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電腦，彈跳出來新聞框，匆匆一瞥間，各種負面新聞應接不暇，社會的蕪雜、時代的錯亂全由網絡表現。悲憫在現實中消耗，理想在虛無中破滅，標題黨們不惜用最負面的詞語吸引眼球，文明的構建，在當下，只能在廢墟中前行。此時代之下，尋找隱匿的理想火花，發現真誠的自我，一直是企業文化構建和傳播者的積極存在。
    當月刊連續六年榮獲由中國房地產報和CIHAF中國評選的“全國優秀地產內刊”之時，有人評價說，邊緣的地方也能開出美好的花朵。民企之于時代，建業之于河南，恰如其是。老胡在創業之初，所言適應、利用、改造，于時代審視下，業界不禁贊其前瞻。建業在河南厚土，成長，突破，組織目標之下的價值觀驅動可窺一斑。
    在建業的戰略步伐落腳之前，鄢陵，鄭州的綠色前院——很多人難以想象它于建業的意義。全省業主大串門活動第四場已經結束，模式成熟，可供復制推廣，在此之前，我們沒有把它同房地產企業聯系起來。然而這些，是建業追尋發展道路上，價值觀意義的重要圖標。讓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戰略指向背后，責任和使命于企業更有驅動力。今年是建業的“客戶幸福年”，自2001年建業會成立以來，建業對生活方式的探尋一直在進行。花籃子、果籃子是建業戰略的執行細節，于環境的改變，最重要的是對生活方式的打破重建，戰略執行的過程正是構建建業式幸福的過程。
    德魯克說，基于信息化的組織最有活力和動力。這里的信息化可以理解為共同價值觀的深入，其意義拓展至整個社會，那么改善將更深入。

 

這個時刻再提房產稅試點擴容，也透露出決策層正對調控思路做出適當調整，將房地產調控向更長期持續的方向引導。
    ——交通銀行房地產行業研究員夏丹在接受金融時報記者采訪時如此表示。近日，國務院明確提出“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房產稅改革擴容已經確定向增量開刀的思路，新一輪試點可能在較大范圍鋪開。誰將是下一個試點城市，也成為近期眾人猜測的焦點。由于房產稅是已有稅種，不存在開征的法律障礙，但在房地產相關稅種尚未整合的情況下，開征有憑空加稅之嫌，擴容以后，必須就其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長遠的制度設計。

我們提倡大家用北斗，但不要排斥GPS。以后我們的設備要做成可以兼容的，一旦GPS發生風吹草動，北斗完全可以獨立正常工作。只有這樣，在信息安全上我們才有自主權。
    ——中科院院士、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總設計師孫家棟談推動北斗民用。北斗區域導航系統是中國自主研發的衛星導航系統，已于去年10月正式運行，實現覆蓋中國及周邊地區，2020年將建成覆蓋全球的網絡。

在學習和研究中遇到困苦時需要有兩種精神，一種是不放棄的執著，另一種是當研究到死路時，要及時更換方向。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在貴陽舉行的“國際科學大師論壇”上演講。他說，在科學前沿做研究一般要經歷很痛苦和很快樂兩段時間。“我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困苦時要有兩個精神同時存在，一個是不放棄，要努力下去，一個是覺得做不下去得換個方向。”

我們整個社會都不愛鄉村，憑什么要這些年輕人愛鄉村？
    ——以描寫中國農民工生活聞名的作家梁鴻在接受《羊城晚報》訪問時指出，現今不管是自然資源還是社會資源都在向城市傾斜，農村青年想遠離鄉村很正常，因為“全社會都在拋棄鄉村”。

1992年，若不是鄧小平出來說“市場經濟不但資本主義可以搞，社會主義也可以搞”，我們的很多文膽可能會一直堅持“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而邁步不前甚至倒退。今天，若鄧小平在世，他也許又會一錘定音：“憲政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憲政。”關鍵是：寄望于強人，本身就是悲哀。
    ——香港時評人邱震海發微博評論國內輿論近來關于“憲政是否屬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爭論。

涂鴉固然是不文明的表現，但輿論該把精力集中在揭發更不文明的舉止上，以提升整體社會文明素養。
    ——埃及3000多年歷史的神廟浮雕出現“到此一游”的涂鴉。“到此一游”的字樣再次觸痛了國人敏感的神經。欲求徹底革除涂鴉文化，不外乎兩種途徑。一方面，自上而下地祛除這類必欲留名而后快的習慣，逐步形成愛護文物的社會共識，尊重文物；另一方面，不妨多一些引導，搞一些讓游客能信手涂鴉的設施，以釋放這方面的內心壓力。

    最近以來，幸福感的追求已經成為一個在國家層面上的公共議題，既引起社會的高度關切，也是政府施政的重點，還是媒體熱議的中心。這種對于幸福感提升的要求已成共識。這其實是中國社會的重大的進步的標志之一。正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幾代人的胼手胝足的奮斗，中國的綜合國力有了空前的提高，這個社會才有了提出幸福問題的現實的基礎和條件。正是由于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奮斗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國人對于自我生活的期望和要求才可能有今天的高度。所以，這個“幸福感”的追求之所以為社會所矚目，正是由于今天中國在國家層面上相當大的程度上解決了國家“貧弱”的問題的結果。在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中國人一直在為民族和個體生命的基本生存條件而進行努力，現在伴隨著中國的高速發展，我們的民族的屈辱所形成的悲情已經被超越。雖然現實存在的貧困和基本生存問題還需要社會高度關切，而二十世紀困擾中國的溫飽等基本生存問題也在總體上已經被超越。正因為如此，社會也面臨著新的問題和公眾的新的期望。隨著中國社會的經濟成長，一個中等收入者的階層在迅速擴大，他們的主流意識的影響也就成為一種社會意識的主流。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提升幸福感問題，其實所凸顯的就是中等收入者及作為其后備軍的年輕人的要求和期望，也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要求。
    幸福感的問題實際上是任何社會中都會存在的，它當然主要是一種個體的生活感受，但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心理的集體意識的展開。一方面，幸福感最終來自個人對自身生活的判斷和理解。它歸根結底還是一個人對于自己的生活是否較為滿意，是否認為自己的未來還有希望和夢想。但社會氛圍也對于個體有巨大的影響，會極大地影響他的想法。幸福感的缺失其實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群”，這里既有諸如住房、教育、醫療、衣食住行的現實的生活問題，同時更是一個主觀感受的問題，往往來自期望和現實之間的落差。這意味著它是中國社會在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從未從國家和社會的層面上面對過的新型問題。過去我們所期望的富裕、所期望的繁榮在某種程度上實現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并沒有像過去想象的那樣，它所產生的中國內部的諸多新的要求和新的困擾可能是社會、政府和個人會長期面對的。它所造成的這個復雜的“問題群”往往不是通過傳統的思路就能夠馬上解決的，也由于每一個個體的需求和感受的千差萬別而難以被充分把握和體會。如社會容易滿足一個人的基本的物質要求，但難以通過他人的力量解決他沒有女朋友的苦惱，這恰恰可能是造成他不幸福的根源。如一個人本來在自己的職場生涯中有了一定發展，但當他的同事發展更快時他也會產生失落感，造成幸福感的低迷。這些問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導致了社會不可能一一回應這些要求，而諸多這樣的要求也會水漲船高。
    我們就需要看到，幸福感的追求既要政府和社會齊心協力地更好地為人們提供服務，同時也需要人們對于自己的社會有信心和對于自己有信心。這種信心應該基于對于社會的復雜性的理解，對于個人的期望的實事求是的判斷和理性的評估；來自自我的認同和對于社會的認同。實際上，三十余年來中國人通過自己艱辛的奮斗和努力，已經創造了新的繁榮，中國的發展其實已經給整個社會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新的平臺，我們雖然還有諸多問題和困擾，中國的發展也還呈現著相當復雜的狀況，但理性客觀地看到中國人實現夢想，發展自己，改善社會的機會其實是現實存在而且在不斷擴大的。這其實是這個社會具有力量的基本的前提，無論社會還是個人都會在中國的進一步的發展中得到更多。
    三十多年前，我們正是靠著改變我們的物質條件的夢想走到今天的，正是當年我們大家對于中國的發展有共識，對于中國的前景有認同，我們才走到了今天。現在社會雖然有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有不同的期望和想法，但聚合我們的認同的東西仍然是現實的存在，就是中國還要向前發展，而任何個人都只能在中國的發展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機會。這就是我們的“中國夢”，沒有這個夢想，我們對于“幸福感”的提升的努力就不可能獲得切實可行的路徑。如果對于社會沒有認同，對于社會的發展方向缺少共識，難免幸福感的低迷和消極的“抱怨文化”的盛行。公眾需要了解，中國的順利發展才可能給個人的物質條件的改善和自我發展提供最堅實的保障和前提。沒有中國的安定和順利發展，個人的要求和期望其實不可能得到承認和機會。這個道理其實是不同的訴求和期望的“最大公約數”。社會需要給個人更為明確的信息，你所能夠期望的不僅僅是物質的具體改善，而且是期望和追求的現實化。這不意味著任何期望都可能得到滿足，但它意味著你的期望有實現的可能和路徑，這在召喚和期待你的努力。社會既需要給人承諾和希望，但也格外需要坦誠地說明國情；社會需要給人更多的保障，但需要更客觀地給個人展示現實狀況如何，他的希望和前景何在。
    我們的社會有責任告訴年輕人，社會正在向什么方向走，社會有可能給你提供怎樣的可能的空間，讓你自己去追求個人的發展。社會能保障每個人的最基本的生活，但社會不能保障你的發展和成功，但社會可以提示你，如果你付出努力，貢獻于社會，社會會給你合適的回報。這些都需要我們用更大的努力在各個方面為中等收入者和年輕人提供更多的精神上的激勵和可行而美好的愿景。而中國今天到達的位置和今天所擁有的平臺其實才是個人進步、發展的現實的條件。盡管每個人的希望不同，但這個前提格外需要形成社會的共識和認同。

（易武，大學教授，特約撰稿人）

    因為有機會到美國短期停留，我做了一段“訪問主婦”。剛到美國時，恰逢圣誕和新年假期，當地舉行了盛大的假日游行。游行表演的主力是中、小學的學生。這些隊伍看上去有點凌亂，因為人員實在太過參差不齊，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但更多的孩子則是普通人，是普通生活中你所能看到的各種身材和長相。這在中國幾乎無法想象。從幼兒園開始，孩子們就不乏“選秀”的經歷。至于參加公共演出的學生，當然更是精挑細選。我身邊有多少全職媽媽不辭辛勞，全程陪同孩子上各種興趣特長班，比如舞蹈班、民樂社團等，只有參加這樣的特長班，才有機會參與集體演出。可即便花了無數精力金錢，除了有背景的孩子，如果身材不達標，長相不夠美，也幾乎在第一關就被淘汰了。年幼的孩子們還不能夠理解，總以為是自己“表現還不夠好”。
    而如今，我不僅在演出隊伍中看到了那么多的普通孩子，還看到了每個孩子臉上陽光燦爛的幸福表情。借用一個在美國生活過的朋友的比喻，那是一張張“從來沒有受過欺負的臉”。
我在猝不及防中和那些幸福的普通人相遇了。這是一場真正盛大的全民狂歡。人人都能平等參與，哪怕你并不具備專業水平，并非帥哥美女。我們居住的城市不大，長達數公里的游行隊伍，應該是囊括了這個城市的大部分學校的學生。有富裕的私立學校，也有普通學校，從服裝和配置上就能看出來：有的學校參與人數眾多，全套挺括制服，樂器齊全，遠看金光閃閃；有的學校只有幾個人，穿著簡單的露背裙裝，徒手表演舞蹈。但無論隊伍規模大小，行頭豪華與否，孩子們都興高采烈，或吹著大號小號，或擂著大鼓小鼓，或踩著音樂節奏載歌載舞，興奮得滿面潮紅，觀眾們則不斷為每一個表演方陣鼓掌，拍照錄影。觀眾中除了像我們這樣的匆匆過客，極有可能是這些孩子的父母、住家附近的鄰居，大部分都是如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
    那一刻，我突然徹底地理解了一個海歸全職媽媽的憂慮。對于她來說，回國最大的代價，不是失去了美國的大房子和清新空氣，而是她的孩子在中國長大，就可能失去了做個普通人的權利。她不得不為孩子是否上奧數、是否補習外語和上各種特長班糾結不已。倘若不做出這些額外努力，她擔心孩子根本沒有走到前臺的機會，最終不能躋身精英階層而失去生活保障。這位全職媽媽在美國生活了將近20年，她的體會是美國也崇尚精英，而且有培育精英的系統，但是假如你身為一個普通人，擁有普通的智力，付出普通的努力，在美國就能夠享受到基本的生活質量，得到社會尊重。但在中國，普通人的機會已越來越少了。父母甚至很難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中等生。不僅要托關系、花大價錢把孩子送進名校，而且還要得第一名。而一旦走向社會，要么有錢，要么有權，不僅自己要成為精英，而且要讓自己的后代也成為精英，總之，就是出盡百寶，拒絕做一個普通人，哪怕是幸福的普通人。
    這令我想起年少時看過的一本文藝小說，作者虛擬了一個精英制的社會，所有的人都被打分，那些不夠努力的人，天分不夠高的人，或者老弱病殘，統統都因為分數不夠，被淘汰出主流社會。如今，中國的現實生活雖然沒有那么極端，但是一個人人艱苦奮斗爭當精英，生怕被社會拋棄的“推優”時代業已來臨。
    我們已經忘記了如何做一個幸福的普通人。忘記可以在雨中漫步，忘記可以在課間打鬧，忘記輕松愉快的家庭時光，忘記一個普通人的責任感和成就感。而在美國，你隨時可以看見吹著口哨的快遞員，愉快友善的售貨員。水族館里，家庭主婦結伴坐在大水箱前看五彩斑斕的熱帶魚，快樂地看著孩子們嬉戲……
    當然，因為身處移民社會，扎根不易，美國人工作勤奮，遠比歐洲人辛勞，有天賦及長相出眾的人相信機會也一定更多。但相比之下，普通的美國人仍然有自己人生的舞臺，社會對普通人的接納程度比中國更大，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比如你可以選擇做精算師，也可以選擇做水管工；你可以選擇進常春藤，也可以選擇退學甚至不上大學；而就全職主婦而言，假如你身為一個女人，回家天經地義，沒有那么大的精神壓力。
    強大的中國需要許多聰明而勤奮的人去構建，但我們也越來越迫切需要學會卸去無所不在的焦慮、事事爭強好勝的浮躁心態，學會享受普通人的幸福。

（陶雨，專欄作家）

    德國漢學家鮑吾剛在《中國人的幸福觀》里指出，中國人這種壓抑個人幸福而追求集體幸福的潮流，背后隱藏著另一個關鍵問題，幸福是此岸的還是彼岸的？許多神秘主義者都描繪過放棄小我、同時進入一個更大的自我的愉悅感，個體靈魂的藩籬消解，自我從中脫身而出，獲得強烈自由感。
    所以，當我們不再談論“社會進步”，轉而談論“人民幸福”，就意味著從彼岸回到了此岸。著名的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曾這樣解釋“鄧小平理論”：“啥叫社會主義，人民幸福就是社會主義。100個人里面，有98個人幸福，就是社會主義，剩下的那兩個人，是自己不要幸福，沒辦法。”
    個人幸福少了很多“超越”的精神快樂，但多了實在的身體快樂。鮑吾剛認為，談論中國人的幸福觀應該著重談論社會幸福，可這似乎又與我們常說的“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缺乏終極關懷”的判斷相悖。眼下，幸福和“幸福指數”已經成為國內極熱門的話題。除了內在追求和諧的必然邏輯以外，從外部似乎也有一些支持。
    據說南亞小國不丹的國王是“國民幸福總值”的始作俑者。在西方的發展經濟學里，GDP統計多年來一直遭受批判，因為GDP中不包括資源利用，不包括兒童教育，不包括婦女壓迫，也不包括環境保護。從阿爾曼到諾德豪斯到阿瑪蒂亞·森，都紛紛提出修正性的或者替代性的統計方案，比如“綠色GDP”，比如“能源 GDP”。不丹國王的辦法則是“國民幸福指數”，它主要包括四個方面，政府治理、經濟增長、文化發展與環境保護。
    這種指標的思想與GDP其實一脈相承，只是補充了不少內容。很多人會指責“政府治理”、“文化發展”這些指標都充滿了“西方主義”的味道。自由民主、科學技術之類的指標是否具有普世性，這個問題大可以討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切與身體直接感受無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制定“國民幸福指數”，就循著一條完全不同的思路。卡尼曼的討論基于問卷，基于抽樣調查，每一個樣本都直接取自個人，都與身體感受有關，而不是從集體幸福里去推測。
    小穆勒在200多年前就區分過“痛苦的蘇格拉底”和“快樂的豬”這兩種幸福，分別表示精神上超越的幸福和身體上快樂的幸福。諾齊克的“體驗機”和普特南的 “缸中之腦”假想則把這個命題推向極致。人體（甚至只要大腦）漂浮在巨大容器的營養液中，由一臺“體驗機”為我們提供刺激。如果機器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切快感，那么，你愿意選擇這種幸福生活嗎？
    這里的關鍵問題是，你是否認為幸福只與自己的身體有關？
    邊沁就是這樣認為的，原教旨的功利主義就支持這種觀點，到了小穆勒，幸福的觀念已經發生了偏差。大家要把個人幸福與集體幸福聯系起來，其中有幾個經濟學關節是不得不打通的。上世紀50年代，福利經濟學通過薩維奇、柏格森、薩繆爾森的努力，建立起了“社會福利函數”，也就是說，在一系列嚴格前提假設下，可以通過社會福利函數，加總所有個人福利，得出社會總體福利。
    這里面富有爭議的地方是，個人幸福可以做總量上的比較，還是只能做邊際上的比較。前者可以推導出“基數效用論”，后者是目前主流的“序數效用論”。如果我們有了“基數效用”，那么統計社會福利將大大地簡化。但它也會導致悖論。
    帕菲特就是這樣嘲笑這種思想的。功利主義的基本觀念是邊沁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是人就有一定量的幸福，我們應該努力把地球上的人數增加到200億，塞滿每一個角落。雖然每個人都不那么幸福，但我們如此確實做到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古代人的幸福和現代人的幸福
　　
    追求幸福，后面似乎蘊涵著文化背景。曾經聽過另一位德國漢學家顧彬教授的講座，談論德國人和中國人在追求幸福時，對待身體的不同態度。
    德國人很喜歡運動。快速散步（或者暴走）、踢足球、登山、馬拉松，等等，通過消耗身體獲得精神上的極大滿足。中國人似乎不喜歡運動，一動不如一靜。中國人只喜歡坐著喝茶，冥想，西方人稱之為“精神旅游”。即使偶爾散步，也是以不出汗為宜的。簡單地說，中國人追求幸福的方式是“節約身體”的。
    這種態度表現在很多方面。舉個例子，同樣是“尋求靈感”這回事，西方人稱為“等待繆斯女神”的光顧。德國哲學家似乎喜歡散步，比如走那條著名的“海德堡小路”，繆斯女神只有在散步時才會降臨。但中國人更喜歡睡覺，似乎夢境是將自己與神秘聯系起來的最好途徑。
    所以，幸福是與文化有關的。鮑吾剛就在書里指出，早在孔子之前，中國人就開始追求幸福。最初由巫師主管，后來由樂師主管，“樂”既是音樂，也是快樂。到了孔子以后，“禮”逐漸興起，甚至成為孔子追溯商周傳統的主要依據。禮是制度，樂是身體。禮樂之爭，禮完全壓倒了樂，也就是集體的制度規范壓倒了個體的身體感受。在“六經”之中，《樂經》似乎完全沒有流傳。再后來，今文經學乃至一系列生發出來的政治哲學，背后無不以“禮”為核心標準。近年來，李澤厚一再強調 “樂感文化”，就是想挖出這條長期被掩埋的線索吧。
在西方也是一樣的，所以才有了尼采《悲劇的誕生》。尼采把邏格斯壓倒酒神精神，整個這個理性化的演變過程，看作一場大大的悲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邏輯脫離了身體，悖離了原初的幸福。
    也確實有很多間接的資料表明，過去歷史上民間的幸福，農村的幸福，遠不是依照書本上那些政治理想來的，只是他們難以記錄和表達罷了。老百姓不在乎學者們是否要按照公羊學的“三代模式”重塑政治，這不管我們的事，你有你的幸福，我有我的。

中國人的怕和愛
　　
    中國人尤其是老一代人，很少會談論什么幸福，而是更多地談那些導致不幸福的事。現在公布的報告說，現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落實、收入穩定、孩子爭氣、身體健康這四個方面。實在地，這幾個方面達到一定的水平，并不能保證我們幸福，只是讓我們少一點擔憂和害怕而已。
    我們既然很難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減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當下中國人最不幸福。正如這些報告所說，住房擔憂、失業擔憂、教育擔憂、醫療擔憂和養老擔憂是中國人的五大心病，這十余年來的改革，心病始終未除。而且我們可以想見，在未來的二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段里，這幾點將始終是普通中國人的心病。
    這幾點，一般都與“錢”有關，但也并不總有關。一個人要幸福，必須每一點都達到一定的水平，否則想起那樁心事，幸福感就會大大地下降了。
    但還有一些調查很有意思。從城市來看，杭州是排名第一的幸福城市，杭州人遠比其他地方人幸福，杭州的下崗工人即使收入比上海的下崗工人還低，他們也更幸福。麗江是中國第二大幸福城市，人們爭著去麗江，并非沒有道理。成都、大連、蘇州這些城市都名列前茅，并非這些城市人的心病較其他城市的人少，而是城市的休閑文化氛圍似乎本身就帶來了快樂。廣州是一個公認的“恐怖”城市，但廣州人的幸福水平一點都不低。想當然地認為“社會安全”會影響人們幸福程度的觀念，可以休矣。
    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幸福，女性的幸福水平比男性要高，公務員的幸福水平要比其他職業來得高，這些調查統計都符合我們的直覺。農民工不和城里人比，殘疾人不和健康人比，所以我們往往會低估他們的幸福。我們這一代有公認的“怕”，可也有私人性的“愛”。
    蓋洛普的統計表明，近年來，中國人的幸福水平先升后降。我們的收入肯定更高，那是因為我們知道了更多讓我們“怕”的東西，從而感覺不幸福嗎。也許這個解釋部分地有效。當代中國人越來越多地知道住房、工作、教育、醫療、養老的可怕，相對的可怕和絕對的可怕。
    帕斯卡認為，人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得多。我們常常要生活在恐懼中，但我們相信自己的高貴品性，從而能獲得簡單而又高貴的幸福。給予我們最大幸福的，不是怕，而是愛。

(陳廳，書評家，特約撰稿人)

打破物質的單向度

    “幸福本是一種感覺，它不取決于人們的生活狀態，而取決于人的心態。感覺幸福的時候一切看起來都是那么美好。一個人在地里勞動，滿頭大汗，可是他覺得很幸福，他就是幸福的；另一個人在自家花園里散步，可是他覺得自己很不幸福，他就是不幸福的。”
   無論我們以何種定義來解讀幸福，都不能否認，幸福是一種預期與所得之間相比較而產生的心理反應，它并非一種實在的物體。既然是一種比較，那么最重要的東西則是標準，幸福與否，心靈上的標準歸根結底關乎“三觀”：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沒有健康的價值觀和充沛的心靈力量，幸福只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單向度的社會里，人們獲得的物質越多，幸福感就越稀薄；物質時代的幸福感，必須從精神世界中追尋。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這一點拎得就很清楚。德國著名漢學家鮑吾剛在《中國人的幸福觀》一書中研究所得，中國歷史上甲骨文以后的早期文字中有17個和“幸福”有關的字詞與符號顯示，關乎中國人幸福感的有3個主要方面，即宗教、社會和物質，其中宗教領域有4個詞值得注意，在社會領域的詞則有11個，在物質層面僅有兩個詞。鮑吾剛據此認為，中國人比較關注內心安寧，注重“人們給予彼此歡樂和幸福”，同時“從未完全脫離自然和超自然的地方”。
    中國人一向注重社會關系，因此社會領域有11個關鍵詞并不使人驚奇。事實上，中國社會一直缺乏的宗教氛圍，已經成為社會精神危機和幸福感匱乏的主要原因。由布倫諾·S·弗雷與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合著的《幸福與經濟學》一書曾闡述了信仰宗教與幸福之間有著積極的關系。一般來說，宗教能夠提高幸福水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宗教能夠給人們提供一種“解釋性框架”，這種框架能夠為生活提供意義與目標，這是幸福的重要源泉。二是參與宗教活動是得到社會支持的重要渠道之一。三是信仰宗教的人能夠更好地克服遇到的失業、患病等不利情形。找尋幸福，不妨轉向宗教。

居于幸福網絡之中

    幸福有許多好處。更幸福的人往往更健康、更長壽、掙得更多。他們通常也會從事更多的志愿工作、更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發出更多心理學家所說的“杜興微笑”，即真誠的微笑。當代社會學也證實，幸福本身可以傳染。
    全球暢銷書Connected的作者詹姆斯·福勒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發現，如果你身邊那些人際網絡中重要的朋友、家人與鄰居，有許多人都很幸福，那么你將來也會幸福很多。他們表示，更準確地說，如果居住在離你1英里內的一個朋友生活幸福感得到顯著提升，你的生活幸福感就會增加25%。同樣效應的還有同居配偶（幸福感提升8%）、居住在1英里之內的兄弟姐妹（14%）和鄰居（34%）。這意味著，幸福傳播的強度似乎更多有賴于社會交往的頻繁度（與地域鄰近相關），而不是社會關系的深度。比較遺憾的是，出于某種原因，這一點并不適用于工作場合。
    社會學家分析，為什么幸福能夠傳染？一個原因或許是，幸福的人會與親朋好友分享好運氣（例如，提供實際的幫助，或在經濟上慷慨解囊）。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幸福的人往往會改善自己的行為，會對周圍的人更加友好，或不那么有敵意。又或許只是因為正面情緒具有高度傳染性。在我們的世界里，如欲得到幸福，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盡力地去接近幸福的正能量。從另外一方面看，我們自己，也應竭力為別人提供正面的能量，就像編劇人柏邦妮說過的，“希望自己在任何一段關系中，都給予正面的力量，每一個在人世中遭遇我的人，都得到了光和熱，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分量”。

深秋心態與建業幸福論

    在這個浮躁的時代，擁有良好的心態無疑是收獲幸福的充分必要條件。老胡和建業在此方面可謂探索良多，有一整套的價值體系。深秋心態及向農民學得的那些生存智慧，最能給人啟發。
    “深秋心態”是老胡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的一個提法，最初是針對企業家的心態來講的。他認為，中秋節之后的深秋時節，在中原地帶普遍的氣溫是20℃左右，這也是做企業的人應當具有的心靈溫度。深秋的溫度，使你在行業快速發展溫度火熱的時期保持冷靜，而在行業冬天，溫度降到0℃的時候自己不會太冷，還能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其實，深思之后，我們發現這種心態不僅可以用以做企業，更有廣泛的普適性來指導我們的生活。如要持久幸福，就不能僅依靠生命中的驚喜，深秋心態會讓我們對生活有更積極的發現。
2009年伊始，同樣針對波折動蕩的2008年，老胡的另一篇大作《向農民學生存的智慧》，講生存智慧，但擇幾句細細品味，其中也更多講的是心態的修為：
    當多數國人面對時下的經濟增長減速怨天尤人時，農民卻不相信年年都會風調雨順，旱、澇、蟲災同樣也是上天的賜予；
    當多數國人在消費上經常“透支未來”時，農民只牢記著先人的遺訓而量入為出；
    當多數國人以各種手段變著法兒地向社會索取時，農民仍堅信一分耕耘方能換來一分收獲；
    當多數商人以奇招百出的花樣“包裝”、“炒作”時，當許多創業者或涉世不久的年輕人幻想著“四兩撥千斤”、“空手套白狼”時，農民卻只相信種瓜不會得豆，天上也不會掉下餡餅。
    當多數國人在社會轉型期心態浮躁、淡忘真理時，只有農民春播、秋種、夏收、冬藏，日子過得平穩、殷實。
    綜合而言，建業的幸福論，首先強調正向價值觀的指引，其次講循道而為、智者無怨，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此的幸福，平淡但充實，不失為一種富有啟發的追尋幸福之道。

（白許晨/文）

拓展職業上的發展空間

    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是否一件幸福的事？有的人說，愛好若成為工作，便剝奪了喜愛的可能性；也有人說，如果不喜歡，怎么能投入。
    不管是先生蛋還是先有雞，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回答不了人生選擇的問題。它綜合了那么多的因素，最終才讓我們面臨今天的生活和工作。工作在物質主義的今天已經占據大多數成年人的時間。不在上班就在去上班的路上。究竟工作于我們是什么？謀生工具還是生活的另一片空間。當我們微笑著去面對它，職場和人生何其相似，生活的實質在這里從未變化。只有不斷地成長，個人才會不斷受益。多少人是在忙碌著未來過去虛妄，專注于當下這最簡單的情境反而是屬于少數人的，而這少數人可能是馬云、柳傳志或者其他企業精英。
    面對職業，有怎樣的心態決定了它的天花板所在。著名積極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說，人就像蜂巢里的蜜蜂，只有在集體中，才能找到個體存在的意義。如果你參加過合唱團或者樂隊，或者參加過籃球隊，那么你會體會到人跟蜜蜂的相似處。人的天性中便是如此。
    社會分工的細化，讓企業這種組織形式得以發揮最大的能效，而企業中的人便是在組織目標的達成中獲得價值和尊重。就像原始的部落，每個人必須找到自己的位置，奉獻自己的長處，享受集體帶來的安全和存在感。
    在這時代，最值得投資的便是職業上的不斷進步和發展。因為它的根本是人的進步。

認知自我，成長自我

    人類對自我的認知是伴隨著對世界探索的過程。從蹣跚學步到耄耋之年，我們跟世界的聯系從建立到熟知，這其中應該伴隨著對自我的認知，從而帶來自我成長的結果。
    古語言，三歲看老。性格中先天的因素有時讓我們無奈到假裝它的不存在。但真正的成長恰恰來自對自我清醒的認知和不斷的改變。沒有人會說，我比二十年前成熟多了，這樣大的時間跨度本身就是對規律的忽視。星座、血型、屬相、生辰八字甚至手相面相，我們應用多種方式來研究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方式，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不是一絲半點。
    美國心理學家M·斯科特·派克說，人的成長環境會在性格中形成地圖，之后的行為方式多數按圖索驥，愈來愈狹窄。如果不能了解這背后的原因，那么性格中的缺陷逐漸會放大，大到嚴重影響我們工作生活的質量。而解決大多數人內心深處的問題的方式就是自我了解，這是根本的問題。只有對自己有正確認知的人，才會擁有愛的能力，才能在社會中獨立生活而不被同質化、異質化。
     認知自我的方式有很多，不管是持續地學習還是選擇體育鍛煉甚至參與公益，都是通往自我認知和提升的道路。

培養愛好

    20歲之前的人，可以規勸，20歲到40歲的人如果需要勸諫，只能暗喻。40歲之前的樂趣發掘和愛好培養對一個人的后半生至關重要。如果40歲左右的人還沉迷于網絡游戲的話，等到老年，他選擇網絡游戲的幾率非常大。相反，如果他的愛好是研究花草，那么他將很可能會擁有一個無比美麗的花園。這就是愛好培養的魅力所在，一項真正的愛好，是我們精神的第三居所。
    它讓我們獨立于工作家庭瑣事之外，甚至幫我們建立穩固和諧的朋友圈子，在另外一個群體里繼續感受自我的價值和享受生活的樂趣。一項高級情趣指向的愛好，將我們的精神向上升華，而反之則讓我們沉重向下。丹青寫意、安弦操縵、陰陽太極、潑墨揮毫……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給我們的愛好選擇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俗語講玩物喪志，在而今的時代，任何一個足夠深入的玩物者都能找到自我的舞臺。
    公園里，陽光下舒暢呼吸中打太極的老者，那種從容和安靜，正是我們希望一項愛好帶給人的提升所在。構建于人精神空間的豐富和寧靜，恰是物質至上社會形態中，稀缺和珍貴之處，金錢不能購買、權力不能剝奪。
    當我們對社會熱辣批判之時，眼中飽含熱淚。生于斯長于斯，對自我的理解更是如此，苛責之外，讓我們更有動力和智慧面對生活、解決接踵不斷的問題。提升，圓滿。
人生不是一場橫向的競賽，任何時間開始都不晚。孔子五十而學易，愛好和樂趣的構建，是一場人生整體的規劃，放諸長遠，是基本的原則。

公益參與

    對慈善和公益參與者的定義，有錢人和有暇身，是一種狹隘的看法。我們更傾向于更廣義的概念。慈善可以通過金錢和時間，但更重要的是對陌生人的一個微笑，有可能那微笑會成為“陳水總們”的救命稻草。當我們將更多正能量注入社會之時，社會將為之改變。當我們將正能量放諸工作空間、家庭空間，都能同樣帶來環境的改變。
    在我踐行綠色生活的準則時，一個朋友說，如果13億中國人都如此，中國的環境將是世界第一，世界也就不用憂慮中國的環境問題了，可這只是理想狀態。
    公益本身就是將不可能的事盡量去做，從而帶來改善，讓更多人理解到，行動起來，帶來改善。
    建業集團是最早參與到阿拉善治沙行動中的企業，100家企業的參與、每年一千萬的資金，對于沙化的治理十分脆弱。但從2004年至今，阿拉善所呈現的生態治理模式、當地生活方式的轉變，對治沙這樣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是很重要的實踐經驗。公益改變的不一定是整體，但一定會帶來周邊環境的不斷改變。
    如果有時間，去養老院陪一陪孤獨的老人，體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有時間，可以帶著孩子在院子里撿垃圾，跟孩子一起體會環境的改變從自我開始。如果不快樂了怎么辦，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去大街上做一件好事，之后心情會愉悅。公益不是付出，是自我成長的收獲，并且收獲遠遠大于給予。
    公益的根本不是行動，是背后的一念心起。

（王鑫瑩/文）

打破物質的單向度

    “幸福本是一種感覺，它不取決于人們的生活狀態，而取決于人的心態。感覺幸福的時候一切看起來都是那么美好。一個人在地里勞動，滿頭大汗，可是他覺得很幸福，他就是幸福的；另一個人在自家花園里散步，可是他覺得自己很不幸福，他就是不幸福的。”
   無論我們以何種定義來解讀幸福，都不能否認，幸福是一種預期與所得之間相比較而產生的心理反應，它并非一種實在的物體。既然是一種比較，那么最重要的東西則是標準，幸福與否，心靈上的標準歸根結底關乎“三觀”：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沒有健康的價值觀和充沛的心靈力量，幸福只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單向度的社會里，人們獲得的物質越多，幸福感就越稀薄；物質時代的幸福感，必須從精神世界中追尋。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這一點拎得就很清楚。德國著名漢學家鮑吾剛在《中國人的幸福觀》一書中研究所得，中國歷史上甲骨文以后的早期文字中有17個和“幸福”有關的字詞與符號顯示，關乎中國人幸福感的有3個主要方面，即宗教、社會和物質，其中宗教領域有4個詞值得注意，在社會領域的詞則有11個，在物質層面僅有兩個詞。鮑吾剛據此認為，中國人比較關注內心安寧，注重“人們給予彼此歡樂和幸福”，同時“從未完全脫離自然和超自然的地方”。
    中國人一向注重社會關系，因此社會領域有11個關鍵詞并不使人驚奇。事實上，中國社會一直缺乏的宗教氛圍，已經成為社會精神危機和幸福感匱乏的主要原因。由布倫諾·S·弗雷與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合著的《幸福與經濟學》一書曾闡述了信仰宗教與幸福之間有著積極的關系。一般來說，宗教能夠提高幸福水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宗教能夠給人們提供一種“解釋性框架”，這種框架能夠為生活提供意義與目標，這是幸福的重要源泉。二是參與宗教活動是得到社會支持的重要渠道之一。三是信仰宗教的人能夠更好地克服遇到的失業、患病等不利情形。找尋幸福，不妨轉向宗教。

居于幸福網絡之中

    幸福有許多好處。更幸福的人往往更健康、更長壽、掙得更多。他們通常也會從事更多的志愿工作、更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發出更多心理學家所說的“杜興微笑”，即真誠的微笑。當代社會學也證實，幸福本身可以傳染。
    全球暢銷書Connected的作者詹姆斯·福勒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發現，如果你身邊那些人際網絡中重要的朋友、家人與鄰居，有許多人都很幸福，那么你將來也會幸福很多。他們表示，更準確地說，如果居住在離你1英里內的一個朋友生活幸福感得到顯著提升，你的生活幸福感就會增加25%。同樣效應的還有同居配偶（幸福感提升8%）、居住在1英里之內的兄弟姐妹（14%）和鄰居（34%）。這意味著，幸福傳播的強度似乎更多有賴于社會交往的頻繁度（與地域鄰近相關），而不是社會關系的深度。比較遺憾的是，出于某種原因，這一點并不適用于工作場合。
    社會學家分析，為什么幸福能夠傳染？一個原因或許是，幸福的人會與親朋好友分享好運氣（例如，提供實際的幫助，或在經濟上慷慨解囊）。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幸福的人往往會改善自己的行為，會對周圍的人更加友好，或不那么有敵意。又或許只是因為正面情緒具有高度傳染性。在我們的世界里，如欲得到幸福，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盡力地去接近幸福的正能量。從另外一方面看，我們自己，也應竭力為別人提供正面的能量，就像編劇人柏邦妮說過的，“希望自己在任何一段關系中，都給予正面的力量，每一個在人世中遭遇我的人，都得到了光和熱，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分量”。

深秋心態與建業幸福論

    在這個浮躁的時代，擁有良好的心態無疑是收獲幸福的充分必要條件。老胡和建業在此方面可謂探索良多，有一整套的價值體系。深秋心態及向農民學得的那些生存智慧，最能給人啟發。
    “深秋心態”是老胡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的一個提法，最初是針對企業家的心態來講的。他認為，中秋節之后的深秋時節，在中原地帶普遍的氣溫是20℃左右，這也是做企業的人應當具有的心靈溫度。深秋的溫度，使你在行業快速發展溫度火熱的時期保持冷靜，而在行業冬天，溫度降到0℃的時候自己不會太冷，還能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其實，深思之后，我們發現這種心態不僅可以用以做企業，更有廣泛的普適性來指導我們的生活。如要持久幸福，就不能僅依靠生命中的驚喜，深秋心態會讓我們對生活有更積極的發現。
2009年伊始，同樣針對波折動蕩的2008年，老胡的另一篇大作《向農民學生存的智慧》，講生存智慧，但擇幾句細細品味，其中也更多講的是心態的修為：
    當多數國人面對時下的經濟增長減速怨天尤人時，農民卻不相信年年都會風調雨順，旱、澇、蟲災同樣也是上天的賜予；
    當多數國人在消費上經常“透支未來”時，農民只牢記著先人的遺訓而量入為出；
    當多數國人以各種手段變著法兒地向社會索取時，農民仍堅信一分耕耘方能換來一分收獲；
    當多數商人以奇招百出的花樣“包裝”、“炒作”時，當許多創業者或涉世不久的年輕人幻想著“四兩撥千斤”、“空手套白狼”時，農民卻只相信種瓜不會得豆，天上也不會掉下餡餅。
    當多數國人在社會轉型期心態浮躁、淡忘真理時，只有農民春播、秋種、夏收、冬藏，日子過得平穩、殷實。
    綜合而言，建業的幸福論，首先強調正向價值觀的指引，其次講循道而為、智者無怨，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此的幸福，平淡但充實，不失為一種富有啟發的追尋幸福之道。

（白許晨/文）

拓展職業上的發展空間

    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是否一件幸福的事？有的人說，愛好若成為工作，便剝奪了喜愛的可能性；也有人說，如果不喜歡，怎么能投入。
    不管是先生蛋還是先有雞，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回答不了人生選擇的問題。它綜合了那么多的因素，最終才讓我們面臨今天的生活和工作。工作在物質主義的今天已經占據大多數成年人的時間。不在上班就在去上班的路上。究竟工作于我們是什么？謀生工具還是生活的另一片空間。當我們微笑著去面對它，職場和人生何其相似，生活的實質在這里從未變化。只有不斷地成長，個人才會不斷受益。多少人是在忙碌著未來過去虛妄，專注于當下這最簡單的情境反而是屬于少數人的，而這少數人可能是馬云、柳傳志或者其他企業精英。
    面對職業，有怎樣的心態決定了它的天花板所在。著名積極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說，人就像蜂巢里的蜜蜂，只有在集體中，才能找到個體存在的意義。如果你參加過合唱團或者樂隊，或者參加過籃球隊，那么你會體會到人跟蜜蜂的相似處。人的天性中便是如此。
    社會分工的細化，讓企業這種組織形式得以發揮最大的能效，而企業中的人便是在組織目標的達成中獲得價值和尊重。就像原始的部落，每個人必須找到自己的位置，奉獻自己的長處，享受集體帶來的安全和存在感。
    在這時代，最值得投資的便是職業上的不斷進步和發展。因為它的根本是人的進步。

認知自我，成長自我

    人類對自我的認知是伴隨著對世界探索的過程。從蹣跚學步到耄耋之年，我們跟世界的聯系從建立到熟知，這其中應該伴隨著對自我的認知，從而帶來自我成長的結果。
    古語言，三歲看老。性格中先天的因素有時讓我們無奈到假裝它的不存在。但真正的成長恰恰來自對自我清醒的認知和不斷的改變。沒有人會說，我比二十年前成熟多了，這樣大的時間跨度本身就是對規律的忽視。星座、血型、屬相、生辰八字甚至手相面相，我們應用多種方式來研究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方式，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不是一絲半點。
    美國心理學家M·斯科特·派克說，人的成長環境會在性格中形成地圖，之后的行為方式多數按圖索驥，愈來愈狹窄。如果不能了解這背后的原因，那么性格中的缺陷逐漸會放大，大到嚴重影響我們工作生活的質量。而解決大多數人內心深處的問題的方式就是自我了解，這是根本的問題。只有對自己有正確認知的人，才會擁有愛的能力，才能在社會中獨立生活而不被同質化、異質化。
     認知自我的方式有很多，不管是持續地學習還是選擇體育鍛煉甚至參與公益，都是通往自我認知和提升的道路。

培養愛好

    20歲之前的人，可以規勸，20歲到40歲的人如果需要勸諫，只能暗喻。40歲之前的樂趣發掘和愛好培養對一個人的后半生至關重要。如果40歲左右的人還沉迷于網絡游戲的話，等到老年，他選擇網絡游戲的幾率非常大。相反，如果他的愛好是研究花草，那么他將很可能會擁有一個無比美麗的花園。這就是愛好培養的魅力所在，一項真正的愛好，是我們精神的第三居所。
    它讓我們獨立于工作家庭瑣事之外，甚至幫我們建立穩固和諧的朋友圈子，在另外一個群體里繼續感受自我的價值和享受生活的樂趣。一項高級情趣指向的愛好，將我們的精神向上升華，而反之則讓我們沉重向下。丹青寫意、安弦操縵、陰陽太極、潑墨揮毫……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給我們的愛好選擇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俗語講玩物喪志，在而今的時代，任何一個足夠深入的玩物者都能找到自我的舞臺。
    公園里，陽光下舒暢呼吸中打太極的老者，那種從容和安靜，正是我們希望一項愛好帶給人的提升所在。構建于人精神空間的豐富和寧靜，恰是物質至上社會形態中，稀缺和珍貴之處，金錢不能購買、權力不能剝奪。
    當我們對社會熱辣批判之時，眼中飽含熱淚。生于斯長于斯，對自我的理解更是如此，苛責之外，讓我們更有動力和智慧面對生活、解決接踵不斷的問題。提升，圓滿。
人生不是一場橫向的競賽，任何時間開始都不晚。孔子五十而學易，愛好和樂趣的構建，是一場人生整體的規劃，放諸長遠，是基本的原則。

公益參與

    對慈善和公益參與者的定義，有錢人和有暇身，是一種狹隘的看法。我們更傾向于更廣義的概念。慈善可以通過金錢和時間，但更重要的是對陌生人的一個微笑，有可能那微笑會成為“陳水總們”的救命稻草。當我們將更多正能量注入社會之時，社會將為之改變。當我們將正能量放諸工作空間、家庭空間，都能同樣帶來環境的改變。
    在我踐行綠色生活的準則時，一個朋友說，如果13億中國人都如此，中國的環境將是世界第一，世界也就不用憂慮中國的環境問題了，可這只是理想狀態。
    公益本身就是將不可能的事盡量去做，從而帶來改善，讓更多人理解到，行動起來，帶來改善。
    建業集團是最早參與到阿拉善治沙行動中的企業，100家企業的參與、每年一千萬的資金，對于沙化的治理十分脆弱。但從2004年至今，阿拉善所呈現的生態治理模式、當地生活方式的轉變，對治沙這樣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是很重要的實踐經驗。公益改變的不一定是整體，但一定會帶來周邊環境的不斷改變。
    如果有時間，去養老院陪一陪孤獨的老人，體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有時間，可以帶著孩子在院子里撿垃圾，跟孩子一起體會環境的改變從自我開始。如果不快樂了怎么辦，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去大街上做一件好事，之后心情會愉悅。公益不是付出，是自我成長的收獲，并且收獲遠遠大于給予。
    公益的根本不是行動，是背后的一念心起。

（王鑫瑩/文）

EUDAEMONIA——因理性而積極的生活所帶來的幸福。幸福是一個好的人生，你充分運用了自己的力量，追求高尚目標，在喜愛和尊敬的人陪伴下，并為之感到自豪和滿足。這是古希臘哲學家對幸福的定義，也是積極心理學派對幸福的基本定義。

不管是在最好的過去，還是最糟的當下，對幸福的思考和追問一直是持續不斷的話題，今天我們從多角度思索和總結幸福的基本地圖，用調研和采訪去實踐思考。以期帶來更深刻理解和更積極探索意義。

    當我站在中國美術館，瀏覽建館以來50年的館藏重要作品時，小崗村的一幅紀實油畫作品，讓我在一剎那間茅塞頓開。郝堂村的意義不在于它本身的特殊化呈現，而在其背后的運作模式以及農村自我精神的重塑、對農民自我的尊重。其背后所包含的生態的保護、金融機構的運作以及農民之間信任精神的滲透，既包含了基層民眾的參與精神，更包括了社會精英NGO方式建設的影響。
    城鎮化作為點擊率最高的詞匯，它關涉的不僅是房地產、金融、宏觀經濟，更是新生活方式的探索。但在郝堂，我們可以說生態構建的背后，是鄉村的自我完善過程，是實踐意義上的城鎮化。這里的農村，已經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外出務工人員回到家鄉就業。這里距離信陽市區約十五公里，隨著郝堂知名度的不斷提升，游客越來越多。近郊游已經成為周末休閑的重要方式，在信陽不乏山水，在郝堂不僅有山水，還有豫南最傳統意義的民宅、垃圾分類的村莊、污水循環處理的農家、最生態的生活方式。
當我們踏足這里，看到花紅柳翠、水綠山青、生機盎然的村莊，但就像接待我們的前任書記禹明善說的那樣：
    這些的背后，公益組織的付出是非常大的。你說這一塊栽什么樹，植物怎么運用，那不是領導說了算，也不是老百姓說了算，有專家、有志愿者在這兒為你參謀，當然肯定要和自然相和諧。比如我們有設計房子的、施工的、景觀的、金融的、合作組織的，很多方面的志愿者。大家共同的目標是要構建一個不一樣的農村。

暫時不跟大資本對接

    郝堂的建設就像農村問題研究學者李昌平表述的那樣，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經驗反復證明，經濟上每一次“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時，都是因為農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恢復而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局面。歷經多次危機而不倒的中國經驗之核心，就是二元結構體制下的農村，還有內部化處理外部性代價的機制。1950年化解民國遺留的高通脹危機靠的是恢復農村經濟——土改增強農民創造性；1960年化解“大躍進”危機靠的是恢復農村經濟——“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增強農民創造性；1980年中國又因連續過多引進外資造成危機的對應解決，靠的還是恢復小農經濟。而今面對的內需不足，實際上就是三農問題的結果。
    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是金融。進入郝堂，我第一眼看到的建筑就是金融中心。對于金融中心，禹書記是這樣表述的：
    一是以農民的互助合作金融為切入點，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建設村社共同體，通過集體經濟和共同體培育，來促進社區的綜合發展。比如，第一就是我剛才講的“三生共贏”，生活、生產、生態；第二是對村莊的修復，對村莊的歷史記憶和空間的保護，讓大家認識村莊的價值；第三是農村金融，就是怎么樣建立一個適合于目前農村土地制度的金融制度，通過金融制度讓農民組織起來，來發展集體經濟，來促進集體經濟發展壯大，來培養支撐農村社區發展的經濟基礎。鄉村可持續發展項目組在這個村子里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堅決反對招商引資，同時還提出一句話叫慎重使用財政資金。
    農民建房和農村改造是財政拿的錢，不是財政全部拿，而是村民貸款，財政給你貼息，舊房改新房，財政根據建筑面積進行建房補貼，一平方財政補助130元。改造一棟房子的成本，一平方假如說是500元、600元，財政只補一部分給農民，財政不能把錢直接給農民。另外，你按照村莊的要求改造房子，廁所必須是衛生廁所；要用沼氣的話，給補貼；要是實行垃圾分類的話，給補貼；做污水處理，給補貼。就是在補貼的過程當中，把要倡導的生態建設理念放在里面。
    當我們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具備了和外來資本進行對話和討價還價能力的時候，我們歡迎外來資本介入，也就是說土地開發的這一部分收益是村集體的，有了土地開發的收入之后，可以為村子多做一些公共事務。
    郝堂建設理念的根本，是希望村莊靠自我的力量去改善和構建自身發展的能力。希望農民積極參與，但不是強制要求執行。用好的管理制度去構建和約束，而不是依靠純粹行政手段，這本身就是一種內在的轉變。
    2012年年底，村里給每一位60歲的老人發放了800元的養老金，這是從金融合作社的利息里支出的養老金，真正實現老有所養。
    村民可以用自己的信用在金融合作社進行小額貸款，每位老人可以提供5000元的金額擔保，這是將熟人社會轉化為信用使用的案例，解決了村民自我發展建設的初始資金來源，同時也成為農村道德風尚建設的來自經濟的重要約束力量。

鄉建院，來自社會精英的參與

    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簡稱：中國鄉建院）是一個為農民服務的專業機構，2011年由生態畫家孫君和三農問題學者李昌平等一群從事鄉村建設工作十幾年的民間人士發起成立。中國鄉建院致力于將農村建設得更農村。鄉建院正式組建后第一個項目是郝堂。郝堂也是鄉建院這個NGO的總部所在地，它的辦公場所，一棟由鄉建院設計、當地人全部采用舊建筑材料建設的豫南風格的建筑在今年的八月會正式投入使用。我們去的時節，除了一千多畝盛開的荷花，還有鄉建院正在安裝生態新風系統的施工過程。
在郝堂，不缺少美麗的風景，更大的亮點在獨有特色的建筑。在這里，建筑的高度不得高于門前樹木的高度，建筑隱藏在樹木中是基本的原則。
    院落的改造是很大的亮點。“未來，我們準備在10年內建設20～30個郝堂這樣的樣板村。爭取每個省有個分院。”李昌平說，這是鄉建院的目標。 郝堂從新金融與茶文化開始。
    “先要有思想的扶貧，開啟民智。我們主張先生活后生產，環境搞好，再談生產。再把產業結構調整，再開始做規劃。”比如郝堂主要以茶文化為核心，要用茶文化推動旅游，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孫君等一批畫家與建筑師將新的建筑語言帶入村子，審美教育雖是其一，“不過最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建設村莊共同體，對鄉村系統的重建與恢復”。

從垃圾分類到精神重塑

    大多數農村建有漂亮的房子、硬化的水泥路，卻垃圾遍地、污水橫流，農村把自我的精神丟棄，城市的過度包裝、城市化生活方式掠奪性地進入農村。農村的生態隨之被破壞。在郝堂，我們首先看到了對自然的尊重。路面是石子路，為了讓雨水經過滲透進入地下水循環，院落里建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沼氣，建立垃圾分類機制。有了這些才能保證生態的基本平衡。
    良好生活方式的構建，才會重塑農村的基本生態和精神風尚。不僅重視村民住房、道路、水系、生態環境保護等硬件建設，更重視社區金融和孝文化等軟件建設。把村莊同時建設成養老村、敬老村。農民主導的新農村建設要以無垃圾無污水、保護生態環境、恢復農業文明優勢為起點。農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區別之一在于農村可以做到沒有垃圾。
    探訪的當晚，我們落宿在郝堂的養老服務中心，這里是針對六十歲以上老人的服務中心，提供醫療等各方面的服務。這里的工作人員，大量的工作就是回訪村里的老人，了解他們的需求并予以滿足。這讓我們看到農村新文明背后的制度希望。

    信陽烏龍，讓茶葉長大一些

    聽說過信陽紅茶的人，挺多，聽說過信陽烏龍的人，是少數。去郝堂之前，我也未曾聽過信陽產出烏龍茶。
    茶廠隱藏在山林中，整個信陽都彌漫在板栗花的甜腥味中，茶廠也是在這樣的空氣里制茶，茶廠周圍環繞著茂密的竹林，讓人心曠神怡。
    由于人工成本不斷上升，信陽小農自己的茶園，幾畝地、十幾畝地的茶園，日漸凋敝，無人照料，嫩芽連采都沒有時間，無需言施以農藥化肥了，所以山里的茶百分百有機無污染。茶廠的青葉收購自當地的農民，節省了農民炒制的時間。
    在這里，講究的是對自然的尊重，信陽毛尖的采茶期很短，也就是清明到谷雨這段時間，而烏龍茶的制作所需茶葉是夏茶，葉子經過雨水和陽光的滋養，等長到四片葉子一片芽之時，采下來做成烏龍茶，即便如此，與南方的烏龍比起來，它的條形還是精干內斂的，味道也是如此，更內斂更耐沖泡。這便體現了尊重生態，“當時當食”的態度。
    制茶師傅孔偉說，讓茶葉在初夏的光照里，多長一段時間，讓它的自性成長得更完善，那么茶葉里所蘊含的營養價值就更高，也符合我們對茶品味道層次的期待。其實中國的精神里面，完整和圓滿是很重要的境界，對一片茶葉也有如此的期待，就知道這背后文明的構建需要更廣泛的基礎。
    中學時，第一次自己沖泡烏龍茶，看著茶葉在水中漸次舒展開，透過陽光，那條形如此自由，一時間覺得自己就像是這水中的葉片。而今嘗到這里烏龍的嚴謹和濃冽，感悟生態文明的構建背后是人的成長、茶葉背后喝到的是制茶人對人生的詮釋。
    信陽烏龍的背后是對自然的敬畏心。

后記：
    走出郝堂，我們反復思考，為什么是郝堂不是其他的村莊。我想起禹書記說的，做金融的時候如果不跟村里結合來做，而用村莊的另外一個“所謂更精英”的團隊來做，就相當于在這個村子里又建了一個經濟政治的中心，結果建設過程不是在做建設，是在這個村子當中做破壞，做撕裂，把這個社區給撕裂了。我們做公益項目是做朋友的，不是做敵人的，做的朋友越多，認同這種理念的人就會越多。
    郝堂建設的背后是積極地解決問題的態度和溝通效能的作用發揮。它本身完成的就是對自我的城鎮化，不需要天翻地覆地折騰，只需要理解和尊重，發掘和復原。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寫道：“這是最美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糕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頭，這是愚昧的年頭；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正直下地獄。”
    住慣了都市，我們的神經已經被種種污染、種種浮躁、種種疲憊所傷，近乎麻木。少時寧靜的家園、燦爛的星空、清新的空氣似乎只存在于遙遠的夢想里。直到來到郝堂，才發現另一種生活之樂，原始的鄉村記憶在這里被喚醒，也許這并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卻是每一個人都渴望的理想田園。
    對于每一個曾經生活在鄉村的人來說，無論將來他的腳步流向何方，這一輩子，都不可能徹底淡忘鄉村的晨曦天籟，黃昏日落，春夏秋冬，還有前前后后幾代人的情緒。
    潺潺的溪水在山的呵護下平靜地沿著歲月流淌，明媚的陽光灑滿整個村落，一幅久違的鄉村畫卷讓我這個外鄉人措手不及，恍惚間，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久別逢知己的暖流。
    郝堂的路依勢而建，傍山近水，花草環繞。綠樹掩映中的郝堂人家靜謐、安詳，古色生香的豫南院落與庭前院外的花香交映，歲月洗禮的黃墻青瓦飛檐斑駁，每每路過總有一種推門而入的沖動卻又不忍打擾。
    一個人在小徑上緩緩地散步，聞十里花香，聽蛙鳴一片，沉醉于此，癡迷于此，心儀于此。伴著黃昏的夕陽，看著天邊的晚霞，仍然依依不舍。
    在城市中生活了太久，看見雖不高大卻無比寧靜沉穩的山峰，勢必會想歇息一下，停留一下，找一種家的感覺。  
    郝堂的山并不高，處處被樹木覆蓋，幾乎沒有裸露的巖石，不像那些名山山石高聳，陡峭俊美。有的只是滿目翠綠，郁郁蔥蔥，生機盎然。舉目遠眺，山與山相連，峰與峰相依，且形態各異。置身于此，群山猶如寬大的臂膀，緊擁著你，溫暖著你。
    山坡上的桑梓，信手可拈，放到嘴里細嚼，那甜甜的汁液散開，讓你精神倍增。口渴了，摘一片寬大的樹葉折疊成錐形小水杯，去接那清澈山泉暢飲，那份爽口的清涼和甘甜讓你倦意頓消。
    郝堂的水，明亮、透徹，隨手撩起一波漣漪，手里一絲清涼，心里一汪透明。
    微微瀾起的碧綠粼光，點點滴滴似燈花碎銀。看著鄉里鄉親在岸邊的石板上洗菜、捶衣，這里的水總是親切地接近人們，做著要做的事，平靜而微緲，是苦是甜是酸是辣一一嘗盡。
品茶論事，是郝堂人最獨特的接待方式。隔著裊裊飄香的霧氣，初夏的陽光從樹葉間照在小院里，距離和陌生頓然消散，憑空多了幾分親近之感。
    以一個外行人的身份，用拙劣的手勢學著泡茶、品茶，這對于一個鮮少接觸茶道之人而言，是一件生疏而又樂在其中的事。
    質樸的茶人家，用的并非茶室高檔的茶具，只是臨面而坐，樸實而溫潤。沒有過于精美的包裝，只有常年與山水接觸的雙手和熟稔和地道的技法，茶湯在茶農的道道工序之下，飄散出裊裊醇厚香氣。呷一口，閉上眼，茶香在腦海深處浮動，便是一種享受。
    靜坐郝堂的黃昏，才能真正感受到黃昏的靜寂。山穩如石，天穩如畫。天涯的夕陽把余暉灑給遠山，樹木還是綠的，綠得發亮；只有嵌于畫間的小屋，才爍爍發光。
    余暉的黃色逐漸淡了，山更顯穩重了。山巔的天空才亮些，云影很淡，淡似緞，淡似煙，淡似若無。黃昏無風。在清寂中，心中不禁產生幾縷愁緒，有種無言的感動，黃昏漸暗，也漸不靜寂了，蛙聲蟲鳴，歌送黃昏遠去。
    郝堂的人家，古老的房屋，泥砌的墻，木做的梁，青色的瓦。院里院外，都是那么的純樸，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和諧。
    傍晚時分，一縷縷炊煙，從四處裊裊地飄升起來，與夕陽、晚霞、風融溶在一起。在那淡藍淡藍的煙里，滿是最平常的人間氣息，樸素，溫暖而芳香，叫人莫名地感動。
    晚飯后天空，繁星點點，讓人不禁開懷大笑，盡情讓笑聲響徹夜空，遠遠的，透徹心扉，仿佛連月亮和星星也聽得入了神。
    城市的擴張，漸漸吞噬了原始的鄉村風貌。田園的風光，鄉村的寧靜，已經漸漸遠去。郝堂，簡單、純粹得就是一甕陳年老窖，置身其中，不由得你不心醉。
    不管城市建設的道路走得多遠，也是從鄉村的小路走出來的，生命的根本永遠植在鄉村。鋼筋水泥的叢林背叛了鄉村的泥土，卻永遠擺脫不了對鄉野氣息的追求。泥土滋長著枯榮，大概也滋長著遠不止對現代城市不盡擴張而惆悵這么簡單的情緒吧。
    此次郝堂之行前，關于鄉村的印象只停留在兒時老家陳舊的房屋，散亂的聚集，無序的錯落里；歸來后，郝堂，就成了我記憶中關于理想鄉村的所有印象。

    近日，有報道說房產稅改革試點擴圍已確定向增量開刀，下半年將是試點擴圍的關鍵時點。此前，國務院批轉發改委《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也提出擴大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看來房產稅試點擴圍已經如箭在弦，問題是，一旦開弓之后，在各種條件尚未成熟的前提下，貿然擴大房產稅試點范圍，會不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從披露的路徑來看，這次擴大試點范圍從增量開征切入，目的是減少阻力，避免對房地產市場造成過大沖擊，然而，其效果值得懷疑。不少人對于房產稅能夠平抑房價和替代土地財政的效果持懷疑態度。
    從日本和美國等國的經驗來看，實施房地產保有稅并沒有真正遏制日美房地產泡沫催生，反而對房價具有助漲助跌加大房地產市場波動副作用。原因是如果存在流動性過剩，大量資本介入房地產投資領域，房產稅并不能阻止房價上漲，反而從成本上繼續推高房價，一旦流動性緊張，由于從價征收的特點，房價處于峰值而繳納房產稅數額巨大，又會有助跌砸盤的功能。
    從國外來看，房產稅是地方政府最喜愛的稅種，然而，對我國很多地方政府來說，他們并不愿意因征收房產稅而影響了土地財政大收入，因此積極性并不高。
    就現實來看，上海和重慶的房產稅試點并不理想，原因很復雜，除了兩地設計上的因素外，征收房產稅會遇到很多重要障礙。在試點擴圍過程中，以下障礙可能會很大。
    第一，征收過程將面臨無盡的沖突和煩惱。一般來說，房產稅的計稅依據是按市價來評估的，但是，每一處住房因區位、戶型、樓層等因素不同，對一處房產評價具有很大主觀性，等于為征稅埋下了一個火藥桶。
    第二，在開征房產稅的國家中，房地產市場基本上實現了供需平衡。美國在1970年城市化率超過70%，日本在1970年城市化率也超過70%，而我們城鎮化率剛剛超過50%，房地產供需尚未平衡，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開征房產稅可能會給推進城鎮化戰略造成不可預料的沖擊。
    第三，影響免稅標準太多，不好控制。雖然對增量征稅不涉及存量房，但在算面積時，存量面積實質上還是計算在內，實質上還是覆蓋存量房。
    第四，房地產稅體系各種稅費多如牛毛，互相纏繞，重復征稅。現行的房地產的稅收有11種，各種收費多達100多種。其中爭議最大是土地出讓金，收取土地出讓金實質上是一次性征收土地使用稅，開發商向政府支付的土地出讓金實際上攤入了商品房價格當中，最終由購房者承擔，因此再征收房產稅，就有重復征稅的質疑，很多納稅人會感到不公正。
    第五，房產稅在實施過程，會遇到大量的稅賦公平的問題。征收房產稅影響最大的群體是中等收入者，他們很多是通過按揭貸款買房的，年年還貸款，還要額外繳納房產稅，對他們來說可能就形成很大負擔。
    筆者并不反對房產稅試點擴圍，如果能夠厘清房地產稅費體系，從整體上降低房地產稅費，至少不增加納稅人負擔前提下，開征房產稅是具有合理性的，也會減少推廣房產稅的阻力，但在目前很多條件都不成熟的背景下，推廣房產稅試點擴圍風險很大。

（朱大鳴，知名財經評論人）

6.5%年利率，國內地產公司融資新標桿

    繼2013年1月發行2億美金債券后，5月22日，建業地產（00832. HK）成立21周年之際，于香港再次成功發行5年期4億美元無抵押美元債券。引人注目的倒不是其4億美元、約相當于25億元人民幣的融資額，而是其債券年利率僅為6.5%。
    熟悉國內房地產行業的人都知道，受宏觀調控等影響，地產企業融資較難且成本普遍較高，年利率10%以上非常正常，而國內銀行貸款基準利率目前5年期為6.4%，10年期則為6.55%，同時有土地或在建工程抵押，項目貸款專款專用等限制。
    因此，建業地產此次無抵押融資6.5%的年利率，實質上優于國內中長期銀行貸款的利率。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樣的利率在所有中國民企非投資級地產公司中，與建業地產擁有類似債券評級（B1/BB-）的所有美元固定利息債券里，也是利率最低的。同時，基于對公司良好發展的信心，國際著名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在本次債券發展過程中主動調高債券評級，由此前的B+提升至BB-。
    例如，今年3月26日，綠城中國發行3億美元5年期美元債券，利率為8.5%；廣州富力1月30日發行2億美元7年期美元債券，利率為8.75%。
    同時，在所有中國民企非投資級地產公司發行的美元固定利息債券里，若不分債券評級、年期多少，6.5%的利率也屬非常低，只略高于SOHO中國2012年10月31日發行的一筆6億美元債券5.75%的利率。
    而若縱向比較，這筆債券融資的利率實際上還是建業地產自2008年踏入境外資本市場以來，債券融資成本最低的一次。
    數據顯示，建業地產的融資成本呈持續下降態勢。比如，2010年10月14日，建業地產首次在香港發行五年期美元債券3億美元，利率高達12.25%；2012年4月12日，其又發行了1.75億新加坡元的2016年到期的優先票據，年利率為10.75%；2013年1月21日，在港發行的2億美元2020年到期美元債券，年利率也有8%。
    基于此，建業地產此番不僅自身打開了一個低成本發債融資的新局面，還樹立了一個國內地產公司海外債券融資的新標桿。
    五年前，建業地產董事局主席胡葆森曾形象地比喻成功上市是考進了大學，建業需要用4年時間才能從資本市場畢業。針對本次資本市場的熱捧，胡葆森表示：“這也意味著建業正式從資本市場本科畢業。”
    低成本融資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例如，2010年其3億美元債券年利率為12.25%，以年利率6.5%的資金提前贖回，則粗略匡算可節約財務費用0.23億美元，折合人民幣1億多元。
    “目前人民幣升值步伐在加快，對美元匯率已創新高，所以，這4億美元兌換成人民幣進入國內項目后，未來再以美元還回去，當中可享有匯兌收益，因而，其實際融資成本最終可能還要低于6.5%的年利率。”一位業內人士認為。

持續盈利，穩定增長，低利率融資的建業啟示

    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即建業地產為何能拿到這么低的融資利率？
    全球執行超低利率的大環境，及由此推動的海外債券市場的紅火，或是一大外因。
    “為刺激經濟復蘇，各國紛紛實施貨幣寬松政策，尤其是日本今年以來的量化寬松政策，使得全球資金市場利率超低，而國內資金成本較高，IPO也暫停，于是不少企業紛紛轉而向海外債券市場融資，推動了債市繁榮。”一位業內人士說。
    通常，企業在債券市場融資成本的高低與其信用評級等密切相關，評級越高成本越低。但由于國內房地產泡沫爭議不絕于耳，地產公司受實力等綜合因素影響，信用評級普遍在A級以下，多為B1至BB之間，其債券融資成本自然較高，被市場視為高收益債券。
    而在全球低利率背景下，即便是高收益債券，其利率也呈走低趨勢。比如，2007年～2011年，國內地產商海外發債利率普遍在10%以上，而進入2012年、2013年后，從各公司的融資情況看，利率已呈明顯下降態勢，尤其是近期，不少公司的融資成本在8%～9%。對此，已有數次海外發債融資經驗的建業團隊很早就提前準備、周密布局，最終選在5月下旬發債，并獲成功。
    當然，從核心因素講，這與建業自身在境外資本市場的既往良好表現有關。
    一位權威人士告訴記者，海外資本市場非常成熟，投資機構們都有自己的風險收益模型，其專業與精明無需多言，能讓它們以較低的成本向國內企業融資，一定有其專業判斷。
事實是，自2008年登陸香港聯交所，建業地產業績一直呈穩定增長態勢。
    以其近三年的業績表現為例，2010年主營收入為45.16億元，凈利潤5.8億元；2011年，收入為66.38億元，合同銷售收入則為81.2億元，凈利潤增長至7.43億元；而到了2012年，雖當年63.46億元的收入與上年基本持平，但合同銷售額卻突破100億元，達到了103.5億元，凈利潤也沖至8.7億元。
    而從整體上看，建業每年的復合增長率則在20%左右，這一點對投資者無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同時值得一提的是，建業地產還相當注重對投資者的回報。記者注意到，其上市以來已數次分紅，較高的一次每股分紅0.1元，若按其股價計算，收益率還是比較可觀的。而此前，其也曾發行過的債券，均讓投資者取得了不錯的收益和溢價。
    由此不難看出，建業地產在資本市場和投資者那里，已樹立了自己財務穩健的良好形象，而這與債券市場多數投資者追求適度高收益的風格自然契合。
    更重要的一個因素則是，建業的省域化戰略與李克強總理當前大力推行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正好吻合，從而有效消除了投資者對潛在政策風險的擔憂。
    2008年建業上市時，省域化戰略、深耕中原是建業地產董事局主席胡葆森講給投資者的一個能聽得懂的故事，而5年后的今天，該故事已變為現實，建業已完成河南18個地市的布局，并進入20多個縣級市場，以較好的業績證明了該戰略的正確。
    而中央政府換屆之后，國家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面對國內多數地產公司廣度有余而深度不足的情況，符合政策鼓勵方向的建業地產的戰略特色隨之凸顯，國務院參事室曾二度來建業調研城鎮化建設，其未來較大發展潛力也深為投資者認可，由此成了香港內房股的“城鎮化”第一股。
    加之發債后能降低財務成本、推動公司在售物業面積增加，使公司步入更良性發展軌道，因而，建業地產4億美元發債計劃一出即應者云集，并不出人意料。
    據了解，5月22日，建業發債雖因香港發布黑色暴雨預警休市半天延至中午十二點才開始，但下午不到5個小時時間內，認購量就迅速達到了預定額的4倍以上，從而為其以更低成本發債奠定了牢固基礎。

資本助推戰略縱深發展，建業謀定地產“下半場”大局面

    本次發行年利率6.5%的美元債券后，其是否還有后續發債計劃以置換出成本較高的融資？
    “在贖回2010年債券后，除不能贖回的可轉債之外，建業地產已經沒有高于10%的美元債券了。公司下一步的融資計劃將視資本市場狀況及企業需要而定。”建業地產執行副總裁、首席財務官胡冰說。
    某種程度上，其是否繼續發債、何時發，已并不重要，關鍵的是20多億元長期資金進入，對其省域化戰略向縱深加速推進將起到明顯助推作用。
    行業權威人士透露，目前中國房地產大局已在資本及規模實力驅動下步入分化和優勝劣汰的下半場。在這場角逐中，贏得資本的先手是保障戰略發展、產品和服務升級的關鍵。建業在資本市場的無往不利，與戰略縱深發展已經形成了良性的相互支撐局面。目前，建業正發力進駐縣級城市市場，并全力完善包括酒店、商業、教育等資源在內的大服務體系。
    這兩次發債融資也意味著，建業的省域化戰略快馬加鞭的時刻到了。
    從目前的情況看，隨著國家鼓勵發展新型城鎮化、產業集聚區建設等，上述進程可能加快。
    “本次發債有兩個突出的感受，其一，國際資本市場非常成熟、客觀，鼓勵你做好人好事，為好企業發獎狀和獎金，本次低息發行票據，可以視作資本市場發的一個獎狀。其二，建業一貫堅持守信用、負責任的企業文化，并以長期判斷指導企業行為，這種堅持得到了資本市場的認可。上市五年來，建業每一年都兌現了對資本市場承諾，低息發債也可謂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建業地產董事局主席胡葆森說。
    上市五年，順利畢業，建業地產不僅在資本市場樹立了一個標桿；也在穩健發展中創造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傳奇；它的歷程也必將成為企業如何成功獲得資本市場認可的一個案例和教材。

    兩部電影試圖合伙重新定義青春。《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負責風花雪月，那《中國合伙人》就負責柴米油鹽吧！講一個最好的朋友合伙開公司的故事。電影上映后，懷舊的對象從文藝中老年換成了眾商界大佬：誰說商人重利輕別離，自從開始創業，我們的青春和夢想都被夢貘（專門吃夢的怪獸）竊取，裝進了一只名為公司的盜夢空間中，半夢半醒就是我們的青春。

情懷美好年華易老

    故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很多人眼中，那是中國當代史上最美好的時代。校園里充斥著各種思潮，在課堂上當眾反駁權威，在圖書館秉燭夜讀，作詩言志寫文章抒情懷……
    王陽便是那個時代天之驕子的典型。集文藝與憤青于一身，悲憤讓他變成校園詩人，文藝讓他變成把妹達人。留披肩長發，看好萊塢電影，接受國外媒體采訪，做舞會之王，享受和心儀姑娘的愛情，幫最好的哥們兒追他最喜歡的女孩子——這些所謂的情懷才是他的正經事。他過的，是北島詩中寫的80年代青年們的生活：“那時我們有夢，關于文學，關于愛情，關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王陽視情懷為自己最寶貴的東西，但是命運卻視他的情懷為草芥：他為了女友毫不猶豫放棄了炙手可熱的美國簽證，但是女友到頭來卻毫不猶豫地回美國，視他為一件超重的行李；寫詩是他寄托情懷的載體，但是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詩集；和最好的朋友合伙開了一家承載他們理想的公司，但兩位好友卻為事業鬧得不可開交……
    王陽的扮演者佟大為在接受采訪時談到自己扮演的角色說：“我要塑造的是生于50、60年代時的那群人，他們是當今中國最有權勢的一群人。”外人看這群人，只看到“最有權勢”這個表象很少能觸及他們柔軟的內心——其實，這是一群最有情懷的人。他們的青春燃燒在80年代。80年代那個特殊的年代賦予了他們特殊的情懷，但是80年代很快就被時代的車輪碾碎。很快，關于文學、關于愛情、關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再也不被人提起，手持大哥大的倒爺成為新的時代英雄。
    文藝范加憤青的王陽慢慢開始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看著自己所鐘愛的時代被碾碎是一件殘酷的事情。但是“英雄總是配合時代的需求而產生”。王陽最終決定配合時代需要做個時勢英雄：燒掉詩集，剪短長發，裝出拋棄舊時代走進新時代的樣子。但是在成東青給他剪發的那天，他哭得分外傷心，就如同清朝遺老被國軍剪了辮子。王陽說，他的80年代死于剪發的那一天。
    從頭開始后，王陽不再憤青和文藝。開始騎著自行車載著成東青滿大街貼小廣告，努力地工作，往世俗的成功道路上大步向前沖。一步步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世俗的英雄。他們才高八斗，所以經商對他們來說，比殺雞用牛刀還輕松。奮斗了十年后，他們有的成為江南春，有的成為黃怒波，有的成為王石和馬云。
    更多人知道江南春、黃怒波們是因為他們在商場上縱橫捭闔。每當他們在商場上攻城略地大獲成功后和別人碰杯時，聽到的溢美之詞讓耳朵起繭，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他們已成為北島詩中失去情懷的老年人，“每一次碰杯，都是夢碎的聲音”。
    對于王陽來說。成為中國的普希金、當代的徐志摩是他們學生時代的情懷。但是這個時代變化太快，很快他們的情懷就成為一堆廢紙，被這個世界揉成一團。于是，他只能把情懷深埋在內心。
    王陽的故事止于新夢想上市時。在眾人為新夢想的成功而喝彩時，他卻做了一個夢，夢想到自己回到80年代的北大校園，長發披肩，騎著自行車閑逛；他的夢中，孟曉俊也回到了80年代，漫步走在1980年的紐約街頭。
    當然，這個場景，只能暫時出現在夢中。因為新夢想上市后，企業走向就不是他們能掌控的。股東們不會放任他們情懷泛濫，信馬由韁——但是只要情懷不滅，他遲早會有像馬云掙脫阿里巴巴投身公益，王石放下萬科重拾戶外夢想的一天。

理想豐滿卻很骨感

    如果說王陽追求的是一種生活心態，那么孟曉俊追求的便是一種事業狀態。而孟曉俊認為，所有他事業要達到的狀態，只有在美國才能實現。
    爺爺是1925年的留美博士，父親是1955年的留美博士，這讓美國夢變成了他先入為主的個人理想。美國夢與其說是他的個人理想，不如說是家族使命。而這種家族使命，卻又是那個時代中國人強烈使命感的體現。
     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在吃不飽穿不暖時，就敢“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奮斗”。作為天之驕子的孟曉俊身上的使命感當然來得更猛烈些。他的理想是登上《時代周刊》封面，改變自己，改變中國，改變全世界。
    但是這個理想太過豐滿，壓得他喘不過氣：為了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他在自己的每一本書上寫上“孟曉俊之書概不外借”；為了不影響考托福，最好的朋友成東青患肺結核休學了，他也拒絕去探望；為了自己的尊嚴，甚至不惜和好朋友鬧翻也要執意推動本不需要上市的新夢想上市……
    孟曉俊對夢想的定義是：“夢想，是一種讓你堅持，還感到幸福的東西。”他的夢想是去美國施展拳腳。但是他的“美國夢”在美國卻英雄無用武之地：當孟曉俊拿到簽證時，振臂高呼“美國我來了”，但是美國人民卻不需要他，他只在大學實驗室喂小白鼠，或者到餐館當個小費也沒資格拿的雜工。
他回到中國，成東青送他一套300平方米的別墅，給了他足夠的尊重。這卻讓孟曉俊徹底憤怒了。流落在紐約街頭時，新浪在納斯達克上市，中國概念股受到華爾街追捧的場景讓他終生難忘。他希望用這種方式來讓自己贏得美國的尊重。孟曉俊要的是新夢想在紐交所上市，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產業股。這樣他才能洗脫美國給他帶來的屈辱。
    而“土鱉”成東青卻不理解孟曉俊的美國夢。分他股份，送他別墅，讓他的中國夢一步登天。但對孟曉俊來說，談錢就傷感情了，給房就是侮辱理想了。他需要的只是美國的尊重。
    草根只求吃飽喝足，貴族卻寧可不吃不喝也要維護尊嚴和榮譽。留美世家出身的孟曉俊，他的夢想自然比草根成東青和憤青王陽更高遠。正是因為這美國夢太高遠，所以他到美國前希望越大，到美國后受的打擊就越大，這種打擊甚至把孟曉俊擊垮。
    出國前孟曉俊的理想是登上《時代周刊》封面，而到美國之后，他只能看著《時代周刊》上的美國人羨慕嫉妒恨：美國雖好，卻非久戀之家。在回國后，看到沒出過國的土鱉成東青和憤青王陽已經混得風生水起，他才明白，美國海闊，只憑美國人躍；中國天高，可任所有中國人飛。

現實難敵屌絲逆襲

    孟曉俊有精英意識，王陽有貴族情懷，而成東青有的卻是一顆屌絲的心。而屌絲的必殺技便是逆襲。
    逆襲貫穿著成東青的整個人生：高考時兩次落榜，還敢跪在所有親戚的面前要求考第三次，他抓住了第三次機會，逆襲上了燕大；身為土鱉，卻敢以留美世家孟曉俊為追趕目標，大學四年讀完了800本書，成為英語活字典；自己零回頭率卻連百分百女孩蘇梅也敢追，靠以卵擊石，敵疲我打的戰術終于抱得美人歸。在被蘇梅問“為什么是你”時，還反問：“為什么不是我！”——屌絲們從精神到肉體都是無產的，所以也是無敵的。屌絲們只要舍去一身剮就有把皇帝拉下馬的可能，做的是一本萬利的生意。不逆襲，沒天理。
    成東青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門，卻成為留學教父，幫千萬人去美國；他最大的偶像就是孟曉俊，但最終成為孟曉俊嫉妒的人；他從來沒想過改變這個世界，但是不知不覺改變了這個世界——成東青的每一步都超過了預期，只因為他的起點和預期都低得不能再低。
    命運對屌絲們雖然無情，卻是有義的：他最心儀的女孩子離開他，卻讓他練成了“讓演講代替性愛”的神功；他開補習班被學校開除，但是給了他把校外補習班做成中國最大民營學校的機會；他和最好的朋友因為合伙開公司而鬧翻，也為他們埋下了患難與共的伏筆……
    成東青最善于做的事情就是因勢利導，把一切不利因素變成成功的機會：沒有辦學場地，那就鉆肯德基和國家的空子，讓他們免費提供教室；刻板的教學方法無法吸引學生，那就嘲弄自己的愛情、理想來博學生一笑；在電線桿上，用泡妞時用過的最浪漫的方法來貼小廣告……
    成東青眼里沒有夢想只有失敗，他的所有成功都靠失敗鞭策出來的。夢想是夜行船可望而不可及的燈塔，但是，失敗卻是前進的槳。“掉在水里不會淹死，呆在水里才會淹死，我們只有一直往前劃才會到達終點！”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情懷、理想、現實三種狀態的混合體。王陽是情懷為主食，理想與現實是佐料——當理想向現實屈服，那么情懷就變成一種保險鎖，保證人生不要無底錢；孟曉俊是理想驅動，情懷與現實混合——當情懷在現實中顯得蒼白無力時，最初的夢想會給人打雞血保持持久的戰斗力；而成東青為了活下去，情懷和理想都可以靠邊：當他和蘇梅在圖書館邂逅時，他是有情懷的；當聽著王陽和孟曉俊高談闊論時，他是有理想的。但是當他在滂沱大雨中刷小廣告時，他的情懷和理想都終結了。“我的青春結束了，就埋葬在這里。”當決定全身心投入商海時，他無比失落——一個人為了生存，把理想和情懷都埋葬時，他就變得百無禁忌，最有戰斗力，也最為可怕。
    電影看罷，隨著一曲《光陰的故事》，柳傳志、張朝陽、王石、馮侖、俞敏洪等人年輕時的照片和如今滿是滄桑的臉對比，我們在感嘆歲月是把殺豬刀的同時，每一個年輕的心都開始蠢蠢欲動，有了“看創業故事覺得味美，想自己開公司的沖動”。
    但是，在創業之前可得先考慮好了。選擇誰合伙？合伙時，情懷、理想、現實各占多少股份？因為這決定你的夢想是一枕黃粱還是照進現實，或者是掉進盜夢空間從此一夢不醒。

（雷虎，南京媒體人，特約撰稿人）

《建業》月刊連續六年榮膺“中國房地產企業優秀內刊獎” 
    6月7日上午，由中國房地產報社組織舉行的“2013年中國房地產企業內刊主編年會暨第六屆優秀地產企業內刊頒獎大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上，集團內刊連續6年榮膺優秀地產企業內刊獎，創造了中國房地產內刊界前所未有的榮耀。據介紹，在專家評委及同行評選中，月刊位列總分第一，因此也第一個走上了領獎臺。這一榮耀是對集團文化構建工作、文化建設的品牌傳播方式對業界參考價值的肯定。內刊行業對《建業》月刊的認可和追捧，也再次印證了月刊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錘煉隊伍，積極準備
——2013年新長征俱樂部第一次學習日活動順利舉行
    5月18日，集團新長征俱樂部2013年度第一次學習日活動在建業農莊順利舉行。集團總裁陳建業為俱樂部成員帶來了《如何實現“持續盈利、穩定增長”》的主題分享，集團助理總裁張立華首先為大家帶來《總經理財務培訓》的專題講座，在專題講座及主題分享結束后，俱樂部成員進行了熱烈討論，紛紛發表見解及建議，并就如何提高資產周轉率和凈資產收益率進行了重點探討。老胡進行了總結及點評。他指出，大家應清醒地認識到當前集團與先進企業在主要指標上存在的差距，要深層次地查找原因并努力改進。

 

建業地產榮膺“2013中國上市房企百強第21位”、“經營績效五強”殊榮
    由中國房地產研究會、中國房地產業協會與中國房地產測評中心主辦的2013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測評成果發布會暨新興上市房企論壇5月23日在北京和香港同步盛大舉行。發布會聯合發布《2013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測評研究報告》及2013年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排行榜，建業地產（00832.HK）名列榜單第21位，較去年上升一個位次。此外，《2013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測評研究報告》還發布了風險控制、發展速度、經營績效、資本運營和創新能力5大單項榜五強，建業地產（00832.HK）憑借持續保持的銷售增長勢頭榮獲2013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經營績效五強。

明確目標，強化執行
——營銷管理中心舉辦集團縣級項目營銷專題沙龍
    為更好助力集團省域化戰略在縣級市場的營銷推進，營銷管理中心于2013年5月20日下午在集團多功能廳舉辦了“縣級項目營銷專題沙龍”，各縣級項目銷售部經理、副經理、策劃專員及營銷中心全體人員參會。通過本次沙龍的專題分享和經驗交流，與會縣級項目營銷團隊梳理了思路，明確了方向，鼓舞了信心，強化了執行。

中城聯盟綠色地產聯合采購組織第三批聯合采購總結會隆重舉行
    2013年5月24日～25日，中城聯盟綠色地產聯合采購組織第三批聯合采購總結會，在河南鄭州上街雅樂軒酒店隆重舉行。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中城聯盟秘書長戴大為、建業集團助理總裁安豐彬及中城聯盟聯合采購組織各成員單位采購經理人共計四十余人出席了本次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三批聯合采購工作的經驗教訓，聽取了上屆輪值單位朗詩集團的總結報告和監督辦公室半年度工作報告，進行了相關財務交接，并就下一階段聯合采購工作計劃進行了討論。

“建業業主大串門”第四場歡樂落幕 模式漸成熟待推廣
     6月1日，以“童趣”為主題的“建業業主大串門”第四場活動拉開序幕,8輛大巴車滿載400位業主開啟了歡樂之旅。截至目前，“建業業主大串門”已順利舉辦四場，參與人數近2000人，其中受邀業主達1750人，醫護人員8人，集團官微中獎體驗者15人，拍客12人，媒體18人，工作人員34人。

建業集團《客戶服務手冊》隆重首發  
    “讓河南最幸福的人成為我們的客戶，讓我們的客戶成為河南最幸福的人，這是我們的追求，也是建業人的心意。”秉持“正心向善，打造大服務體系”的理念，在集團相關分支機構的支持下，老胡親自審閱斧正，客戶資源管理中心幾易其稿，歷時3個月，集團《客戶服務手冊》成稿首發！

（欄目主持：王鑫瑩）

    張明博士是我的師兄，我入學讀碩士的時候，他正好入學讀博士。雖然相差一個學階，還不是一個導師帶的，但是世經政所良好的傳統衣缽和張明博士的友善豁達讓我榮幸地成為他的小師弟。轉眼間，相識已近10載。他一直是我們所博碩學生的天花板，后來我也沾邊做點研究去了，他更是我頂禮膜拜的偶像和全面抄襲的對象。
    2007年博士畢業之后，他堅守著快樂的學術道路。對于每個學者，一般可能有兩個心愿：一個是能夠在書海之中享受閱讀的樂趣，一個是能夠為書的海洋添兩瓢水。一個是能夠平靜自己，一個是能夠愉悅自我。對過去幾年的張明博士而言，學者的心愿估計他都達成了，他也一直平靜而快樂。幸福感又是讓我膜拜他一番。
    看到張明博士《全球危機下的中國變局》，我驀然一驚：這似乎快是他的第10本書了。對于我這樣隨波逐流、隨遇而安又有些懶散的人來說，第一個問題就是20萬字的書稿光打字就要多久？雖然張明博士自己覺得有點懶：離他上一部文集已經過去三年，但仔細讀來，這本書的很大部分內容是張明博士從哈佛學習回來之后所寫就的文章、評論和隨筆。
    用我一位老師的話說，寫文章和寫書有一個規律，就是巨大的規模效應，從第一本書開始，寫作的邊際效率將可能是逐步提高的。張明博士在去哈佛深造一年中，我的郵箱也略微平靜了一年。去年他回來社科院之后，我的郵箱馬上又被他的文章所擠滿，我甚至都有些來不及讀。“規模化產出”中卻并不是工業化生產，而仍然堅持學術和政策的獨立性，為此他的文章我基本都是認真拜讀。當然偶爾也能發現他的一兩個錯別字，曾經我還為此有點沾沾自喜，因為確實找不出其他的紕漏。
    這本新書是他煮開一壺水的又一根火把。在他高效寫作中，并非是為稻粱謀，更非慌不擇路，本書的核心仍然與上一部文集還有他其他的作品相似，主要是以他擅長的宏觀經濟、匯率和金融危機作為基礎的內容。我們一位共同的老師曾經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們：做學術，就是燒水，要堅持把一壺水煮開。張明博士一直堅持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學領域中，經過多年的學習、思考和歷練，本書的專業性、獨見性和政策性一覽無余。他已經將這壺水煮開了。
    記得他上一本的文集題目是取自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中的“覺今是而昨非”。“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無疑在表露一點糾纏輾轉的迷惑，更多地還滲出一種走出“迷途”的堅定。這好像讓我看到一個在劈柴燒一大鍋水大汗淋漓的師兄，而我太太當時看到這本文集還說：師兄還挺文藝范。
    過去幾年的時間里，我是混跡在證券基金行業里面，也算是宏觀經濟的研究人員，但是，市場化的研究和學術性、政策性研究的差異性太大。市場研究目的性很強，總想著指導投資賺錢，但是實際上這樣的研究往往偏離了經濟研究的本質，同時也不一定能夠指導投資，誰讓中國的股市與宏觀經濟經常是沒有明顯的關聯性呢。張明博士在中國經濟一章中，對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宏觀政策等都進行了梳理，還對資本流動、影子銀行等風險因素做了重點的闡述。其中很多文章我此前就已經在工作中讀過甚至還“剽竊”過，現在又在書臺前閱讀，尚不論觀點和結論如何，其中的分析框架與推理邏輯就值得我這樣的“屌絲”研究人員學習。
    人民幣匯率制度研究應該是張明博士的一把屠龍寶刀，他在這個領域已經成為國內頗有建樹的知名學者。本書人民幣均衡匯率、人民幣國際化以及資本項目自由化等的討論是國內最具灼見的研究。張明博士和世經政所匯率研究團隊不僅注重學術理論的研究，更有很多的政策、機構、市場和企業調研。2010年我有幸參與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人民幣國際化的調研，我們走訪了香港和內地20余家單位，訪問過香港內地主管機關、國內國際金融機構、各種學術單位、香港內地大企業、粵北浙東滇南中小企業等。持續深入的研討和科學細致的調研，才能有張明博士書中關于人民幣國際化“跛足前行”等實事求是的結論。
    金融危機的演進是本書的另一個重點。張明博士研究金融危機是從次貸危機開始。當時他還帶著我做了一些研究和課題。起初的時候，我們覺得可能是一次金融產品的危機，而不會是一次系統性危機，但是，后來美聯儲踐行不救援原則導致次貸產品危機向信用市場蔓延，我們就判定會是一次巨大的危機。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國次貸危機在本土逐步平息之后，卻將歐洲拉入了債務危機。美國金融危機的系統性沖擊，對美國、對歐洲、對新興經濟體影響如何，特別是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深化和未來的發展，張明博士在書中都有獨到見解。
    本書的哈佛見聞際遇對于我來說，讀起來很是輕松但似乎遙遠。此前，我的一位老師也曾經到哈佛學習兩年，他對這所學校說道：經濟學的宮殿巍峨雄壯，在這里消磨自己一生的時光，哪怕是做些雕梁畫柱的工作，也是件幸福的事情啊。張明博士把哈佛學習的經歷付諸筆端，當然，對于我來說最具有吸引力的不是各個學術會議的精髓和大牛教授的智慧，而是挺拔巍峨的教堂尖塔、蔚藍深邃的查爾斯河、風景如畫的劍橋鎮；不是“人性中更美的天使”的講座，而是講座免費的漢堡可樂還有啤酒。像我這樣老想蹭講座免費漢堡可樂的人，怎么能尋得“人性中更美的天使”呢？或許，你可以。無論如何，哈佛見聞能夠讓我們重新拾起上學期間的種種歡樂回憶。
    在金融危機的大氛圍下，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都經歷了一個周期性的大拐點，全球可能正在經歷新常態、再平衡和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但危機仍然在以我們能夠預期或者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而中國面臨內外兩個失衡能否再尋出一個穩定增長的路徑，人民幣能否最后成為自由兌換貨幣，《全球危機下的中國變局》給我們展示了變化中的全球經濟、中國經濟以及國際金融格局，甚至還有變化中的世人生活。
    《全球危機下的中國變局》就像一壺剛剛煮開的水，期待我們趕緊泡上各種各樣的茗茶，慢慢品味。

（鄭聯盛，廣發基金研究員）

全球危機下的中國變局
作者：張明 
出版社: 中國金融出版社
出版年月: 2013-5
內容簡介：本書針對近三年內國內外涌現的宏觀經濟熱點問題，提出了深刻的見解分析。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內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過去成功的發展模式在新環境與新約束下難以復制。本書通過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觀察和思考進行系統性的歸納，來介紹中國經濟的近期發展基本狀況、未來發展可能面臨的問題。

工資上升侵蝕中國經濟競爭力
    數位西方企業管理人士在出席于成都召開的一次財富論壇時表示，在中國與周邊低勞動力成本國家展開競爭的同時，工資水平的不斷上升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
    中國一度以“世界工廠”而聞名，但隨著中國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工資水平的上漲也開始不斷侵蝕著中國低技術制造業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據上個月官方發布的數據，2012年中國私營領域工資水平上升了14%，較2011年的12.3%進一步加快。過去一年勞動力總量的下降給工資帶來進一步上升壓力。隨著勞動力總量的下降，中國將需要設法提高單位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來確保經濟平穩增長。
    可口可樂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穆泰康(Muhtar Kent)表示，在中國這樣一個工資漲幅超過經濟增長率的國家，關鍵是提升勞動生產率，否則就無法維持業務的增長。他表示，如果工資漲幅繼續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那么失業率將會怎樣？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一個大的宏觀經濟問題。
     孟加拉國、越南和柬埔寨也會吸引一些低技術含量企業進駐。雖然中國的勞動力總量更大，基礎設施更加完善，但一些企業管理人士表示，上述國家的工資水平普遍很低，因此有助于降低企業的成本。
    就在中國企業忙于招聘低技能制造業工人的同時，難以找到白領工作的創紀錄的畢業生大軍也擁入了就業市場。用人單位常常抱怨這些畢業生有時候并不具備工作所需的技能。
    中國領導層一直關注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需求，為他們提供更多培訓，時刻關注畢業生的就業進展，并通過劃撥資金和提供稅收優惠來方便畢業生就業。
    杜邦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表示，這不單單是中國的問題，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全球范圍都面臨就業不足和技能欠缺之間的矛盾。

信息來源：美國《華爾街日報》

中美豬肉質量標準孰高孰低？
    美國生豬產業的普通人關于中國的生豬只知道一件事：它們會漂浮在江面上。因此當一家中國豬肉供應商提出收購豬肉巨頭史密斯菲爾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時，部分美國議員對該筆交易對食品安全的影響表示擔心也就一點兒不奇怪了。
    當然，問題不只是中國生豬會漂流——美國議員對雙匯集團是否在其豬肉產品中過多使用了“瘦肉精”表示擔憂。
    與許多人想的不一樣，當聽到中國對豬肉行業食品添加劑的監管法規，實際上甚至比美國農業部(USDA)更為嚴厲時，愛挑剔的普通美國中產階級可能感到吃驚。史密斯菲爾德自己生產兩種不同種類的豬肉，一種用于國內消費，另一種出口至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在內的國家——添加劑較少的，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種。例如，在中國，禁止使用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添加劑，而在美國則允許少量使用。
    怎么會這樣？按照武漢芝華商業數據分析有限公司分析師袁松的說法，答案在于豬雜碎。該公司是一家研究中國農業的專業咨詢公司。
    他表示，美國人不像中國人那樣吃豬雜碎，而“瘦肉精”通常更多地積累在雜碎而非豬肉中（盡管人們很容易想到瘦肉精通過某些雜碎進入到美國熱狗中）。“這就是中國瘦肉精標準比美國高的原因”。
    中國的豬肉進口標準甚至更為嚴厲，需要第三方機構開具符合中國“瘦肉精”標準的證明。
    中國這樣做有許多原因。有人說這是保護主義？但農業分析師表示，就國內生產的豬肉而言，鑒于這一產業并不成熟，中國政府顯然認為完全禁止添加劑，比出臺美國那樣更加細致的監管法規更安全。
    那么中國人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會導致美國豬肉產業進行“整頓”嗎？別指望它。中國在許多領域都制定了很好的法律，從知識產權到豬肉添加劑，但執行法律比制定法律要難得多。
    因此史密斯菲爾德表示，中國的生豬產業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樣毫無污點，而即便美國的豬肉含有萊克多巴胺，也非常安全。史密斯菲爾德今年早些時候表示：“萊克多巴胺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準的安全有效的食品添加劑，許多年來用于養殖瘦肉型豬的生豬養殖業。”該公司表示，“史密斯菲爾德將繼續根據客戶要求使用或不使用這種添加劑生產豬肉”，中國消費者將吃到那種更接近完美口感的豬肉。

 信息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大而不倒：美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名單本應保密，但本周美國國際集團和英國保誠集團兩大保險公司都承認榜上有名，通用電氣旗下的金融公司——GE資本也坦然承認。這些公司及多家大銀行、清算所被新的監管部門——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認定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實際上說明這些機構的影響力已經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出問題可能會毀滅美國經濟，所以要對他們特別關注。
    如果這些機構不愿被認定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可以啟動一個為期30天的申訴過程，但相關討論已持續多年，要想推翻認定結果估計很困難。認定的直接影響就是，這些機構將接受美聯儲監管，有更嚴格的資本和運營條件要求。美國財政部長杰克·盧認為，這將“保護納稅人，降低金融體系風險，促進金融穩定”。
    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前白宮法律顧問彼得·沃利森認為“這是一場大災難”——讓這些機構受制于美聯儲將不可避免地破壞他們的創新能力；加入“大到不能倒”的集團意味著這些機構將獲得政府的隱性擔保；這些機構與規模較小的公司相比將擁有融資方面的優勢，同時讓他們的產品看起來像是有政府支持的，對于這些機構(特別是保險公司)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幫助。
    不同的公司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標簽有不同的感想。美國國際集團對此頗為贊賞。而落選的美國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則認為，對于此類機構的高資本金要求將會斷送其某些產品的可行性。一切都要看“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這個標簽能否等同于隱性的擔保，以及這種擔保能否轉化為收益。有多少公司會被貼上這個標簽也是個問題。在美國有許多大型金融公司，據傳大型貨幣市場基金、資產管理公司和私營股權公司也可能會被加入到這個名單中。風險會在金融體系中轉移。目前的問題是應該把哪些公司加入到名單中，而最終的問題將會是應該把哪些公司從名單上去掉。

信息來源：《經濟學人》

世界可能正進入增長疲軟階段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敲響了有關全球經濟健康狀況的警鐘，稱世界可能正進入增長“疲軟階段”。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在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發表講話時表示，過去一個月里“我們看到了一些比較陰暗的趨勢”。
    拉加德警告，跡象顯示，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放緩，而歐洲傳來更多疲弱數據，這些都可能削弱世界需求復蘇。
    她這番話是對4月份一次講話的擴充——當時她警告稱全球經濟有三種速度——但似乎表明IMF已在短短幾周內變得更加悲觀。
    她說：“比如，最近的數據就表明增長有所放緩。與此同時，增長的下行風險依然非常明顯。”
    拉加德表示，美國正在承受著自己造成的創傷，需要緩和財政緊縮步伐。她呼吁歐洲央行(ECB)采取更多寬松貨幣政策，并堅稱日本必須在今年晚些時候執行上調消費稅的計劃。
    她表示，增長最快的一類國家，即金磚國家(BRICS)這樣的大型新興市場的增長前景已經變弱。“中國近期的經濟活動較弱，增長仍過度依賴信貸、房地產投資以及基礎設施。巴西、印度、俄羅斯、南非等關鍵市場的投資前景也趨于暗淡。”
    她呼吁發展中國家加速鏟除增長的國內障礙，比如缺乏基礎設施、治理不當、監管瓶頸，同時也告誡稱，需要警惕富國寬松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

 信息來源：《今日美國報》

●4月29日，“周口建業·森林半島漯河參觀體驗之旅”正式啟程，此次體驗之旅旨在讓客戶深切感受建業大服務體系的人文關懷和至尊服務。

●4月29日~5月1日，2013年長垣縣第八屆房地產展示交易會于億隆廣場隆重舉行。長垣森林半島作為本地地產行業的品牌領袖項目驚艷亮相此次盛會。

●5月4日，建業集團焦作公司首屆業主趣味運動會在焦作大學體育場歡樂開幕，包括焦作建業業主、建業集團焦作公司全體員工在內的2000余人參加了此次活動。

●5月5日，鄢陵建業·聯盟生態新城首次正式亮相許昌，項目臨時接待中心開放。

●5月5日，寶豐建業·森林半島臨時營銷中心盛大開放。

●5月11日、12日，建業集團2013年老業主感恩答謝暨新品推介會在鄭州國際會展中心軒轅堂連開兩場，華麗落幕。

●5月12日，鶴壁建業·桂園銷售中心暨景觀示范區芬芳綻放。

●5月18日，周口建業首屆“建業杯”業主運動會在市體育中心盛大舉行。來自周口建業·森林半島、聯盟新城和淮陽桂園三個項目的近千名業主及小哈佛幼兒園的家長參加了此次活動。

●5月20日，建業五棟大樓聯手小哈佛教育集團傾情邀請中國歌劇舞劇院，為大家帶來備受贊譽的國家精品歌舞晚會《四季情韻》建業感恩專場。

●5月23日，2013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測評成果發布會暨新興上市房企論壇在北京和香港同步舉行，發布會聯合發布《2013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測評研究報告》及2013年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排行榜，建業地產榮膺“2013中國上市房企百強第21位”、“經營績效五強”殊榮。

●5月25日，湯陰森林半島開盤盛典暨一期小高層、高層選房活動在銷售中心隆重舉行。

●5月26日，焦作建業·壹號城邦二期1#、7#、8#開盤，開盤勁銷1.5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