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YE MAGAZINE
“責任論”是對中國的一種變相“捧殺”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霍建國認為,“中國經濟責任論”其實是“中國經濟威脅論”的翻版,通過對“順差國責任”、“債權國責任”、“儲蓄國責任”、“能源消費大國責任”、“碳排放大國責任”等論調的炒作,形成對中國不利的長期輿論氛圍,給國際社會以“世界經濟中的任何問題都因中國而起、世界經濟形勢能否好轉取決于中國采取的措施”等印象。中國絕不應受外界噪音影響而去承擔超出自身能力、有損自身重大利益的責任。
中國的法制為什么這么弱?法律有規定但是執行不了。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得出的結論就是大家都不愛打官司,大家打官司不多。
——中國律師郝勁松表示,打官司是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可以訓練你的思維和實際操作能力。即使有時候面對不公的判決,他也希望暴露出病灶,發現是哪兒出了問題。
學校看來不是沒錢,而是有沒有把錢真正用在該用的地方。
——廣東順德區區長梁維東認為,一所學校是不是名校,主要是看里面有沒有一批出色的老師、一個優秀的校長。而我們的學校現在都在講求什么?一講到好學校,首先就是要有塑膠跑道,建漂亮的教學樓。一些教學樓外面貼磚還嫌不行還要貼石。順德去年的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22.1%,為財政專項支出中的最大頭,梁維東炮轟說,學校要把錢用在真正該花的地方,如把錢用在補貼教師工資,讓教師安心教學。
民企500強去年凈利總和不敵央企兩巨頭。
——被視為反映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現狀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最新榜單近期發布。盡管中國民企500強的盈利能力大幅提高,但民企500強去年的凈利總和還不及中國移動和中國石油兩家央企。雖然近年來國家為了吸引民間資本漸漸放寬了限制門檻,稍早前剛剛發布的“新36條”也明確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壟斷行業。但長期以來,民營企業在多個行業中的地位并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去年更是出現了一輪“國進民退”的大潮。由于“新36條”仍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民資地位的提升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這個有了天才也會被制度扼殺的時代。
——陜西省西安市高三應屆生孫見坤深厚的國學功底令人驚嘆。他的國學觀點讓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女兒、中山大學化學系教授陳美延感到“欽佩”。他對《山海經》的注釋水平和見解,甚至高于在讀的研究生。因為與一本線差了6分,無法上他心儀的復旦大學,8名復旦大學教授聯名請求學校破格錄取。但與陜西省招辦多次溝通后,還是拒絕投檔。天才碰到制度,制度贏了,但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卻輸了。
誰讓郭德綱閉嘴?
——一個近段時間內最熱門的娛樂新聞,一個牽涉到治安事件、牽涉到名人言論是否合適、媒體報道權的邊界何在的爭論由于領導人提倡的“反對低俗、庸俗、媚俗”,就此變成了一邊倒的懲罰,郭德綱和他的劇團被強制沉默。言辭尖刻的郭德綱第一次如此沉默。這也再次說明中國的娛樂業和企業界有著類似的游戲規則:你可以不在乎競爭對手甚至媒體報道,可一旦權力之手介入,輿論和法律都可能變得無足輕重。
透過資訊不對稱、審批權、內線消息等手段,官員嘗到市場經濟的甜頭。因此,就資訊和權力壟斷方面,官員非常喜歡市場經濟。但西方的市場經濟強調“法治”和“公平”,這些中國官員就不愛了。
——《南方人物周刊》主編徐列接受龍應臺基金會之邀,與臺灣民眾分享中國崛起后全民大賺錢的走向。
公共交通的壓力主要源自快速城市化與公共基礎設施不足之間的矛盾,而作為房地產公司,協助政府解決相關問題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8月23日上午,河南省會企業獻愛心·捐贈公交車輛儀式在綠城廣場舉行。建業住宅集團、鄭州宇通集團有限公司、河南少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企業向鄭州市公交總公司捐贈了151輛標準新型公交車,該車輛每輛價值65萬元。其中,建業捐贈了10輛。捐贈儀式上,胡葆森董事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房地產事業同城市的發展相輔相成,只有城市發展得更好,房地產業才會更美好。
大約2000年之后,在中國城市化浪潮來襲之際,崛起于某一個城市的一些中國房地產商開始尋求新的發展之路。“北上廣深”成為一些開發商的必爭之地——高度城市化意味著掘金的高速度。
是進軍“北上廣深”,還是堅守河南?當企業具備了選擇前者的資源和實力,卻選擇了后者,我們可將其視為“先論是非,再論成敗”的非典型卻深具意義的案例。
這個案例關于“先論是非,再論成敗”的信念基礎即為:河南人意識。
第一,中國地大人多,區域經濟發展不盡均衡。在改革開放初期,隨著貿易的興起和國家戰略的傾斜,河南,落后了。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河南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厚重的文化。“豐厚的文化積淀終將孕育出累累的經濟碩果”,“明日河南之于中國,必同于今日中國之于世界”,這就是建業的信念。
第二,老胡非常欣賞何清漣在《歷史的吊詭》中關于“中國人意識”的論述,他在很多場合表達了自己關于“河南人意識”的核心理論:每一個河南人的任何行為都與河南有關。不要縱容自己往社會上傾倒垃圾,卻指望有"救世主"來打掃清場。只有從我做起,不期望有“救世主”出現,河南才有希望。
第三,“只有造就強大的企業,才能造就強大的河南。”只有堅守河南,和其他企業一道,逐漸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導力量,在未來區域發展的偉業中擔負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在厘清“建業省域化發展戰略”這個層面的“是非”之后,建業在純粹商業層面的考量亦是深入的。
戰略大師卡爾·波特提出用“專一性、差異化、低成本”的三板斧來衡量一個戰略,建業的戰略表現出以下特征:
專注于房地產開發,突出了專業化特征;
立足于河南省域,凸顯了差異化策略;
戰略區域內消費者需求相近,注重了擴張成本的控制;
強調了資源配置效果;
利用管理跨度,提高了糾偏效率和抗風險能力。
建業省域化發展戰略經過八年多的實踐,企業以穩健的狀態獲得了規模的增長和企業長足的發展,為河南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帶來影響和貢獻。這種兼顧企業利益和社會效益的戰略模式為建業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無形資產價值——品牌美譽度,這在因高房價而民怨沸騰的中國社會實為不易和難得。
鄭州亞細亞五彩購物廣場購買事件
信奉企業在戰略層面應保持“專一化”的老胡,在反思戰略推進過程中的失誤時,經常提到一件事。
那是2001年10月15日,投巨資興建的鄭州亞細亞五彩購物廣場在關門停業3年后被公開拍賣,建業住宅集團以2.3億元價位買下其整體產權。
這件事情有兩個背景:
第一,2001年秋天的建業,籌劃近三年的建業省域化發展戰略即將于次年實施,資金作為當時啟動戰略的五大資源之一,是最為重要和關鍵的戰略發展籌碼。
第二,2001年8月以來,鄭州亞細亞五彩購物廣場的拍賣會已先后舉行3次,均未能成功。商場上萬名員工的再就業、商戶的利益、閑置商場帶來的負面效應等問題,擺在了鄭州市政府面前。此時此情,政府想到了一貫“守信用,負責任”的建業,努力說服建業出面擔當此任。
最終,建業將“社會效益”作為首選,但這一步選擇,卻讓建業的省域化地市布局期延長了兩三年時間,打破了原來的戰略推進節奏。
這個非理性的企業行為,在遺憾之余,卻也有讓人感到欣慰之處:在老百姓的大是大非面前,建業選擇了“是”。這個行為讓人們看到了在市場經濟下社會從優秀企業獲得幸福的可能。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只有強者,不論實力抑或信念的強者,才能真正影響這個社會。
建業足球
在最講究成敗結果的競技體育領域,在舉國體制下“唯金牌”論的氛圍中,建業足球是一個異類;累計投資近5億元人民幣,中國唯一由民營企業投資且沒有更換投資人的職業足球俱樂部,歷乙級聯賽、中甲而至中超始終不棄,建業足球也是檢驗時代精神浮躁與否的一個標桿。盡管老胡也說過建業足球是建業地產的播種機、宣傳隊、鼓動器,但了解建業足球17年跌宕起伏歷程的人都會認同,品牌傳播不僅不能解釋老胡接手河南足球的主要動機,更不能概括足球背后建業人的坎坷心路和傾情投入。
有趣的是,建業足球的真正價值卻是在競技上取得成功時才被廣泛挖掘的。比如,2006年建業足球沖超成功。輿論終于發現并總結著:“建業足球幾乎可以超越地域影響,成為這個時代各種價值觀的試金石,而建業沖超的歷程,也是一部令人感動的持之以恒的足球求索的中原人的文化心靈史。”雖然只是幾十位球員在場上戰斗,但全國人民都要感嘆,千萬要相信河南人!當一個人十三年一根筋式地堅持去做一件事情,為什么不可以相信他呢?再比如,2009賽季建業足球沖入中超三甲,并第一次將亞冠聯賽這樣的國際賽事引入鄭州。媒體帶領國人重新認識了河南人特有的堅忍和頑強,并再次證明了理性投入、遵循規律這樣一些質樸道理的巨大力量。
從競技成績的角度看,建業足球至今仍算不上輝煌,但作為中國足球糾結環境中的正氣之師,建業足球一直堅持的是非觀已經逐漸受到更廣泛的認知和認同——作為當代中原人民精神氣質的表征,擁有一億人口的河南不能沒有足球,所以,在沒有更好的“接棒者”時,建業會一直走下去;“守信用、負責任、走正道、務正業”是建業的企業文化,而建業足球也是最好的實踐載體,堅守足球和對足球規律的發現過程,也包含著建業人對自己是非觀的檢驗。也只有從是非的意義上解讀,才能發現建業足球的真正成功。
十年還本
作為新興市場中的先行者,建業自創辦之初就在營銷方面走出了許多極具創意的路子,“十年還本”就是其一。這一舉措當時震動業界,據說廣告發布當晚,鄭州有20家房地產公司的老總坐在一起,討論建業的這種售樓方式。
1993年6月18日,建業隆重推出金水花園項目,并策劃了大型推銷活動,其中包括:舉辦以《黃河大合唱》為主題的“金水花園之夜”大型文藝晚會,邀請中央樂團交響樂團和合唱團在河南人民會堂首次聯袂演出。同日在《河南日報》、《鄭州晚報》用跨版形式刊登售房廣告。這是《河南日報》、《鄭州晚報》歷史上首次同時為同一家企業刊登跨版廣告。廣告承諾凡在當年6月到12月購買金水花園一期的業主,在一次性付清所有房款的情況下,10年之后,建業在保證其產權的基礎上將這批業主的購房款悉數退還。
十年滄桑,金水花園一期的業主有的已移居海外,有的在房屋升值的情況下變更產權,更多業主已將此事拋諸腦后,以為僅僅是開發商的“空頭支票”,視為“戲言”,并不當真。但2003年,建業如約兌現了自己的承諾。并專門刊發了半版廣告,告知參加返本活動的業主們辦理退款手續。此次活動共涉及40余名業主,返還房款總額1000余萬元,其中最高的30余萬元,最低的14萬余元。
類似的活動據傳全國范圍有許多效仿者,但我們聽到更多的是企業的覆滅,以及不履行承諾而帶來的訴訟。建業的“十年還本”是一個堅持先論是非的典型案例,在這個活動中,我們失去了部分利潤,得到的是企業價值觀的完好踐行和如潮好評。隨著企業發展規模擴大,老胡雖已不再關注具體的營銷事項,但一種價值觀卻是他一直強調的,那就是建業的廣告必須誠實,不給消費者許諾實現不了的事情。從“建業反思日”到“琢玉行動”,再到將要推出的“建業在傾聽”活動,更加重視產品和服務提升的活動形式也已成為建業的當然之選。
前些時日沸沸揚揚的圣元奶粉事件,如同近兩年中國很多社會新聞一樣,要么不了了之,要么被新的刺激性的新聞轉移了公眾的視線。經濟學者陳志武說,食品安全是比軍事安全更重要的國家安全,這一點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三鹿奶粉引起的爭論還未遠去,公眾對食品安全的擔憂才下眉頭又上心頭,大眾一時可能不會把食品安全上升到戰略高度,但就目前形勢看來,食品安全非始于三鹿,也不會止于圣元,長此以往,我們的安全感將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弱。
前不久被媒體推到風口浪尖的郭德綱經常把一句話掛在嘴邊,牙尖嘴利的他在和于謙說學逗唱嬉笑怒罵前后,總會蹦出一句“在座各位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滿臉的真誠。這話充滿了民間的智慧和那股子泛著土腥味兒的親切感,但之所以這話一撂出來便能為說話人攢人品,還是因為這話里面的服務意識聽著貼心。
一個相聲演員,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一直把服務意識掛嘴邊。反觀近兩年的某奶粉有毒和某奶粉催熟事件、某洗發水含致癌成分事件、某房地產樓房裂縫事件,這些企業的服務意識中,他們的服務對象在其企業文化中占有什么樣的位置?更不論當下的很多中國企業,對利潤趨之若鶩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有人說,中國當下急速發展的經濟和急劇轉型的社會,是很多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必由之路。所謂發達國家,主要指美國,美國華爾街多年以來都是世界財富的中心,華爾街上的呼風喚雨的金融大鱷也成了和平年代人們心目中的英雄。當然,是在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急速發展的商品社會總會促生很多唯利是圖的經濟和資本運作行為,2008年的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風暴,很大程度上也跟商界大腕沒有節制的資本運作有關。
美國的主流文化對于華爾街為首的商界名流的貪婪是持批判態度的,好萊塢依仗華爾街做資本后臺又迎合美國主流文化,取材自華爾街又批判華爾街式盲目追逐利益的價值觀的《華爾街》就是好萊塢商戰作品的最佳代表。《華爾街》誕生于上一次美國經濟危機之后,而《華爾街II:金錢永不眠》今年推出更是生逢其時。在《華爾街》續集面世之前,今年7月出臺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旨在加強華盛頓對華爾街大型金融機構的監管權力和對消費者的保護,通俗地理解,這個被寄予厚望的法案目的在于遏制華爾街的貪婪,這個法案白宮精英們深思熟慮了近一年。其實從流行文化對盲目拜金的商界的批判,到通過立法以遏制無休止無節制的商業金融投機行為,作為前車之鑒,美國的做法只說明一點,商業的成敗不在眼前的利益,往往最簡單的是非決定了長久的成敗輸贏。
其實有很多美國商界人士早已經放長了眼光,在金融風暴洗盡商界名流浮華之后,他們才慢慢引起人們注意,比如著名的互聯網儲蓄銀行ING Direct,沒有實體網點,沒有傳統的支票賬戶,不到10年時間簽下了近800萬客戶,吸收了900多億美元的存款,創造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商業模式傳奇。
發達國家如美國,銀行業的金融文化是鼓勵貸款鼓勵消費的,而ING Direct的核心目標是“引導消費者重新儲蓄”。創辦人阿卡迪在接受財經類記者采訪的時候,總是想先談談公司的價值觀,與老牌銀行鼓勵消費和貸款“竭澤而漁”的方式比,阿卡迪其實在追求一種“可持續發展”。這樣的長遠發展戰略顯然經得住金融風暴的襲擊。
而在與人生命安全有關的服務行業,深謀遠慮的企業更是注重服務中人性化的體現,美國最大的腎透析服務供應商DaVita的CEO這樣說他們經營的秘訣:“我們要把目的和手段顛倒過來。我們首先是一個社群,其次才是一家公司。只要我們弄懂如何正確對待患者、正確對待彼此,商業方面的事盡可以順其自然,不用我們去操心。”據深入觀察的媒體人員說,DaVita的員工在對待患者時投入的感情程度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這,也是眼下的中國企業在加速擴大生產和贏利的道路上,應該停下來反思自己的地方,更是不斷讓我們心生寒意的企業所嚴重缺乏的地方。
然而,企業既然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其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文化也是與我們當下的社會文化分不開的。前文中提到了《華爾街》這樣的電影,美國的電影能用主流文化來批判走入歧途的唯利是圖的商業文化,而眼下中國蓬勃發展的電影市場也在促生這樣一種電影文化,提電影必提票房,“票房才是硬道理”,“票房就是一切”,即便是非電影從業者,即便對電影市場一無所知,也熱衷于談論票房。這里,淺層的成功評價標準——財富成了衡量一個精神產品的重大標準,這也契合了眼下的中國社會文化中對成功的判斷。當富士康12跳的時候,當奶粉曝光含毒的時候,當洗發水曝光有致癌作用的時候,當造紙廠曝光嚴重污染的時候,我們才能去譴責企業和企業家的無良,而平日里,媒體和公眾的視野里,看到的盡是商界名流的無限風光,多少人不是看著郭臺銘的風流八卦、看著各種富豪排行榜羨慕嫉妒恨?金融危機之前,華爾街的金融大鱷,在媒體和公眾眼里,也都是商業英雄。和平年代,太平盛世,超級英雄活躍于大銀幕,公眾英雄則以名利衡量。
2006年,當《三峽好人》頂著《滿城盡帶黃金甲》上映的時候,賈樟柯和張偉平在媒體上論戰,賈樟柯很文藝腔調地說,他想看看在這個都喜歡黃金的時代,有沒有人去關注一下好人。張偉平對賈樟柯的評價是:仇富。這些年來,在不同的場合,我都能聽到張偉平式邏輯的話語,財富已經成了衡量一切的標準。而這種標準下,也讓票房大鱷馮小剛越來越口無遮攔。
在這樣的標準下,能夠為自己掙得財富的就是英雄。當一個社會以此為判斷標準的時候,其實這個社會已經失去了判斷力,失去了判斷力的社會也更能促生沒有了道德約束力、甚至沒有長遠發展眼光的企業。這一點,才是我們每個人都該反思的。
先賢們也不排斥財富,然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此言可以修身,企業的發展和營利方式也是“取之有道”——這里“道”則指事物本身規律而言,肯定能取得持續性的發展。明辨了大是大非,才能長久立于不敗之地。
(馬賀亮,特約撰稿人)
我很想結交富人,可是很遺憾,到目前為止也沒結交上。我想結交的富人,不是文學作品中名牌加身妻妾成群、吃燕窩鮑翅、住豪華五星的“富人形象”。那些形象多數不是“自畫像”,而是拜有心人的一點揣測一點偷窺一點幻想一點文采加工炮制。按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說法,“每個讀者只能讀到已然存在于他內心的東西”,我們對富人形象無論在加工還是感知過程中不小心暴露的都是自己內心對窮奢極侈的向往。富人懶得自辯,他們又不需要賺稿費,上下五千年,五大洲四大洋只有貴體欠佳的普魯斯特和落魄潦倒了的曹雪芹,或出于消遣或出于反省,留下了富人家常生活的一手資料。《追憶似水年華》未讀完,不敢說,《紅樓夢》里榮府的家長里短,讓我有點理解管子理論“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想想大觀園里的公子小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基本上屬于有一定專業水準的文藝青年。
同學聚會,有成功人士同學H自言有五部車,全是奔馳寶馬奧迪類名車,嘖嘖聲四起,他一臉豪邁順帶關切地問了下有沒有住在東郊別墅的同學。有女同學報上名來,她住別墅附近,正為晚了回家交通犯難。“等會兒我搭你車吧?”H同學依舊豪邁:“我還有一個場子要去,忙呀!”H同學未等散席先行告退,據說連聚會的份子錢也沒出。留下一群憤憤的在座人,大罵富人的丑陋嘴臉,小器托大忘恩負義……我對H同學無話可說,他向來只對“有用的人”張開熱情懷抱。我們嘰嘰喳喳大批狠批富人為富不仁看上去像住在樓下的人正拼了命往樓上吐口水般可笑。再說,誰來鑒定H同學是不是富人階層?也許人家富人階層根本不是這樣的。《紅樓夢》里劉姥姥初進榮府向王熙鳳請求幫助,王熙鳳給了20兩銀子,臨別另給了一吊錢,叮囑老人家雇輛車回去。可見富人中有商賈氣,也有講江湖情!我們對富人的株連九族,往往是一桿子打翻一船人,結果真正想打翻的人,人在岸上。
有人說窮人賺錢是為了滿足“need”,富人賺錢是為了滿足“want”,普羅大眾區別起來還是有相當的困難,不如按賺錢多寡一刀切,凡生活上的寬裕,表現為住大屋,開靚車,有嬌妻,穿精品……至于他們看不見的一方面,如所謂的心靈,直接遵從“資本無道德”釘入“資本家無道德”的恥辱柱。對于富人我們的心態永遠矛盾,一方面罵他們的“不良”(多是想象出來的不良),以顯示自己窮得有風骨;另一面又渴望被不良的人青睞(目標不是為了馴良他們,而是加入他們),所以灰姑娘的故事經久不衰。郭晶晶與霍公子交往,外界質疑郭小姐拜金,郭晶晶有資本坦然,她的成功成名是自己跳出來的,不靠霍家金庫包裝。她說:“他是我精神上的支撐,他讓我知道更多跳水以外的事。”霍公子出身豪門,受教于英國的大學,可惜我們只被“豪”字蒙了眼,看不到多金的人除了能充當提款機外也能成為精神支撐!
(凌曉棠,特約撰稿人)
《大敗局Ⅰ》的鏡鑒
《大敗局Ⅰ》收錄了發生于中國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失敗企業案例,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20本圖書”。
著者吳曉波在談到這些企業共同的“失敗基因”時,指出中國的公眾輿論和社會集體意識中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衡量標準,而這樣的標準對那些取得輝煌市場業績的企業家往往無意追究其過程的道德性,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長了企業家們的功利意識。
因此,這些企業家對民眾智商極度蔑視,在營銷和推廣上夸大其詞、隨心所欲;他們對市場游戲規則十分漠然,對規律缺乏尊重。這一現象,幾乎成為阻礙中國許多新生代企業家真正走向成熟的致命痼疾。
秦池:是非標王
1996年11月8日,在中央電視臺的第三屆廣告位段招標會上,秦池以3.2億元的天價連續兩年奪得標王。1997年,北京《經濟參考報》的關于“秦池白酒是用川酒勾兌”的系列新聞被國內無數家報刊轉載。從此,秦池一蹶不振。
吳曉波認為,媒體的攻擊并非是最致命的,其中描述的事實并非讓秦池無話可說。
最大的問題,是標王角色帶給秦池的角色混亂感——奪取標王的企業,頂多可算作是中國最有勇氣的企業,而非中國最有實力的企業。秦池誤認為自己是中國最有實力的企業,并依靠廣告效應的慣性來推動產品的銷售,這可算作是非混淆的典型狀態!
公眾對企業的信賴感主要來自產品和服務,這一點,僥幸希望通過其他來構建,最終只能是海市蜃樓。
北京玫瑰園:沒有是非,遑論成功
上世紀90年代,京城最大的別墅項目玫瑰園所有權幾易其主,風雨飄搖,業主們備受傷害,最終宣布破產拍賣。
玫瑰園的創始人劉常明通過政界關系獲得這塊宗地(嚴格地說,其尚未具備合法性)后,并沒有打算認認真真地造別墅,只是想炒一把樓花圈一筆錢就溜之大吉。在這個“大非”之上,隨后的繼任者都難以在沙灘上建造高樓大廈。
因此,吳曉波感嘆說:
玫瑰園是一個漠視道德、沒有游戲規則的暴利年代的經典故事。那些曾經在暴利年代叱咤一時的人是幸福的,因為他們隨時可能攫取超乎想象的利益;可同時他們又是不幸的,因為那些輕易攫取到的利益又可能輕易地隨風逝去。
亞細亞:神話就是“非”
2000年底,名噪一時、被稱為“商界航母”的鄭州亞細亞五彩購物廣場宣布破產。
亞細亞的折戟,主要源自其拿著看似成功的零售商場經營模式和殘缺不全的管理模式進行狂熱的全國“連鎖經營”,試圖四兩撥千斤。在不長的4年時間,亞細亞先后開出了15家大型連鎖百貨分店。誰料,隨著極大的管理漏洞,亞細亞的分店多數都不斷虧損、難以為繼。
當時的社會也有深層的原因,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商業生態圈,王遂舟設計的連鎖零售百貨商場根本上是一條無法走通的不歸路。
但是,在吳曉波看來,最重要的原因如下:
“四兩撥千斤”、“空手套白狼”,在很多企業家的經營詞典中,這無疑是兩個讓人悠然神往的境界。可是,在大多數的狀態下,四兩是撥不動千斤的,空手套狼是反要被狼吃掉的。那些被我們稱為“奇跡”的經營神話,往往是非理性的、充滿偶然色彩的。
最后,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商業經營活動中,尊重規律,選擇做正確的事,才會走得長遠。
(文字執筆:宋曉鳴)
《大敗局Ⅱ》:一切偉大的治理都是從學習控制開始的
有人說企業原罪是一個變革時代的必然現象。在一個轉型時代,任何變革便意味著對現有體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帶有違反現行法規的性質,這時期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原罪。如我們看到的,在政府層面,市場經濟的公平公正的法治基礎建設從來就沒有真正地實施過,三十年的企業史,最容易受傷的就是民營企業,他們在模糊制度的藩籬中左支右絀,戰戰兢兢。在社會層面,人們至今仍然缺乏一種對普適的商業邏輯的尊重,這使得一些企業的成功總是蒙上了莫名的灰色。
此話誠然不假,但對“是非”的習慣性繞道而行和對社會商業主流價值取向的過分跟隨實則也醞釀了許多企業貌似偶然的落馬事件。這就是“大敗局”產生的主因之一。在吳曉波2007年出版的《大敗局Ⅱ》中,他把“政商博弈的敗局”和“創業原罪的困擾”歸為“失敗基因”,而正如他在案例中詳細揭示的那樣,是非觀的混淆依然是許多企業走不出所謂“原罪”陰影并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
德隆:不問是非的“第一大莊”
2006年1月19日,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金融證券案件德隆主案在武漢正式開庭審理,唐萬新作為被告,面臨兩項控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操縱證券市場價格。至此,德隆系,滬深股市曾經的第一豪莊,正式走向崩盤覆滅之途。在此背后,調查顯示,德隆系的銀行貸款合計160億元,其組織結構涉及32萬員工,10多萬個人投資人。德隆最終的結局成了一場全民埋單的悲劇。
德隆覆滅的主觀原因,唐萬新自己亦有清晰認識,那就是“德隆在追求效益的過程中,忽略了其過程的合理性”。
德隆鼎盛時期,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資本運作“財技”,曾與時髦的“產業整合”、“混業經營”理念一起為人所津津樂道。而所謂的“財技”,事后看來不過是利用中國股市股權分置現狀,通過過低的價格受讓國家股或法人股,實現對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然后從實業公司中抽取資金向金融板塊輸血,不斷制造并購重組等投資性利好消息——投資額并不是很大,很難有規模效益。同時,選擇高送股這種奇妙的分配方式,并沒有讓股東拿到一分錢的現金,卻推動了股價的上漲。在這個過程中,莊家在二級市場巨額獲利。
可以看得出來,由于過分沉迷輕巧又獲利豐厚的“財技”,德隆系一開始就并沒有打算“走正道、務正業”。德隆系幾乎集中體現了不講是非的企業的一切惡行,但因其裹脅人數甚多,實際上,反思德隆就是反思我們自己,反思中國企業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反思中國的管制環境和經濟崛起的社會基礎。
三九:一人制之“非”
趙新先之于曾經的三九集團,集中體現了明星CEO對企業的幫助和更為巨大的破壞力,一人制,成就三九,也摧毀三九。在最巔峰的2000年,趙新先治下的三九集團曾經控制了三家上市公司,但不過短短3年,2003年9月28日,隨著《21世紀經濟報道》刊文《98億貸款:銀行逼債三九集團》,三九內部財務危機大白天下,自此趙新先一路敗退直至于2005年出現在深圳梅林看守所,而三九集團也于2007年被華潤收購。
三九及趙新先的敗局,在吳曉波看來,首先是源自盲目多元化,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那場國有企業并購浪潮中,三九在并購中,享受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也盲目地吃下了很多“爛桃子”。它們看上去是免費的,但是要消化它們卻耗費了三九很大的資源。
此外,趙新先是那種頗有戰略直覺的企業家,在產業的每個轉型點,他都能很早意識到,并迅速作出反應。但他在項目的執行上則總是顯得大而無當,在一次又一次的布局和沖殺中,三九的規模是越來越大,但能給企業帶來直接效益的項目卻始終未現。
放眼中外商界,將公司做大做強幾乎是每一個企業家的努力方向,但很多時候公司這一平臺往往不僅是滿足個人英雄主義情懷的戰場,更關乎員工、行業的幸福與健康,這也是企業家決策要面對的重要戰略問題。經營決策就是一個處理矛盾和做出選擇的過程,戰略與戰術、長期與短期、發展與穩健、集權與放權,這些矛盾永遠存在,選擇永遠是困難的。但這些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隨著公司發展的不同階段而變化。三九敗局也告訴我們,當公司的戰略方向逐步清晰時,戰術的執行力變得更重要。
托普:概念越“成功”與理想越“失敗”
千禧年前后,在網絡仍能造就創富神話的時代,宋如華和他的托普曾經是中國最耀眼的高科技公司。但是,如果不是通過抽絲剝繭似的描述,對中國商業潛規則缺乏了解的人們,自然很難識破那些光環籠罩著的神話——在資本市場上,盡管托普年年凱歌高奏,可是沒有人搞懂,托普到底是做什么的,在靠什么產業贏利。這種奇怪的局面一直維持到2002年,這一年,托普宣布向社會招聘5000名軟件工程師,這一次宋如華的牛皮吹破了,而托普“空手套白狼”式的“玩概念”操作也正式被曝光。
從大學教授的位置上下海經商,宋如華曾經是理性和謹慎的。《大敗局Ⅱ》披露,促使他商業觀發生巨變的就是“西部軟件園”的打造。正是在此之后,他意識到,中國商業的游戲規則實在是非常神奇,有時候,你辛辛苦苦做好一個產品,不如在某個夜晚喊出一個新概念,財富的聚與散往往隨著大勢的搖擺而動。也正是如此,托普變成了生產“概念”的公司;當然,也正是如此,2004年,托普留下了巨額的債權債務,最終宋如華以兩元錢的價格賣掉了自己的所有股權。
托普的敗局也許更會促使我們追問中國的商業環境,假設當年,宋如華推出尚在空中的“西部軟件園”概念時沒有如此之多的扶持政策、稅收優惠、和社會榮譽,他會不會就此沉迷于資本運作。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企業決策,特別是資本活動,在很多狀態下是很難進行量化控制的,企業家的決策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他對市場、公司走向的判斷;另一個很重要的考量依據是,你對自己的經營行為有沒有足夠的控制感。
企業“中國式”失敗的基因是什么?吳曉波在本書中將其清晰總結為三點:缺乏道德感和人文關懷,缺乏對規律和秩序的尊重,缺乏系統的職業精神。然而中國企業成長的難點也在于,要在一個道德滑坡、缺乏秩序和經驗的時代完成現代化轉型,沖破制度和習俗的束縛正是企業得以成功的原因,當然其敗局也在于在沖擊制度和習俗時馬前失蹄。放寬視野來看,導致這些現象的原因在于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林毅夫等人總結這一中國經驗時認為,中國的改革通常都是從改進微觀激勵機制入手,隨后通過新的市場機制中的增長倒推更高的改革需求,將改革推進到資源配置制度和宏觀政策環境方面。局部試驗、增量改革來做大蛋糕,以此提高每個人的凈收益,而等經濟發展了,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筑就必須隨著進行制度創新,逐漸完成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現代化。而在此過程中,如要真正跟得上改革的步履,則必須在是非觀念上有脫俗的認識,這是對企業家的苛求,卻是駛向偉大彼岸的必經之路。
(文字執筆:白許晨)
近年來,從牟其中到賴昌星、從劉曉慶到仰融、從楊斌到周正毅、從顧雛軍到黃光裕,一系列民營企業家的落馬,說明積累多年的問題終究將會爆發。種種跡象表明,當前中國民營企業正面臨歷史性變遷,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正經歷一場歷史性的篩選和分野。一個個富豪的隕落,實際上標志著一個時代的完結——那就是資本原始積累的瘋狂階段正在被歷史的強有力的巨手畫上句號。不管富豪們是否愿意,曾經的瘋狂、無序、血腥、欺騙必然遭到強力整肅,繼續鋌而走險的富豪們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將不會有未來。
民營企業是中國的希望,中國制度創新的巨大成就和民營企業的成長分不開,包含了企業家的無數辛苦與心血,因此沒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國民營企業家們的功績。但我們同時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到,許多民營企業的發跡有著深重的原罪色彩——那迅速壯大的民營企業未免有些先天不足,那迅速致富、擁有天文數字身家的富豪們未免有些下盤發虛,那可歌可泣的所作所為未免敢于拿到陽光下來晾曬!這就是中國轉軌期的嚴酷現實,這也是幾乎一切發展中國家(如“裙帶資本主義”的東南亞)難以避免的副產品以及殘酷的歷史與現實。
然而,將所有的臟水潑向民營企業家們卻也是不公平的,“原罪”的討論更是不應該地遺漏了其中復雜的社會背景。事實上,筆者早就指出,改革實際上意味著對原有種種法律法規以及制度的打破。因此以原有體制而論,改革者必然有“原罪”;但以改革者而論,卻是傳統體制有“原罪”。中國的“問題富豪”也是這樣,他們事實上是長在“問題制度”之樹上的果子。“問題制度”缺陷太多,“問題官員”太腐敗貪婪,這些無疑是導致民營企業家“出事”的重要背景。
但沒有辦法,民營企業家必須一方面向前走,另一方面要學好,從野蠻生長走向文明生長,而這一條路注定將是狹窄的,并且人們不太愿意去選擇。正如《圣經:新約馬太福音》所告誡的一樣,“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7章13-14節)。
確然,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行為畸變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不違法,就別想發財;想發財,就要不擇手段、鋌而走險。前30年的中國社會,不靠賄賂等非法手段想要成為富豪簡直寸步難行!基于此意義上來講,中國許多民營企業家的誕生本身就像是一根木炭——如果你硬要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終的結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還是洗不白。所以中國人必須從制度上進行思考:如果不創建一個好的他律性的制度,如果政府官員不能被迫約束自己,所有的民營企業家都有可能全軍覆沒。
當然,中國民營企業家們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推在制度頭上,還與其自身跛足的商業精神有關。對比西方清教徒從信仰出發的“榮神譽人”的商業精神,中國的企業家可以說是先天不足。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價值觀,當然也沒有良好的商業精神。
事實上,西方清教徒企業家是從“禁欲”開始走上商業之途的,我們的企業家則是從“貪欲”走上發展之途的。大多數企業家對于自己的經營目的并不明確,攀比心態、“江湖”心態嚴重,表面上是民營企業家,骨子里其實是“江湖豪客”,很少有人想到要通過創造財富而獲取財富、最終達到兼濟天下的目的。許多人想的是鉆制度的空子,通過“分配財富”、“轉移財富”的辦法,去實現一夜暴富的貪婪目的。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冒出來的這些“轉軌富豪”?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如果中國社會不能建立起一整套的財富倫理,中國下一步的經濟改革就有可能陷于社會矛盾的泥淖不可自拔。
從歷史的長鏡頭看,以經濟改革單兵突進的中國改革至少存在三點明顯不足:一是在經濟建設層面,財富的積累迄今未能建立起完善、成熟的游戲規則;二是在社會平衡發展層面,缺乏收入分配的應有調節,導致財富鴻溝不斷加深,社會上出現“仇富心理”;三是在精神規范層面,變革的意識形態在為私欲正名的同時,卻缺乏對市場倫理和財富倫理這一遠大理想的扎實建構,因此陷于另一個極端,日益將社會引向物質崇拜、金錢崇拜。
中國人一般都相信“倉廩實而知禮節”,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往往正好相反——不是經濟發達了人才變好,而是先有一幫守規矩、講誠信的好人,然后才有發達的經濟,即“知禮節而倉廩實”。從英美文化演變與經濟發展的歷史看,就是馬克斯·韋伯所闡述的先有“清教倫理”所孕育的資本主義精神,后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
中國是一定要往前走的,中國的市場體制也必定會越來越規范。體制轉軌的過程,往往也就是法網收緊的過程,每當制度轉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就會有一批為富不仁的“大魚”被拋棄出局,成為體制的殉葬品。
但中國沒有其他選擇,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單純、歡快的旋律之后,中國社會將進入新的財富樂章,遵守最低的“是非”規則(守法經營、照章納稅),追求更高的“是非”準則(負起社會責任,做高尚企業),將日益成為新的時代強音。
中國沒有選擇,歷史將越來越告別“問題富豪”時代,走向“陽光富豪”時代!中國的富豪同樣沒有選擇,只有自覺地告別“問題富豪”時代,走向“陽光富豪”時代,才能走向大有希望的明天!在此仍想推薦中國民營企業家該讀一下《圣經:新約路加福音》第13章24節中的這樣一句值得警醒的話:“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
(趙曉 經濟學家、北京科技大學教授)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觀,每個人也都不愿意違背自己的是非觀去做事。但是,實際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并沒有多少人在做一件事情前會認真地問一個“為什么”、“這件事對不對”、“該不該去做”;單位里偶爾碰上一個特別“較真”的人,同事還可能覺得這個人很可笑,領導則可能把他當“刺頭”,甚至讓他坐“冷板凳”。
大部分人不愿意“問是非”可能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人們會天然地以為“是非”早就被領導、前輩、組織、國家等遠比自己強大的人或機構“問”過了,輪不到自己來問;二是當在某些地方產生了質疑,試圖去問一問是非時,卻發現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背后可能很復雜、也很麻煩,自己根本就問不起,結果就變得越來越“識趣”,越來越“懂規矩”了。
既然“是非”早就被“問”過,自己想問也“問不起”,人們也就只能在“成敗”上下工夫了。何況無論中國古語“成者王侯敗者寇”,還是西方民諺“是非的標準永遠是成功者制定的”,說的都是一個意思:要想談論是非,先得創造資格,不要命的就來吧!
一旦人們普遍不敢問是非、不愿問是非、不習慣問是非的時候,自己的“命”是暫時保住了,人類的命卻一天天危險起來。為什么這樣說呢?第一,昨天的是非標準哪怕的確是對的,也一定會有過時的時候;中國的美麗,可能正是美國的哀愁。因此,隨著時空的轉移和坐標系的變化,是非依據和美丑標準的不斷調整是必然的,也是人類進步的必需。第二,總有一些自大的成功者和自私的聰明人去搬弄是非,讓那些本應服從、服務于公共利益、整體利益、未來利益的標準人為地跑偏,轉而成為個別人、個別利益集團滿足個別利益、眼前利益的工具。沒有人不斷地去問“為什么”,這種跑偏就會越來越大、越來越荒唐。第三,人都是善于學習的,如果不斷有不問是非、只論成敗的“成功榜樣”出現,追隨者和效仿者就會越來越多;如果這種“成功”是建立在上面所說過時的、跑偏的、對人類整體利益和未來利益構成重大威脅的是非標準之上的,那么,這種“成功”越大、成功者越多,對人類的傷害也就越大、越多。第四,作為“萬物之靈長”、宇宙間迄今為止我們唯一知道的高級智慧生命的人類,其自我打斗的工具不斷升級,殺傷力不斷放大,今天的科技創造力和環境摧毀力,已發達到一旦失控可輕松毀滅人類和整個地球生物的程度,且仍然處于高速進步和無限提升的過程中。以此為背景,人類最重要的“軟件設計”即“是非觀”如果出了大問題,其自相殘殺的形式將不斷花樣翻新,這個世界將充滿隨時可能引爆地球的“核按鈕”,人類將迅速自我毀滅就不再是一種推論,而成為一種必然。地球上如果沒有這個“萬物之靈長”,螞蟻、老鼠都可以自由地生存幾千萬、上億年;有了這個“萬物之靈長”,就因為他的強大、貪婪和短視,其高級文明階段只持續了幾千年就已經搞得不但自己的生存不可持續,整個世界都將被動地成為其自我毀滅的殉葬品。人類到底是“萬物之靈長”呢還是“萬物之罪魁”?
這就是我為什么一直深深感謝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理由。它使我們一路狂奔、沖向懸崖的腳步驟然絆倒,避免了粉身碎骨;它使正在全速飛向空難的“人類號”航班在劇烈顛簸后緊急迫降,有機會在一片慌亂的地面上安全地換“發動機”,逃過了“機毀人亡”的大劫。
讓我們的腳步等等我們的靈魂,不要讓人類越來越強大的翅膀迷失應有的方向吧!
中國有遠見的政治家幾年前就提出“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的正本糾偏之道;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則發誓通過把美國帶回到正確軌道,燃起人類新的希望之光。
而很多美好的希望、夢想,高遠的目標、藍圖之所以常常成為人們的笑柄,往往是因為它的虛幻、飄渺和不可實現性,就像“先問是非,再論成敗”的說法特別容易受到那些不問是非的成功者嘲笑一樣。
但愿從現在開始,人們能把自己的譏笑、嘲笑變成更高尚、更負責任的笑。因為我們所謂“先問是非,再論成敗”,不是“不論成敗”,而恰恰是為了在問清是非的前提下追求更大、更長遠的成功,是為了確保讓這個世界出現更多“是者成、非者敗”的喜劇而非“非者成、是者敗”的悲劇。
可能有人會說,世上萬千事,如果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即使想問、敢問這個“是非”又該怎么問?從哪里問起?君不聞“人人心里有桿秤”、“公道自在人心”?只要我們樂于并勇于對這個人心的“公道”負責,只需三問即可丈量天下一切值得丈量的是非:這件事會傷害別人嗎?這件事會破壞我們的生存環境嗎?這件事會危及我們的子孫賴以生存的未來嗎?
“先問是非,再論成敗”,用是非評價成敗,用成敗廓清是非。為了世界的安全和健康,為了人類的尊嚴與榮譽,讓我們從現在做起,從你我做起。
(劉東華,《中國企業家》雜志社社長,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常務副理事長)
對于越來越近的“金九銀十”,市場各方都充滿了期待。“剛性需求者”們希望看到房價能夠像一些專家預計的那樣,出現一定程度的下跌,甚至是大幅下跌。與之截然相反,部分開發商卻在私下醞釀一場“金九銀十的絕地反彈”。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更加冷靜、更加客觀地分析市場現狀,或許會發現,無論是房價大跌,還是“絕地反彈”,都是有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房價將在“民生”的壓力下保持平穩、小幅調整的態勢。
醞釀“絕地反彈”的開發商,其樂觀可能是來自近期一線城市反彈的消息。據《上海證券報》報道,8月份,深圳房地產市場一手房成交量環比增長超過六成,成交均價環比上漲5.8%;二手房成交量也增長近兩成。同時,另一個“風向標”——上海樓市也暖風頻吹。于是乎,市場擔憂開始出現:樓市重新陷入“越調越漲”的怪圈了嗎?房價會不會反彈?
這樣的擔憂與2008年~2009年房價的反彈和飆升有關。但是,與2008年~2009年不同的是,今年房價反彈的土壤并不“肥沃”。2008年,為了緩沖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兩年累計放貸14萬億,2008年國家還啟動4萬億投資計劃,流動性過剩的背景下,資金大量流入房地產市場,并最終推高房價。
2010年的情況已大不相同。國家不斷收緊信貸、信托、資本市場再融資,流動性過剩已大有改觀。就在今年3月,中國房地產業協會舉辦的房地產市場趨勢論壇上,國家政府部門多位研究專家告誡房地產企業,2008年的宏觀政策屬于“非常態”的政策,隨著經濟增速的恢復,2010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已經逐步回復“常態”,不可能再出現2008年那樣的“救市”舉措。
當前的政策走勢也證實了這一判斷。中央高層近期頻頻表態,釋放調控“不會放松”的信號。8月中下旬,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8天之內連續兩次強調,各地要繼續落實好國務院關于房地產調控的政策措施,切實增加住房有效供應,堅決抑制投機炒作行為,鞏固調控成果。8月19日,國土資源部高調披露了2815宗閑置土地名單,掀起一場打擊囤地的風暴。“嚴格調控”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清晰。
除了調控政策不會“放松”,甚至還有“加碼”的可能之外,“絕地反彈”面臨的另一個壓力是,“金九銀十”將迎來房地產市場的供應高峰。2009年下半年開發商紛紛開工新建的房地產項目,推盤時間大多集中在今年9月、10月。中原地產8月初的報告預測,下半年供應量將激增,這一高峰將在傳統銷售旺季9月份之前。據WIND統計,截至8月20日已披露半年報的46家房企,其“積壓”的存貨比去年同期激增了1400億元。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對今年的供地和開工情況做了詳盡的分析后認為,今年下半年房地產市場的供應是非常充足的,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供求失衡的狀況會得到扭轉。
這樣的市場狀況也影響了購房者的預期。網站的調查數據表明,大部分購房者的心理預期尚未改變。有網站8月下旬調查顯示,一線城市78%的購房者認為房價仍然虛高;選擇“觀望一陣再說”、“不買房”的仍占63%。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近期的反彈更多地應是一種“短線反彈”。在新政出臺百日之后,一部分購買力較強的觀望者開始嘗試著入市。尤其是《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2010-2020年)》8月中旬獲批,城市藍圖為房地產市場映照出一幅美好的遠景,某些投資者在此誘惑下入場也不難理解。不過,在房價反彈的土壤并不肥沃的背景下,這樣的反彈是很難持續的。如同北京的通州,在一番熱炒之后,房價迅速下降,個別新樓盤單價降幅達萬元。
因而,在金九銀十前期,通過炒作“絕地反彈”推高房價,以期在傳統旺季獲利的圖謀,或許只能成為一種幻想。恰恰相反,在大多數房企未能在上半年完成全年銷售一半任務的事實下,2010年的金九銀十正是“沖量”的好時機。
一線城市的短線反彈其實透露出,大量的改善型需求和部分投資需求都在試探著尋求一個“合適的價格”入市,開發商聰明的做法應該是,也以“合適的價格”入市,抓住最后的機會,實現“以價換量”,獲得下一輪發展的先機。
事實上,在住房供應增加、調控不會放松的市況下,“一線城市下半年房價向下調整”已經成為一個普遍共識。對市場預判幾乎全部成功的任志強,已經多次呼吁一線城市開發商“從了吧”,加入“降價”陣營。住建部政策研究專家和人民日報社也都分析預測,一線城市下半 年房價合理回落成為必然趨勢。
當然,消費者也必須擺正心態,下半年的房價回落更可能是“小幅回落”,期待房價大跌并不現實。畢竟,高房價的深層次矛盾還未根本解決。而且,調控的目的也并非是“房價大跌”,而是“保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如果,市場雙方都能在理性下行動,找到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市場平衡點,或許才是最理想的結果。
(王達內,12580《地產客》手機報主編)
最新一期哈佛商業評論的編者寄語,標題就是“發現管理的真相”。
原因是本期刊登了一篇有關“客戶滿意度”的顛覆性文章。如同其他的嚴謹研究一樣,這項研究也推翻了人們有關“客戶忠誠度”的慣常認識。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是一家國際組織學習機構,在3年時間里,它調查了75000名B2C和B2B客戶,其研究結果顛覆了我們的“常識”。
比如,我們普遍接受的一個觀點是,提高客戶忠誠度,增加“回頭客”的辦法是不僅讓客戶滿意,還要超越客戶的期望值,讓客戶感到驚喜。而這個調研結果揭示,公司在這個方向的投資回報率不高。與僅滿足客戶基本需求的公司相比,在服務過程中竭力確保客戶體驗超越預期的公司所享有的客戶忠誠度高不了多少。
與令人驚嘆的客戶體驗相比,客戶忠誠度更多的是取決于公司能否履行基本的甚至最稀松平常的承諾。然而,很多公司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因此浪費了大量財力,流失了眾多客戶,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研究同時發現,消費者懲罰惡劣服務的意愿往往比嘉獎優質服務要強得多。換句話說,讓客戶特別滿意不一定能留住客戶,而一旦讓客戶感覺“不滿意”,就必然會流失客戶。因此他們建議,企業要轉變客戶體驗的關注點,不要敦促一線客服代表絞盡腦汁取悅客戶,超越客戶期望,而是要把重點放在消除客戶的“不滿意”,幫助客戶快速并容易地解決問題,讓客戶感到“省心省力”。
不得不承認,在客戶忠誠度的認識方面,這些觀點給予我們很大的沖擊。
事實上,在管理的各個方面,都存在著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比如在人員管理方面,常見的觀點是,企業的各項人力資源政策對于提升員工的敬業度至關重要;尤其是企業在培訓與發展等方面提供的機會,是留住員工的重要措施。
然而,這些觀點都是值得推敲的。
20世紀90年代,蓋洛普①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旨在發現員工敬業背后的驅動力和秘密。這項浩大而嚴謹的研究揭示的結論,同樣讓我們大跌眼鏡。
首先,與看似關鍵的薪酬、績效等政策相比,員工的直接主管對員工敬業與否的影響更大。一個員工的工作表現,某種程度而言就取決于直接主管。
其次,與媒體的報道和宣傳不同,蓋洛普的研究發現,企業在培訓與發展方面的投資,對于保留員工的幫助并不大。更為有效的反而是一些非常基礎的東西:員工是否知道應該做什么,是否具備工作所需的材料和設備等。
蓋洛普的研究結論,在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中也掀起了軒然大波。
有意思的是,對比上述兩項研究,我們發現其結論有異曲同工之處,借用一句歌詞,那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真正有效的管理,就是扎根于最基礎的工作之中。蓋洛普批評那些整天忙著搞培訓與開發活動的企業患了“高山癥”,不解決基礎的問題,有好高騖遠之嫌。這一點批評,同樣適用于過度追求客戶忠誠度的公司。
當然,揭示管理的真相并不是一件非常討喜的事情。因為真相往往是枯燥甚至無聊的,而人們更喜歡激動人心的故事。比如,一項嚴謹的研究發現,領導者的風格對企業財務業績的影響只有4%。這個結論是讓人失望的。人們更喜歡去聽那些英雄般的CEO的特立獨行的神奇故事。
在企業大學風潮愈演愈烈的今天,重要的常識湮沒在各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和潮流當中。在人力資源的諸多領域,我們目前試圖去更多強調那些重要的常識,而HR部門和培訓經理也必須重啟正確的思維方式。唯有如此,他們才能避免自己的工作看似光鮮,實際上只是在粉刷大廈的外墻。
(康至君,企業管理專家,特約撰稿人)
①蓋洛普,美國最大民意測驗機構,全球知名研究咨詢公司,側重借助經濟學、心理學和管理科學方面的深入研究和最新成果,幫助企業推動真正的“有機增長”。目前建業與之合作進行2010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
輕松殺人——這是好萊塢大片劇情的一大特點。自動武器槍聲很有節奏,甚至可以說是輕松悅耳,讓人有愉悅的感覺,至少是沒有痛苦的感覺。《諜海風云》不同,殺人真實、恐怖。槍聲是單響,和爆竹聲相同,影院音響中傳出來的聲音很逼真——聽過真槍槍響的觀眾,會有心驚肉跳的感覺。人命如螻蟻——《諜海風云》充分表現了亂世之下的恐怖和恐怖感。影片也表現了日本人兇殘,濫殺無辜,草菅人命。我只見過銀幕上的日本鬼子兵,但我見過呼嘯街頭的“造反派”和“紅衛兵”,三支隊伍都很像——真像!
《諜海風云》另一個特點就是畫面極暗,故事大多是在夜晚發生,即便是在白天發生,大多也是在陰暗的角落,到處都充滿陰謀。諜戰片大多是男歡女愛的故事,也是陰謀和背叛的故事。為了正義或主義,或是以正義或主義的名義,紅男綠女相互茍合,相互出賣。夜幕下的上海被拍得驚心動魄。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后,上海的駐軍開進租界。男女主人公倉皇出逃,驚魂稍定后隔江眺望,對面黑夜中外灘大樓依舊林立,但四周有戰火燃燒,一幅烽火連天的畫面。
《諜海風云》是黑暗中看上海,黑暗中看美人。光線暗的地方,大多數男女看上去要比實際的好看。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約會在夜晚進行,并不完全是因為白天工作太忙,也是要讓雙方就對方的相貌有一個懸念。酒吧等場所都是光線很暗,想來也是一個道理:“朦朧暗想如花面。”
《諜海風云》是部懷舊的影片,演員也是觀眾懷舊的演員。《上海灘》里的周潤發,玉樹臨風,琴心劍膽,是那么完美的英雄形象。無奈水月流逝,盛年不再,《諜海風云》中周潤發與鞏俐一樣,都已經是遲暮之年。需要借助較暗的燈光,兩個人才能英姿雄發,英姿颯爽。
關于上海的影視片大多是懷舊和抒情的。斯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導演的《太陽帝國》(Empire of the Sun)也是關于上海的故事,也是充滿懷舊的“二戰”影片。而《諜海風云》的英文片名就是上海的拼音“Shanghai”。以地名或人名直接作為片名的電影,有不少是懷舊的影片,像日本的《啊,海軍》、《三本五十六》。
上海是座讓人懷舊的城市。民國時代的上海,拍出了不遜色于好萊塢的電影。中國內戰正烈的時候,魯迅在上海租界內享受很充分的言論自由。上海曾經是世界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杜月笙叫《教父》中的美國黑手黨望塵莫及。芝加哥警察局曾經派其警員到上海來學習刑偵技術。上海讓中國人懷舊,也讓外國人懷舊。中國大陸城市中,唯有上海讓歐美人魂牽夢繞。殖民主義者真正的反客為主,曾經在這里生根、開花、結果。
《諜海風云》說的是“二戰”期間,美國海軍情報人員在上海的驚險諜戰。一個以記者身份和借助情人關系做掩護的美國情報軍官,千方百計地收集日本海軍情報,同時游戲人生,游戲中國美女。美國海軍情報軍官由美國演員約翰·庫薩克(John Cusack)扮演。在其主演的《市政廳》(City Hall)和《失控評審團》(Runaway Jury)中,庫薩克都有上乘的表現,但在《諜海風云》中是勉為其難。原因之一是男主角心虛,喋喋不休地解釋他為什么要到上海來,喋喋不休地解釋他為什么如此熱心于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講了半天還是沒有講清楚。為什么呢?男主角的英雄故事太假。劇情倒并不完全是憑空捏造的,但卻是張冠李戴,移花接木:刺探日本情報的是前蘇聯間諜佐格爾,故事也不發生在上海,而是發生在日本東京。同一時期美軍在遠東的情報工作毫無建樹。如果是比較真實的故事,幾句話就說清楚了。像白求恩大夫援華,幾句話就說清楚了:“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50多歲了。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是啊,一個國際共產主義戰士,打仗的時候自然是要幫助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白求恩不僅來中國幫助八路軍,西班牙內戰期間,白求恩還去西班牙幫助過西班牙共產黨人與佛朗哥作戰。
鞏俐在片中飾演一位新女性,據說還是一個海歸。約翰·庫薩克接受國內媒體采訪時不遺余力地贊美鞏俐,說:“她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演員,和她對戲要一直看著她的表情,她就像蒙娜麗莎一樣美麗。”洋人也會恭維人——不,應該說是拍馬屁,而且油嘴滑舌,很不嚴肅。鞏俐像從英、美留學回來的知識女性嗎?怎么看鞏俐都是位很樸實的中國婦女,從田野走來,從廠礦走來,唯獨不像是從英、美留學回來的新女性。可也沒有什么不好。從英、美留學回來又有什么好的?
《諜海風云》的演員也是有勁使不上——電影劇本不行。中國人的苦難,中國人內心的屈辱,洋人能夠體會得到?所以不可能有切齒之恨和切膚之痛。中國人的故事還是要中國人自己來說。不管《色,戒》是愛國主義影片還是賣國主義影片,都講述了中國人的故事,有悲劇色彩。聲討《色,戒》的人也有切膚之痛,切齒之恨。姜文的《鬼子來了》也是一部講述史詩的故事。
讓人悲哀不已的是,我們并不善待自己的天才。天才是需要呵護的。天才的內心是很脆弱:天才卓爾不群,但同時又極需要別人肯定——否則連謀生都難——這一致命的矛盾,就是天才致命的脆弱。《鬼子來了》得不到肯定,不甘寂寞的姜文就拍了個搞笑的《太陽照常升起》。如果天才得不到呵護,如果天才受到打擊,那么只能是庸才到處亂跑。如果中國自己的天才得不到呵護,那么不僅中國的庸才要到處亂跑,就連外國的庸才也要來到處亂跑。好萊塢的二流大片和三流大片勢必也要到處泛濫。于是我們就看《諜海風云》,看好萊塢的上海。
(朱偉一,社科院法學所兼職教授,特約撰稿人)
商丘公司:困惑之后的涅槃
現象:8月7日,商丘公司聯盟新城一期中國庭院開盤銷售,作為建業聯盟新城產品系列在地級市開發的第一站,這一項目從公司內部到消費者均備加關注。開盤當天,銷售率97%,實現項目開盤當天,一日清盤。
故事:2002年,在建業省域化發展戰略的戰鼓擂響之際,商丘是建業首批入駐的城市。
商丘地處黃淮地區,經濟發展在整個河南并不突出,房地產行業也處于初級階段。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中,商丘公司從2002年開始,打造的綠色家園、森林半島、桂園等系列產品都為這座城市帶來了全新的住宅標準和生活理念。
受區域經濟條件限制,根植商丘8年,商丘公司曾經歷過低迷和困惑——最初幾年,他們的銷售業績一直不溫不火。2008年,在宏觀調控的行業氛圍中,商丘項目的銷售更是一度陷入僵局。而近日商丘聯盟新城的勁銷則標志著他們終于邁上新臺階,苦心的經營積累終于釀出了業績的美酒。2010年,在集團年中總結會議上,胡葆森董事長客觀評價了這一歷程的戰略意義。他認為,商丘聯盟新城一期出色的銷售業績是重大的戰略性勝利,可以預見,在商丘這樣的城市,年銷售額突破3億元已然只剩下時間問題。這一點對于建業十八個城市的團隊而言都是一種巨大的鼓舞,進一步堅定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自己的戰略方向。在商丘公司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時刻,我們不能忘記曾經戰斗在這里、以及那些依舊在商丘公司奮戰的“團長們”:孟慶淼、蔡忠新、李曉東、馬曉騰、胡文勤以及他們帶領的團隊,一個市場從冷清而到富有價值,離不開他們堅忍的耕耘。
經驗:對建業來說,產品和服務永遠是打造核心競爭力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在不明朗的市場前景下,商丘公司首先利用建業的品牌優勢,嚴格按照集團要求一步步推進項目進程。與此同時,他們注重深化和提升建業房產的附加值,如定期回訪每一位老業主、舉辦高爾夫體驗活動和民營經濟論壇等高端營銷活動,不斷制造市場熱點。在深耕產品優勢的基礎上,他們選擇了更有針對性的營銷策略,避免了概念化的泛營銷,將建業品牌在當地的影響力推向一個新高度。服務方面,他們在嚴格執行胡葆森董事長提出的“提高服務標準,完善服務體系,提升服務水平”的同時,更在服務中加入人性化的情感關懷,動員全體員工強化服務意識。毫無疑問,服務的提升讓業主更加滿意,而優質的口碑傳播也使得產品熱銷全城成為水到渠成的結果。
濟源公司:來之不易的一小時清盤
現象:8月8日,濟源公司壹號城邦項目一期憑借建業品牌、客戶資源、產品創新、操作團隊等優勢,一期疊加別墅一個小時全部售出,銷售率達100%。
故事:建業進駐濟源是在2003年底,此后,經過一年多的籌備,2005年9月,濟源森林半島項目一期開始面市。當時,盡管森林半島在市民中的知名度很高,但消費者對森林半島的第一印象只有高價位,卻往往并不關心項目的具體信息,對高價位所包含的高品質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更是一無所知。建業品牌的影響力在此時也僅限于建業足球。可想而知,來光顧售樓部的人自然是寥寥無幾。好產品自己會說話,實際上,直到2006年底森林半島一期交房后,濟源市民才真正從直觀上認識到了高品質項目的價值所在。以往只能在一線城市看到的現代化建筑設計、幽雅的景觀設計以及貼心周到的物業管理也使得公司的銷售情況出現了質的轉變。到森林半島3期推出時,濟源公司在2008年實現了當年交房當年清盤的好成績。今天,當濟源公司為新的成績歡欣鼓舞時,在濟源公司不斷成長的過程中,也留下了許多無法抹去的名字:于鵬、齊亮、豐光、胡順鳳、呂光煜、李曉東、岳朝晨、劉向光、劉麗,以及他們帶領的團隊。
經驗:在一座城市耕耘久了,每個公司都會積累相當數目的老客戶。濟源公司的老客戶營銷工作頗具參考價值。
拿壹號城邦項目來說,項目未動工,公司即已對老客戶完成了“三顧茅廬”式的維系和拜訪。2009年,拿到壹號城邦項目建設宗地的第二天,濟源公司營銷部即將拿地信息告知了老客戶;當年9月,項目產品定位確定后,又借調研之際,將項目信息再次傳達;2010年春節前,置業顧問們帶上禮品和一本匯集建業所有別墅項目的樓書,再次拜訪老客戶。壹號城邦一期開盤后的銷售統計數據顯示,老客戶重復購買及老客戶引介新客戶的成交比例占到51%的份額。
在案場管理上,濟源公司也采取了有趣且有效的銷售培訓機制。濟源銷售團隊共有8名銷售員。4人一組,第一個月采用“超女”的形式舉行小組PK賽,開始進行銷售說辭演練,由公司其他員工對其進行投票打分,PK被淘汰的銷售員當天不能接待客戶;第二個月份進行組與組PK,淘汰的組員當周六、周日不能接待客戶;通過以上措施來增強置業顧問內部的競爭氛圍,形成互相追趕的局面,同時采用不同形式讓置業顧問強化練習項目說辭。
洛陽公司:重品牌 好業績
現象:8月15日,洛陽公司高爾夫花園二期成功開盤。此次開盤共推出570套房源,當日成功轉簽410套。
故事:2004年,建業進入洛陽市場。憑借建業良好的品牌美譽度和洛陽團隊的共同努力,在進駐之初,森林半島項目疊加別墅作為市場中的創新和稀缺產品取得了優良的銷售成績。
2005年至今,洛陽公司歷經黃東升、嚴家杰、朱靜、孫延隆四任總經理。每年洛陽公司都肩負著集團重要的年度經營任務,并在當地市場贏得了非常高的客戶忠誠度。而這一局面有賴于2004年森林半島項目良好的產品開端,以及其間多位總經理和團隊成員的共同努力。
經驗:洛陽是一個在許多方面都不亞于省會鄭州的地級市,它的房地產市場也較為成熟,競爭激烈。恒大、路勁等諸多全國性開發商都在這里布下重兵。在良好的市場基礎之上,洛陽公司注重依托集團的品牌力量進行借勢營銷。
在現任總經理孫延隆的帶領下,團隊腳踏實地、沉穩作戰。具體在營銷策略上,他們沒有采取什么特別的方式,就是按照節點操作,開盤、認購……每一個步驟都做扎實,此外,盡力將該做的營銷活動做深入,并精確把握市場節奏。值得一提的是,從2009年到現在,公司幾乎沒有做平面媒體廣告,只做了少量的戶外廣告。洛陽公司也特別重視老客戶的維系,而這個“營銷”最主要的是老客戶的口碑營銷。公司規定,凡是之前對客戶做出的承諾,無論遇到任何情況,都必須達成。不管是哪一任總經理或者哪一個銷售員對客戶做出的承諾,如果沒有兌現,置業顧問都要及時上報,公司都會及時做出相應的處理,讓老客戶滿意。洛陽公司用自己的實踐證明,保持銷售團隊相對穩定,也就保證了項目對老客戶資料的收集、積累和管理;而完善的客戶資料又保障了客戶維系工作的順利進行。
編后:從這三個公司的營銷經驗上,我們不難看出,品牌和客戶資源的重要性。重視客戶,尤其是老客戶的維護;重視品牌的傳播,尤其是產品和服務在提升品牌美譽度方面的重要作用,雙拳的力量構成了項目營銷的利器。
(感謝商丘公司安道杰,濟源公司耿博、魏志強,洛陽公司饒磊、昌敬之對本文的大力支持)
公共交通的壓力主要源自快速城市化與公共基礎設施不足之間的矛盾,而作為房地產公司,協助政府解決相關問題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房地產事業同城市的發展相輔相成,只有城市發展得更好,房地產業才會更美好。
——胡葆森
建業捐助公交車 助力鄭州公交發展
8月23日上午,省會企業獻愛心·捐贈公交車輛儀式在綠城廣場舉行,建業住宅集團、鄭州宇通集團有限公司、河南少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企業向鄭州市公交總公司捐贈了151輛標準新型公交車,該車輛每輛價值65萬元。其中,建業捐贈了10輛。捐贈儀式上,集團董事長胡葆森及鄭州宇通集團董事長湯玉祥均代表捐贈企業發言,鄭州市委書記連維良向各企業負責人分別頒發了捐贈證書。
激情八一 讓我們以籃球的名義相聚——建業物業服務總公司第三屆員工籃球賽
為慶祝八一建軍節,弘揚積極奮發、勇于拼搏的體育精神,豐富員工的業余文化生活,物業服務總公司特舉辦了第三屆員工籃球賽。此次比賽采取小組循環賽、交叉淘汰賽以及總決賽的方法,共進行了十六場激烈的賽事。球場上,參賽隊員激情高漲,比賽場面異常熱烈。籃球比賽的舉辦拉近了建業物業人心靈的距離,激發了員工的進取精神,增強了員工的集體榮譽感和責任感。合影留念時大家異口同聲所喊出的“建業”是那樣的清澈響亮,這聲激昂的吶喊不僅是比賽所帶來的激情,更多是對“建業”這個企業大家庭的熱愛、對未來務實工作的憧憬和向往……
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召開2010年度中期董事會會議
2010年8月20日,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中期董事會會議、審核委員會會議及薪酬委員會會議在香港日航酒店召開。出席人員有胡葆森先生、王天也先生,非執行董事羅臻毓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石麟先生、辛羅林先生;列席人員有建業住宅集團(中國)有限公司總裁陳建業先生、副總裁胡冰先生、董事會辦公室主任陳瑛女士以及凱德置地的莊俊英女士。會議由公司秘書兼財務總監鄧文祖先生主持。在聽取了公司2010年度上半年經營業績工作匯報后,各位董事就公司未來的發展計劃提出建設性意見。會議通過了2010年度公司中期業績公告,并將于香港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的網站刊登。
集團舉行2010年年中工作總結會
8月10日下午,集團2010年年中工作總結會在集團總部多功能廳舉行。會議上,執委會成員對上半年工作進行了總結。集團董事長胡葆森發表了深具歷史意義的講話,提出塑造建業文化優勢的思路。當產品和服務按照既定思路逐漸完善自身優勢時,進一步挖掘建業核心價值觀及企業文化的價值并進一步轉化為文化優勢已水到渠成。同時特別強調了職業倫理和職業道德,這一衡量人才的重要標準將有利于保持團隊的朝氣與陽光。
傾力加速城市化 攜手爭做生力軍——河南地產商會投資公司成立
8月16日上午,“河南地產商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新聞發布會在中州賓館中原廳成功舉行,來自省內外的數十家媒體參加了發布會。河南地產商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建業、正商、天倫、東方今典、美景、亞新、楷林、亞星、嘉億、超達、泰宏鼎盛、金基不動產、綠都、永威、河南宋基、河南三杰等省內16家主流地產企業共同出資打造的“地產聯合艦隊”,投資方向為土地投資、房地產股權投資和房地產項目投資,經營范圍包括物業開發、物業相關投資及代理服務。公司年投資規模將達150億元人民幣以上,重點在鄭汴新區和其他十七個地級城市的城市重點發展區域從事開發和投資業務,將對河南省房地產業和中原經濟區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8月22日上午10時30分,在鄭州國際會展中心軒轅堂內,河南地產商會投資有限公司隆重舉行了揭牌儀式。
中國刻意掩蓋鋒芒
40余年來,日本的經濟總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二,僅排在美國后面,但今年,它的地位極有可能被中國取代。外界原本預期,北京方面會對此大加吹噓。
然而,在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二季度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后,中國的反應卻與人們的預期完全不同。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姚堅表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發展的質量還有待于提高。”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以名義美元國內生產總值(GDP)計,中國現在可能已排在世界第二位,但以人均GDP計,中國只排在第103位。去年,中國人均GDP為3600美元,日本則比中國高十余倍。中國還有1.5億人達不到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標準。
中國官員并未高調宣傳自己的成就,而是繼續堅守他們長期奉行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例如上個月,當國際能源機構(IEA)表示,2009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時,中國對國際能源機構具體使用了什么數據進行了批評。總之,中國方面很希望把自己的鋒芒掩蓋得再久一點,以緩解國際社會對中國承擔更多責任的要求。
信息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中國面臨城市化風險
亞洲各國的增長軌跡,尤其在人口眾多的印度和中國,將取決于政府應對復雜城市化發展的策略,包括從提供公共設施到通過教育和培訓,使數千萬離開土地的農民在城市里安居樂業。
政策需要適應各自不同的人口現狀。2015年前后,中國的工作適齡人口將達到高峰,為減緩不斷惡化的人口負擔系數影響,就必須重視保持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不要忘記中國為迅速崛起所付出的代價:中國光鮮照人的城市是由被歧視的流動農民工所建造起來的。
2009年有2.11億農民工普遍無法在遠方城市享受教育、醫療和住房等公共福利。中國的戶口制度發揮著效用。在金融危機期間,2000萬農民工無法找到工作,悄悄回到農村老家。
當然,改變戶籍登記制度的政治和經濟壓力逐漸增大。上海和其他城市已經開始擴大農民工權益,政府表示將使農民工更容易在小城市中安身立命。城市化和土地改革存在巨大爭議,但看來政府目前更傾向于小城鎮的城市化。
為減輕就業壓力,中國上世紀90年代開始擴招大學生,但未料到后果:每年畢業大學生高達600萬,其中超過30%的人無法就業。中國當前嚴峻的勞動力供給反映了一種結構性失衡。實際上,印度至今仍為在保護農村還是發展城市而爭論不休。
信息來源:美國《紐約時報》
沃爾瑪有一個“秘密特工”調查小組
跨國零售巨頭美國沃爾瑪公司通過完善的體制和獨立的監管來減少灰色交易生存空間的做法令人稱道。沃爾瑪有一個專門的調查小組,像“秘密特工”一般長期堅持調查公司內部采購等環節的腐敗,對各種灰色交易具有很強的威懾力。
沃爾瑪自1996年登陸中國以來,就悄然在中國區總部設立了調查組,這家世界最大的零售企業在向中國復制其“天天平價”理念的同時,也試圖將業務流程、管理架構帶入中國,其中就包括“秘密特工”。與沃爾瑪在其他國家的調查組相類似,中國區調查組也擁有高度的獨立性,他們直接向中國區資產保護部匯報工作,不受各地門店和總部其他部門的制約。調查員可以隨時進入公司的數據庫,查看全部商品和供貨商的各種信息,對嫌疑對象進行獨立調查,有沃爾瑪“廉政公署”之稱。在中國的零售企業中,采購人員受賄、索要回扣等腐敗現象屢見不鮮,但是在大部分供貨商的心目中,沃爾瑪總體上還算“干凈”和可信。
信息來源:《Business Week》
西門子公司指定獨立監察官
西門子公司制定嚴格的內部監管規章,并且指定一名獨立監察官。只要發現存在商業腐敗行為,任何西門子員工都可以向獨立監察官舉報,然后由他決定是否將嫌疑人員停職。
考慮到下屬分部“獨立經營”中腐敗行為不易被發現的情況,西門子要求這些部門在參與重大項目招標時聯合競標。這樣,在參與足球場、醫院、機場等大型項目招標時,不同部門的經理必須在遞交聯合標書前了解相互信息,從而起到相互監督的作用,從一定程度上遏制商業腐敗。
西門子指定獨立監察官的舉措只是反商業腐敗的“一小步”,更大的任務是讓反腐敗的概念在整個西門子高層中都深入人心。否則,再嚴格的規章也只會停留在紙上。
信息來源:路透社
企業出納漏洞
出納領取銀行對賬單、編制銀行存款余額調節表,它非常普遍且后果嚴重,但遺憾的是,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企業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或雖然意識到了卻不以為然,低估了其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不相容職務分離是內部控制的一個基本原理,通常需要分離的不相容職務包括授權與執行、執行與審核、執行與記錄、保管與記錄,所謂“管錢不管賬,管賬不管錢”就是不相容職務分離原理的一個典型運用。貨幣資金是最容易出現舞弊的一項資產,如果由出納來負責領取銀行對賬單、編制銀行存款余額調節表,出納就有可能挪用或侵占公司貨幣資金,并通過偽造對賬單或在余額調節表上做手腳來掩蓋自己的舞弊行為。
80%以上的企業存在出納領取銀行對賬單、編制余額調節表的現象,究其原因,主要從工作方便角度出發,由于出納經常跑銀行,辦理各種收付款,于是便“順理成章”地領取銀行對賬單、編制余額調節表。殊不知這種習慣做法存在巨大風險隱患,其實要防范這種風險并不難,只要改由出納以外的人來負責銀行對賬單領取和賬面銀行存款余額核實工作即可,關鍵是要從思想意識上重視起來。
信息來源:《Smart 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