差距；通過和優秀企業的接觸能夠找到和其他企業的差距。四是理思路，通過參加兩會把自己下一步工作的思路和企業發展思路理一理，明確企業在中原經濟區建設當中的定位。

做中原城市化進程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推動者。
     ——在3月16日的老胡“兩會”歸來談“兩會”媒體見面會上，他介紹了自己履行人大代表職責的標準：盡職盡責、盡心盡力，“盡職盡責”是規定動作，而“盡心盡力”則是自選動作。作為一個來自企業的人大代表，除了盡職盡責履行好代表的使命外，他還盡心盡力，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積極響應政府號召，更多參與公益事業。老胡還袒露了自己參與社會活動的初衷，就是覺得在全國企業家中應該盡可能多地聽到河南企業家群體的聲音，讓更多的全國企業家了解到河南企業家群體的生存狀態。

保障房，沒有利潤我們都愿去參與建設。
      ——建業向來樂于承擔社會責任，但是，包括建業在內，很多開發商不知道政府是否歡迎開發商加入到保障房建設中去，也不清楚該怎么參與保障房建設。所以，我們希望地方政府能把保障房建設的主體、形式、節奏、規模等向社會公布。如果有可能，建業肯定會參與其中，盡管它的利潤很薄。

開發商一定要及時認清行業形勢變化，調整自己的市場定位和心態。
    ——“十二五”規劃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數據，就是在未來五年要建3600萬套保障房。假如一套按60平方米算，差不多就超過20億平方米，按70平方米/套則是近25億平方米。我們過去10年的年均商品房供應量在5億~6億平方米，去年最高接近10億平方米，那么，五年建25億平方米就差不多是過去10年間市場供應量的一半左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它意味著未來五年我國的房地產市場供應結構將產生一個質的變化，像北京市，未來五年保障房的供應量將占到整個市場供應結構的60%，所以，這個變化將對未來市場和各個行業產生深遠影響。因此，開發商一定要及時認清行業形勢變化，調整自己的市場定位和心態，以在未來的市場變化中調整好自己的方向。

整體而言，限購對我們影響相對較小。
     ——鄭州實行限購令，對建業在省會的項目肯定會有影響。不過，一線、二線城市限購，那么，三線、四線城市的機會就來了，這就變成了客戶的雙向流動。建業主要立足于省內深耕，在全省18市地及部分縣級城市布局，因而，整體而言，限購對我們影響相對較小。實際上，從2010年上半年，我們就明顯感覺到了河南縣級城市化進程在加速，標志有兩個，一是地價快速上升，二是房價上漲。我們計劃未來三年進入30個縣級城市，完成戰略市場框架的搭建。

支撐鄭州房價上漲的因素有很多。
    ——在限購令下，房價有一個規律，如果成交量持續萎縮，那么短期內房價必然下跌。比如2008年的北京，房價跌幅達20%左右。鄭州也是這樣，如果連續3~6個月成交量持續萎縮，相信短期內房價也會下跌。伴隨著河南城市化進程的整體加速，目前鄭州市房地產市場的需求規模非常大的。另外，隨著高鐵、城際鐵路、高速公路這三個交通條件的改善，作為一億人口大省的省會城市，鄭州未來的中心地位還會得到快速提升，這都是支撐房價上漲的因素。

（整理：白許晨）

    3月23日，2011中國房地產500強測評成果發布會暨500強峰會在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轉型、創新、責任”成為本次峰會主題。《2011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500強測評研究報告》由中國房地產研究會、中國房地產業協會與中國房地產測評中心聯合發布，旨在分享領先企業成功經驗，整合全產業鏈核心資源，探討房地產業轉型與發展。研究報告顯示：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在500強中排名第33位，并當選“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區域運營十強”第一名，繼續領跑中原地產。而無獨有偶的是，3月25日的另外一場全國性評選也再次從不同側面印證了建業的規模實力和商業模式的魅力。3月25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中國指數研究院聯合舉行了2011中國房地產百強研究成果發布會暨第八屆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家峰會。會上發布了《2011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研究報告》，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在“2011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的總排名由2010年的第35位提升至第34位，穩居河南地產行業第一，并以穩健的經營風格和財務表現，再次入選2011年度“穩健性TOP10房地產企業”榜單。
    作為目前中國房地產企業兩個最高端、最權威的評選，中國房地產500強、地產百強企業研究測評報告是對中國房地產優秀企業最為客觀、公正和全面的綜合評價。考慮到中國房地產500強企業中前三十強有半數左右都是國企，建業拘于一省取得的成績殊為難得。雖然因兩項評選的考核指標略有分別，也使得建業在兩個榜單上的排名出現了輕微的差異，但它們都已權威性地確立了建業在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領先地位以及品牌影響力。
    在穩步完成河南省全部地級城市的布局后，建業正依照自身戰略部署，有條件地進入部分中心縣級城市；而在業務模式上，也加大了持有經營性物業的投入，進一步鞏固了自身發展的穩健性。在建業內部的經營規劃中，他們將再用二至三年時間完成戰略攻堅期，過渡至戰略縱深期，在此期間實現經營成果的躍進。而2011年中國房地產500強、百強企業研究報告成為解讀建業階段性戰略成果和發展態勢的一個重要視角。

解析榜單
規模及社會責任感成為建業“打榜”利器

    3月23日的500強結果測評發布會上，中國房地產業協會秘書長、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苗樂如表示，此次中國房地產500強測評較以前做了一些新的探索，首先充分考慮了2011年乃至“十二五”期間房地產市場形勢發展、行業轉型、結構調整以及時代要求，展示了成長型企業有效適應市場形勢調整結構、加快轉型、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的成效；其次，測評充分體現了國家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導向，除反映企業規模的總資產等指標外，還考慮了新開工面積、竣工面積、租賃經營、新材料新技術運用等內容，加重了銷售面積在企業規模中的比重；再次，此次測評提高了體現企業社會責任指標的權重，強調了企業參與住房保障建設、稅收貢獻、社會捐贈等內容，以使測評結果更加完整，為促進房地產業調整轉型和健康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從業務轉型到建設規模再到社會責任，可以說，500強評比無疑是最好的驗證標準，驗證了建業探求行業規律的成果和全面發展的均好性。
    2010年，國家經濟發展環境復雜多變。尤其是下半年以來，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隨著通脹壓力不斷加大，為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宏觀調控的不斷發力以及緊縮的貨幣政策，都對資金密集型的房地產行業產生重大影響。但在這樣的宏觀環境中，建業依然憑借自己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優勢，保持了業績的穩步提升。3月16日，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對外發布2010年年報。2010年，建業地產共實現銷售金額54.9億元，比2009年增長了51.8%；實現銷售面積111.4萬平方米，同比增長28.1%。
     當然，僅看業績并不能完全解釋建業在行業內的獨特影響力。事實上，近兩年來，建業地產董事局主席胡葆森一直在不同場合強調自己企業的定位是：“做中原城市化進程與社會全面進步的推動者。”在500強結果發布會的演講中，他也一再強調廣大同行應正確認識企業與社會的關系，主動、自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而秉承建業的企業定位，除了已堅守18年的足球事業外，2010年的建業在社會公益事業方面大手筆不斷，向鄭州市捐獻十輛公交車，并投入5000萬巨資助推河南省的文化事業發展。在輿論界對開發商的社會責任感提出更高要求時，我們發現，建業在該領域一向是清醒且自覺的。這一方面無疑也是建業參加各種評先時的“給力”加分點。

解讀背景
“梯次轉移”下建業戰略的廣闊空間

    雖建業省域化戰略早已名滿業界，但在兩場發布會上，建業獨有的省域化發展戰略使胡葆森的區域發展經驗分享更加引人矚目。畢竟，經過近10年的苦心布局，對于三、四線城市的市場特性建業人已經有了精到的把握。
    先后發布的兩份測評報告中均指出，目前市場集中程度日趨提升，二、三線城市成為品牌房企爭奪的焦點。旅游地產開始成為地產大鱷相繼著力發展的新方向。而這一趨勢胡葆森早在七八年前即已給出準確預測，他將這種地產格局的變遷現象歸結為房地產企業的“梯次轉移”效應。在這種效應作用下，當強勢資本進入一線城市時，那么一線城市的二流和三流地產商就會向二線城市轉移。這樣會導致二線城市市場的格局也發生變化，二線城市原來的二流、三流地產商向三線城市市場轉移，依此類推，最終會梯次轉移至四線城市，也就是我們說的縣級城市。
    梯次轉移效應固然會給本地開發商帶來更加激烈的競爭，但對布局縝密、專注一地的建業來說，品牌效應及規模協同效應早已使他們占得先機，反而是更多資金進入后與之俱來的更加成熟、發達的市場會讓他們受益頗豐。
    河南城市化的現狀也的確呼應了胡葆森的判斷。近年來，中原房地產市場也呈現出加速發展態勢，2010年表現得更加明顯。尤其是縣級城市，河南省108個縣中有20~30個縣級城市中心區域房價已達3000元/平方米左右。而自2010年初試探性地進入舞鋼市后，建業已進一步調整戰略推進節奏，開始逐步有條件有選擇性地進入部分中心縣級城市。先后與修武、沁陽、淮陽、遂平、西峽等縣級城市政府簽署了合作協議，2010年全年共與各級政府簽訂13個合作協議，涉及土地面積4.79萬畝，為公司戰略向縱深推進奠定了良好基礎。

解答未來
建業全力實現“歷史性跨越”即將迎來戰略縱深期

    在兩場測評報告發布會上，嚴厲宏觀調控下整個行業的未來和前景都成為諸多業界大佬和專家的關注焦點。胡葆森認為，嚴厲調控的態勢可能還將持續二到三年，在此期間，作為資金密集行業，企業與資本市場的對接非常關鍵。因此企業如若要做百年老店，就必須從資本市場的要求出發，以未來約束現在。在他看來，資本市場對企業的基本要求就是“持續盈利、穩定增長”。 而企業如果要達到這種要求，必須具備20個以上的在建項目以及與此對應的多項目操控能力。
    確然，經過前期布局、發展，建業既定戰略的優勢已逐步顯露出來，尤其是遭遇宏觀調控之時。這種優勢源自越來越多的在建項目所形成的規模效應，源自建業潛力構建的大服務體系及持有型物業的經營；也源自“企業一以貫之的核心價值觀和能夠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省域化發展戰略”所帶來的超強融資能力。
    雖調控之勢將不可避免地影響短期內的商品房市場的活力，但在這些優勢之上，建業仍專注于自身發展目標的實現。在不久前全國“兩會”歸來與媒體交流時，胡葆森提出，建業將著力再經過三年時間，完成戰略的第二階段，即戰略攻堅階段。屆時，建業每年可能會在50個城市同時運作80~100個項目，并在此后進入戰略的縱深階段，這種過渡即是建業發展史上意義重大的“歷史性跨越”。
    這個階段的目標就是，在經營上要上大的臺階，整體實力步入全國房地產行業的前30強。在具體經營指標上，建業也希望在2013年使稅收總額突破20億元。
    作為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房地產行業已步入新的發展周期，企業的成長也將面臨更具挑戰的市場格局。“做中原城市化進程與社會全面進步的推動者。”新的征程，作為區域內領軍企業的建業擔當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在持續躬耕河南市場，不斷進行戰略攻堅的同時，更實踐著“社會公民”的角色，助力中原崛起和中原經濟區建設。

    全國已經有多達30多個城市出臺了房價調控目標，到目前為止，最低的是蘭州和丹東，房價目標是增幅9%；最高的為吉林榆樹的50.5%。從調控目標值范圍來看，界域相當寬廣。大中城市的指導思路是房價增長幅度不高于當地城市GDP的增長幅度，當然榆樹市的調控目標有點另類。盡管各地地方政府在房價調控上，已經盡力在模糊化，但這個目標設定還是會在未來將自己陷入尷尬的局面中。

    各地房價調控目標的基本參照體系為GDP的增幅，從經濟學概念來看，這不是兩個對等概念，GDP反映的是經濟量價之間的關系，而房價則純粹反映的是價格關系；第二方面，GDP增幅代表的是進出口，消費與投資的三方均衡，而房價則是單一指標，從指標角度來看，GDP增幅顯然更加均衡，而制約房價的力量則相對較為單一，因此房價增幅相對而言，即顯得非連續性較強；因為GDP增幅為量價關系的總體表現，因此價格黏性在GDP增幅中，并不是唯一因素或者說重要因素，但房價單一目標考核的情況下，價格黏性即成了房價增幅的決定性因素。而簡單的說，GDP增長幅度受制于中位數影響相對較大，而房價增長受制于中位數增長較小，受制于基準期價格相對較大。

    為了便于說明，我們用重慶市房價為例，2010年重慶全年房屋均價為：5938元每平方米，2011年1月重慶房屋均價為（中房信數據）7312元每平方米，增幅已達到23%，重慶GDP增幅如果2011年按照20%的幅度增長，那么政府在制定這個目標的時候，就面臨著價格向下調整5—8%的壓力，但依據我們對市場供求關系的判斷，整個上半年市場供求關系明顯有利于賣方，也即上半年價格顯然還處在緩慢的上升通道中，隨著價格的逐漸累高，下半年要完成這個任務，除非市場出現巨大的價格下降。如果出現，則出現了房價非預期理性下跌，導致整個市場紊亂，這又絕對是非所有人愿意出現的尷尬局面。

    缺乏對經濟規律的深入研究，甚至不研究基本經濟現象而出現這種明顯有缺陷的政策，必將導致政府再一次失信于市場，失信于自己，這反過來又將再次加大政府調控的難度。更為合理的是政府以2010年12月的房價為基準，設定一個相對較為穩定的增長幅度，或許更有利于總體目標的統一，同時也能夠盡量兌現對社會的諾言，這才是政府調控更為現實的目標。

                                                      (王雪松，焦點地產網專欄作家)

時代的印記
    作為在全球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物業管理行業，其在中國的發展也僅僅20余年。在中國，盡管物業管理行業被定義為新興產業、朝陽產業，但由于物業服務特別是普通住宅的物業管理工作，內容單調，缺少激勵，面臨巨大的精神壓力。在這個被認為很難長期堅持的行業，從客房服務員到物業公司的總經理，從業時間長達20年，張瑋也許是中國本土從事物業管理時間最長的管理者之一。如今順勢而為，面對建業省域化發展戰略的特殊性，張瑋轉型為規模物業的管理者，這對經歷了很多不同物業類型的他仍然充滿挑戰。
    出生于本世紀60年代末的張瑋身上，有著明顯的時代特質——他看起來沉穩、低調、含蓄，但對理想有著執著的追求，善于思考和洞察事物。或許由于閱歷豐富，他顯得從容而練達，并有著被信任的強大磁場。

專注做一件事
    在波特的關于打造核心競爭力的理論中，專一化是被著重強調的。波特認為，如果企業的基本目標不止一個，則企業的資源將被分散。企業如此，人亦如此。張瑋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從業經歷始終在一個行業中錘煉，因而在專業領域總能切中問題存在的肯綮，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他也因此而在中國物業管理行業的發展過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人生第一次”對于人生的影響之深刻，從張瑋的履歷中可得到明證。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國策實施，市場經濟的產物之一物業管理由香港引入。在張瑋的家鄉天津，也逐漸開始出現物業管理行業，但真正高端物業的到來是在1990年。那一年，香港怡高(Colliers Jardine)物業管理公司全權管理香港怡和置業在天津投資的物業——當時天津第一家只定位于外企客戶的、全部自持型綜合性商業大廈。怡和置業隸屬于1832年成立于廣州的香港怡和集團，90年代在天津落戶時，曾出現近2萬人報名應聘的空前場景。當時還不懂物業是什么概念的張瑋通過了選拔考試，取得了走向社會的第一份工作，也進入了物業管理這個行業。
    每個人的性格都有兩面性，張瑋也不例外。上學時，他成績普通，卻興趣諸多，喜歡嘗試。對于這么一個愛玩、善思考的年輕人來說，客房服務工作看起來好像太單調且枯燥。但憑借與生俱來的獨立思考習慣和學習意識，他在這種貌似平淡的工作生活中發掘了豐富的人生養分。當時，公司各個部門的經理崗位上，正職都是香港人，在他們的身上，張瑋學到很多寶貴的東西。比如，努力工作、充分享受生活、積極的態度、競爭意識、始終追求高標準、善于利用資源、因勢利導努力創造新的平衡……那個時候天津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和香港差異很大，他們面臨了很大的壓力。但是在管理核心團隊的努力與堅持下,公司靠租金5年就收回了物業的投資。可以說，這個團隊是張瑋在職場最初的標桿，于他而言，有了努力的方向后，工作中的困難與壓力也就自然不能夠再放大了。
    此后，張瑋在物業管理的從業道路上逐漸深入，并思考出了適合自己的管理方法和操作手段。

計劃落地與打造專業團隊
    面對數萬名業主以及建業人的期待，張瑋談得最多的，還是與專業有關的話題：
    《建業》：在您上任后，關于物業管理工作的總體思路是怎樣的？
    張瑋：我們首先對兩個關鍵業務模塊進行梳理和分析；其次，結合建業業主51%入住率的實際現狀，制定了2011年度的整體工作規劃，績效考核以平衡記分卡（BSC）為基礎；最后，我們還清醒地意識到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并有針對性地制定預防措施，確保計劃落地的效果。
    在基礎業務方面，主要是按照合同（與業主簽訂的前期物業服務協議、與項目公司簽訂的前期物業服務合同）約定，實現承諾。即夯實我們的四大基礎服務（公共秩序維護、綠化、保潔和公共設備設施的維修保養）和星級服務。
    在做好基礎業務的同時，制定完善“地產開發和服務三大關系流程圖”，找出服務流程中的“關鍵時刻和關鍵點”，強化客戶服務，增加客戶良好體驗的服務動作和人際溝通渠道，所有的客戶服務均圍繞著這些關鍵時刻和關鍵點進行。

    《建業》：我們知道，您非常重視與客戶的溝通，但客戶分類非常多樣化，面對這樣的局面，今年客戶工作重點是什么？
    張瑋：我們最主要的客戶是“地產客戶”和“小業主”。
    對于“地產客戶”，我們從后期物業管理和集團整體發展的角度，做好前期介入的建議和意見，拿出切實合理的項目論證方案。比如八重安防的考慮、有關水系和景觀設計的考慮等考慮；其次做好案場和樣板間的包裝和日常維護，讓準業主第一次到訪時，就能感受到建業產品和服務的差異化，從而吸引和堅定客戶落單的信心；最后，積極配合，主動參與項目營銷的推廣活動。
     在國際知名第三方調查公司（蓋洛普）細分業主的基礎之上，把“小業主”延伸細分為意向客戶、準客戶、磨合期、成熟期和老客戶五類。其間，重點強調與100%的客戶溝通，尤其是未入住的業主。如何與49%未入住業主進行溝通，顯得格外重要，這也是我們今年工作的重點。

    《建業》：我們了解到，您并沒有制定過于空泛的目標，而是腳踏實地解決當前的問題。那么，目前物業公司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張瑋：最大的挑戰就是計劃落地的效果。一開始，我們就從三個方面制定并推動糾偏措施：一是強調員工養成良好的職業習慣，要求處處留下管理痕跡；二是從人力資源方面下工夫，比如，繼續完善員工職業生涯規劃、實行動態的薪資體系、打造內訓師團隊、建立培訓基地、建立多種員工溝通渠道、進行全員360°面對面，等等；此外，還希望通過績效考核，全面、準確對員工和公司的績效做出合理的評價。

    《建業》：您曾說過，物業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團隊的職業習慣。今年您將如何部署和規劃具體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您又如何培養和帶領團隊？
    張瑋：在服務流程的節奏把控方面，我要求團隊聚焦業主滿意度，與業主全方位零距離溝通。3月~4月份重點夯實基礎服務和星級服務，重點把控關鍵點、關鍵時刻。5月份與100%業主面對面溝通，對于入住的和未入住的業主，按照不同的服務方式，采取不同溝通方式，重點關注業主參與面，尤其是未入住的49%業主，傾聽并收集業主的意見和建議。6月~8月份，針對業主提出的問題進行整理、整改，報整改計劃及預算，讓業主參與到整改過程中。9月份，再次與業主面對面溝通，通報業主意見和建議的整改結果，放大影響力，并再次征求業主的意見，作為最后一個季度和明年的工作重點，讓業主了解我們的工作計劃，滿足業主的期望。10月份，所有管理人員輪流站高峰崗，接到投訴和建議要迅速落實，超過一周不能解決的，由物業總公司管理部親自處理。此外，公司將把2011年的階段性工作做成展板，突出關鍵點和節奏，用以提醒和引導大家的工作。
     在團隊培訓方面，根據項目分布情況，打造約50人的培訓師團隊，繼而把他們培養、提升為管理骨干，使他們成為能夠吃苦耐勞、有責任心、正直、懂得合理制定科學成本的物業職業經理人。其次，在各自部門樹立標準，進行日常的品質監管；最后，作為公司的儲備干部，總公司人力資源將持續做好內訓師的職業生涯規劃，一是輪崗，把他們在內部流動起來；二是納入公司的考核體系，從而打造真正意義上的學習型組織。
    同時，建設培訓基地，讓全員養成職業化標準習慣，構建管理干部梯隊，以適應集團的發展。2011年，物業服務總公司擬在鄭州的聯盟新城和置地廣場、洛陽世紀華陽、新鄉金龍森林半島、信陽森林半島等有代表性的小區打造培訓基地。在公司新入職員工和集團新動力理論培訓之后，要將他們安排在基地工作、學習和生活一段時間，現場感受工作氛圍、固化工作流程、感受建業大家庭的溫暖，繼而樹立新員工對建業企業文化的認同感、歸依感，增強團隊凝聚力和執行力。
    在員工考核方面，使用平衡記分卡（BSC）作為績效考核的基礎工具。從財務、客戶、內部運營、學習與成長四個維度進行績效管理和評價。培養員工平衡發展、穩步提升的工作習慣，為今后公司的集團化發展做好準備。

胡葆森董事長“兩會”歸來談“兩會”，引發省會主流媒體熱議
3月16日上午，在聯盟新城至尊紅酒會所內，胡葆森董事長“‘兩會’歸來談‘兩會’”媒體見面會成功舉行。作為中原重要的意見領袖，這個近年來的“例行之約”備受媒體期待，吸引了省會及各地市的主流平面、網絡媒體。見面會上，從五項參會建議到“兩會”見聞心得，從新國八條、限購令到河南房地產走勢，從建業的近年發展藍圖到對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認知，老胡與參會記者進行了真誠的溝通。隨后，各大平面媒體以大幅版面進行報道，熱議見面會中老胡的眾多觀點。

建業集團2011年第二屆營銷系統營銷沙龍圓滿舉行
3月21日，建業集團2011年第二屆營銷系統營銷沙龍在集團多功能廳拉開序幕。
本次沙龍旨在加強對2011年國家房產新政、“鄭州版限購令”及集團應對新政快速制定的營銷保障策略的學習、分析；同時綜合分析集團1月~2月經營數據，研討在嚴峻的形勢下建業營銷人如何開展高效營銷，如何才能確保完成月度、季度、年度既定目標，如何快速推進銷售，如何快速提升當前集團營銷系統營銷創新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多項目管理能力和執行把控能力。

“中超之父”郎效農加盟建業 欲打造最正規足球俱樂部
3月30日上午，在鄭州市航海體育場的新聞發布廳內，河南建業足球俱樂部召開新任總經理及新援見面會，郎效農正式入主建業俱樂部出任總經理。
對于足球事業的發展，作為中國職業聯賽最老資格的投資人，老胡經過敏銳的觀察曾表示中國足球將迎來一個新的發展契機，“在經過多年的足球職業化后，今年可以叫做一個元年，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經過治理整頓，環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郎效農的加盟，無疑是實現對俱樂部規劃和建設的最好時機，相信擔任過中國足協所有聯賽組織職務的老郎將在建業書寫一段新的傳奇，他的到來勢必會讓建業俱樂部的管理更加規范和職業。

    很難把《海底撈你學不會》這本書單純歸結為純粹的商業管理書。那么多感人煽情的案例，那么多員工真實的自述，還有那么多作者發自心底的感慨。而把它歸結為純粹的紀實文學，也不合適，因為它畢竟是作者經過兩年調研、派學生多次臥底、研讀了所有海底撈內刊、采訪了從上到下各階層的海底撈員工后，基于豐富的事實和證據寫就的一本書。同時，它也不是一本只給企業貼金的書。它的客觀就體現在，雖然作者顯然是海底撈經營理念的推崇者，但是他依舊保持了客觀冷靜的眼光和頭腦，不留情面的筆觸，以及縝密的思維，去解讀海底撈的成功密碼，研究海底撈的管理哲學，揭示海底撈的破綻和潛在危機，給人們展示一個真實的海底撈，而不是網絡或媒體推崇的神話的、完美的海底撈。
    通過他的調查和采訪，作者讓你看到了一個你所不知道的海底撈。你知道海底撈服務好，但也會有服務員和客人打架；你知道海底撈服務員熱心微笑，但也會有人在此渾水摸魚；你知道海底撈到處開店生意火爆，但你可知道它最初卻因開店被騙了幾百萬……這本書到處在展示一個“完美企業”的諸多不完美，但就是這樣的企業，不按教科書中的條框，不依照咨詢公司的建議，卻走出一片新天地，成為專家講堂上的案例。
    但終歸有一點，作者還是要告訴各位讀者，即便是有這樣一本書，前面所有章節都在告訴讀者海底撈的經營密碼，所有的服務準則，員工培訓細節，乃至于店面經理姓名，但它的最后一章也仍然要告訴你，即便你復制了海底撈的一切服務項目、擁有了海底撈的規模、挖到了海底撈的經理和員工，但是，你依舊學不會海底撈的經營真諦，也依然不能開辦一個與海底撈一樣的公司。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對管理的不同理解，或者說對管理的科學與藝術不同屬性的理解有關。諸多原因，鑄造了今日的海底撈。舉例，即便是麥當勞肯德基去學習海底撈的笑容，他們的員工依然不會有太多發自肺腑的笑。想知道原因，去讀這本書就會了解。

    《建業》編輯拜訪黃鐵鷹先生（中），此次拜訪的成果是黃老師為《建業》撰寫了《做一個有意思的人》一文。

中日兩國關系“震”出契機？

    中日兩國專家3月27日表示，此次日本大地震是改善或促進中日兩國關系的契機，應求同存異，以同化異。日本“3·11”大地震以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前往日本駐華大使館吊唁日本地震遇難者，而中日韓外長在東京會面時，三國代表團成員首先起立為日本地震和海嘯遇難者默哀。
    北京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來自日本的加藤嘉一表示，判斷中日關系好不好的標準有三個：政治穩定、經貿關系、國民感情。“從中日關系的角度來看，地震進一步促進了兩國關系，壞事變好事。”
    對于更長遠的中日關系，加藤嘉一指出：決定中日關系未來走向有三個方面，一是領土，其次是與歷史有關的靖國神社問題，第三是涉及老百姓生活的民生問題。他指出，在推進關系的過程中，可能發生各種突發事件，他坦承，只有過了上述三個關，兩國關系才能穩定。
    加藤嘉一建議，中日兩國應該馬上建立中日危機管理委員會，“由首相、外相、文化名人、學者、體育運動員、藝人、企業家、軍人、年輕人參加，雙方八個對八個，定期開會交流，一旦發生事件，處理溝通和宣傳方面的問題。”
    另外，中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應該以日本地震為契機來改善中日兩國關系。
    他以美國的9·11事件為例，“小布什上臺的時候曾經說過，中國是最大的潛在對手，9·11事件后發現，最大的對手是恐怖主義，從這件壞事中找出了雙方利益的契合點，是反恐。”
    就日本地震，他說：“說中國威脅論，中國并沒有對日本構成威脅。地震反而是一個契機，中國通過救援來改善兩國關系，上次汶川地震時，日本救援隊來了，發現遇難者遺體時，進行了人道主義安撫，對遺體默哀，我們發現，日本救援隊是這樣的，可以給予一種人道的關懷，我們的救援隊在日本，在他們的哀悼日，我們的人也在默哀。”就此，他強調，中日雙方要求同存異，以同化異。

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

央行建議購買黃金保值

    信不信由你。中國人民銀行3月25日建議，在各國貨幣紛紛貶值的環境下，中國的10億老百姓可以通過購買黃金來應對通脹和進行保值。人民銀行發布這份《2010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之際，正值全球主要貨幣相對黃金出現貶值，其中美元貶值1%、瑞士法郎2.5%、英鎊2%、日元2%。
    哇！這好比美聯儲預期今夏汽油價格將上漲，然后建議你購買石油股或者原油期貨一樣。
    在影響金價的種種非市場因素中并不只有人民銀行，還有利比亞沖突、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日本核危機，以及蔓延至敘利亞、也門甚至整個中東地區的政治動蕩。這一切都是金融市場分析師們預料不到的。
    再有想象力的人恐怕都想不到，包括新罕布什爾、佛蒙特、科羅拉多、印第安納、南卡羅來納和華盛頓在內的美國12個州建議允許市民將金銀幣作為法定貨幣——也就是說可以用金銀幣來付房租、買日用品和納稅。
    你知道嗎，印度普通老百姓們通過覆蓋全國的466家郵局正在踴躍地買進黃金。印度甚至有上市公司對外提供購買金銀的融資——也就是可以借錢買金銀。
    正因如此，上周金價雖然只上漲0.75%，但黃金股的漲幅卻達到5.07%。
    究竟黃金能漲多高？高盛預測6個月內能漲至每盎司1565美元，12個月內漲至1690美元，也就是說12個月的漲幅會達到相當可觀的18%。盡管高盛警告說，短期內的上漲會引發獲利回吐。不過這還不足以促使索羅斯、保爾森等投資大戶以及他們的對沖基金同行們拋售黃金。除非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決定加息。

來源：美國《福布斯》雜志

中資銀行：奇怪卻能生存

    中資銀行是一種奇怪的金融機構。例如，中國政府是它們的主要股東，銀行監管者給存貸款利率分別設置了上限和下限，政治力量對貸款規模的影響可以和金融形勢對它的影響一樣大，等等。但正如西方政府也會插手銀行業一樣，中資銀行的發展模式不再像以前那樣看起來如此怪異。至少目前來看，中資銀行正為國民經濟帶來增長，為投資者帶來回報。
    與一些國際大銀行不同的是，中資銀行的發展模式相當簡單，無外乎是吸取存款、發放貸款。在中國，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貸款利率的下限都是由政府設定的，目前凈息差為3.06個百分點。由于政策在2011年處于收緊狀態，中資銀行無法像平時那樣大量發放貸款。不過，限制信貸供應意味著銀行可能握有更多定價權，也就是說，它們收取的貸款利率可以高于監管者設定的基準利率，而存款利率目前仍受制于監管上限。
     需要注意的是，在經濟增長放緩過程中，可能會暴露出銀行業的弱點。過去兩年，中國銀行業的貸款業務增加逾50%。如果銀行完全按照信貸標準發放貸款，就不可能實現如此大規模的業務增長。給房地產開發商的貸款占中資銀行貸款業務的19%，估計放給地方政府投資實體的貸款占20%。這些貸款之間存在關聯風險。
預計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依然在9%以上，壞賬規模可能增加，但幅度可能不會太大。因預計未來政策可能收得更緊，中資銀行已做好了相關準備。

來源：美國《華爾街日報》

BBC民調顯示，中國的新經濟實力引發擔憂

    根據BBC進行的一項新的全球性民意調查，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在民眾中引發的不安與日俱增。
    調查表明，在中國的許多重要貿易伙伴國、特別是主要富裕國家中，說中國經濟實力變得更加強大是件壞事的受訪者大幅增加。
    但總的來說，在此次民調中，受訪者仍對中國持積極看法。在接受調查的所有國家中，平均有50%的人對中國的經濟實力持積極看法，33%的人持消極看法。
     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持積極看法的人最多的兩個國家在非洲，一個是尼日利亞(82%)，另一個是肯尼亞(77%）。其實，在接受調查的所有5個非洲國家中，大多數人持積極看法。在接受調查的發展中國家中，對中國持積極看法的人多于持消極看法的人。
    那么，是什么導致人們對中國與日俱增的經濟實力持有這些看法呢？從上次進行民意調查（2005年)至今，世界經歷了一個稱為大衰退的插曲（大衰退是金融危機所致）。發達國家遭受嚴重打擊。頗有影響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對BBC記者說：“在中國崛起的同時，許多西方主要民主國家卻有一種停滯癱瘓感，這毫無疑問造成了心理不安。”
還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BBC的此次民調也確實涉及了這個問題。受訪者被問及這樣一個問題：你們是否認為中國對其他國家采取了公平的貿易做法？對中國貿易行為最為不滿的是日本受訪者(70%)，其次是法國(59%)、韓國 (58%)、德國(56%)、意大利(51%)、美國 (45%)等。

來源：英國BBC

  ⊙  3月2日，胡葆森董事長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攜《關于將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納入住房保障體系的建議》、《關于設立國家法定“社區服務日”的建議》等五項建議，赴京參加兩會。

  ⊙  3月8日，漯河建業及漯河建業物業分別榮獲2010年度“規劃實施先進單位”和“物業服務優秀企業”榮譽稱號。

  ⊙  3月14日，周口、信陽、商丘、新鄉城市公司分別以“倡導低碳環保”、“共筑綠色家園”等主題在各自項目開展植樹節活動。

   ⊙  3月16日，在聯盟新城至尊紅酒會所內，胡葆森董事長“兩會”歸來談“兩會”媒體見面會舉行。

   ⊙   3月23日，2011中國房地產500強測評成果發布會暨500強峰會在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在500強中排名第33位，并當選“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區域運營十強”第一名，繼續領跑中原地產。

   ⊙   3月25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中國指數研究院聯合舉行2011中國房地產百強研究成果發布會暨第八屆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家峰會，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在“2011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的總排名由2010年的第35位提升至第34位，并入選2011年度“穩健性TOP10房地產企業”榜單。

   ⊙   3月25日~27日，三門峽2011年度春季房展會在市體育館成功舉行。建業產品以一貫的精致品質，成為房展會的焦點。

    ⊙   3月29日，由建業集團首席工程師王立修研究撰寫的《高層住宅火災避難設計》，喜獲河南省公安消防總隊認可，并申報住建廳定名為《河南省高層住宅避難間設計施工及驗收規范》。

    ⊙   3月30日上午，在鄭州市航海體育場的新聞發布廳內，河南建業足球俱樂部召開新任總經理及新援見面會，郎效農正式入主建業出任總經理。

    ⊙   3月31日，2011賽季建業足球主場比賽時間表出爐，中超聯賽將于4月2日擂響戰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