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下一個十年新起點上的建業，在中國企業史冊上，用來定義它的詞匯已然鮮明豐富。但在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大時代背景下，不斷向下的戰略決定未來的建業必將與中原厚土演繹出更多故事和無限的可能性。未來建業將用十年時間完成100個縣級城市的拓展，再用十年時間拓展至500個中心城鎮。“百城建業”將是又一個引人注目的跨度。 唯有中原城市化進程的未來藍圖才能描摹建業的雄心，值此新一階段開啟之際，謹以本期銘刻理想，禮獻新十年！

——編輯部

    （本文改編自老胡2013年人大建議案）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城鎮化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初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城鎮體系，城市功能、質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至2012年的52.57%，年均增長約一個百分點。為推動城鎮化由偏重數量規模擴張向注重質量內涵提升轉變，近期，中央政府戰略性地提出“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新型城鎮化有別于傳統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需要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讓進城農民安居樂業。這將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新的紅利，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新型城鎮化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有制度體系進行配套。但當前制度改革尚未到位，主要表現為：戶籍制度改革滯后，農民“進城務工、回鄉置業”的“半城鎮化”問題突出；土地制度改革遲緩，農民的土地權益難以順利轉化為財產性收入，使農民對高成本的城市生活有后顧之憂；大、中、小城市與縣級城市資源分配不均衡，造成大城市資源聚集與人口不斷膨脹，中小城市與縣級城市資源短缺、發展動力不足、人口吸納能力弱；社會福利制度在城鄉之間、社會群體之間的分割，影響農民進城的積極性。凡此種種，影響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為此，我建議從以下方面完善制度建設，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
    1.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是制約農民進城的主要障礙之一，建議進一步落實《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為鼓勵小城市與縣級城市吸納農業轉移人口，可適度減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中央稅收部分、加大中央專項財政轉移力度等，減輕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壓力、調動積極性。
    2.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土地征收制度下隱含的利益空間和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導致農民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建議加快農村集體土地流轉制度建設，統一城鄉土地市場，通過市場機制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提供農民進城創業的啟動資本，同時，也可避免增量土地成本過低導致攤大餅式的城市擴張，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加快社會福利制度改革，調動農民進城的積極性。社會福利制度在城鄉之間、社會群體之間的二元結構，造成農民進城的顧慮較多、積極性不足，建議加快消除養老、醫療、教育等基本社會福利的二元結構，實現全國均等化；在其他社會福利方面，考慮到城市承接農民進城而新增的財政支出壓力，可將部分社會福利與轉移人口在當地的居住年限、社會貢獻相掛鉤，具體標準因城而異。
    4.優化城市等級管理制度，扶持中小城市與縣級城市發展。受城市等級管理制度的影響，造成行政等級高的城市截留低等級城市的資源，導致大中小城市、縣級城市之間發展不均衡，建議優化城市等級管理制度，確保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相匹配，加大財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以扶持中小城市與縣級城市發展，同時，縣級城市作為承接農村人口轉移的重要節點，應積極擴權強縣、做大縣城，形成大中小城市、縣級城市協調、均衡發展。
    5.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緩解城鎮居民增加與城市基礎設施不足的矛盾。為緩解政府財政壓力，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承接農村轉移人口，建議深化城市建設投融資體制改革，一方面進一步落實《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并出臺可執行的細化政策，放開對民間資本的限制，吸引民營企業參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在控制金融風險的同時，加快金融創新，拓寬融資渠道，如基礎設施資產證券化與產業基金等。

    中國執政黨新領導團隊形成，“中國夢”備受期待，后半程的改革與后半程的城鎮化相遇，未來新一輪發展或將借助新型城鎮化換檔提速。既已承諾“實干興邦”，開拓創新，那么，新型城鎮化能否托起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中國執政黨新領導團隊形成，“中國夢”備受期待，后半程的改革與后半程的城鎮化相遇，未來新一輪發展或將借助新型城鎮化換擋提速。既已承諾“實干興邦”，開拓創新，那么，新型城鎮化能否托起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原本是用來安置百萬人口的街區卻很少有人入住，多車道的公路只有少數幾輛車駛過，不多的機關單位會在白天開放，偶見的行人會讓你懷疑自己是不是出現了幻覺，他們慢騰騰地在人行道上挪動，就像災難電影中末日來臨后的孤獨幸存者……” 城鎮化是過程而非目的，單純盲目地將追求城鎮化作為目的，就會出現某著名雜志上所描寫的中國“鬼城”景象。
    城鎮化率達到50%，表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同時也表明城鎮化過程進入了后半程這一加速階段。然而，城鎮化過半不僅意味著人口的遷移，同時，似乎也意味著社會各領域變革的時空格局最終到來。
    1850年，英國率先成為城鎮化率達到50%的國家，此時的英國正處在被稱為帝國巔峰的“維多利亞時代”，在這一時期，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其鋼鐵產量占世界總產量一半以上，進出口貿易占世界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倫敦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1851年5月1日，因為強大所帶來的召喚力，世界上第一屆世界博覽會成功在英國召開。然而，英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對當時英國潛伏著的嚴重的社會危機表現出了擔憂。1854年底，他說：“我相信，不滿情緒像這樣冒煙比火燒起來還要壞得多，這特別像法國在第一次革命爆發前的公眾心理，這就有危險，由于千百種原因——如收成不好、貴族階級的專橫與無能把已經緊張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緊、海外戰爭的失利、國內偶發事件等等——很可能變成一場從未見過的可怕大火……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2010年底，中國的城鎮化率無限接近50%，此時的中國經過被稱為“改革開放”時期三十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終于一躍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也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因為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力，2010年5月1日，歷史上第一次以城市為主題的中國上海世界博覽會成功召開，在超過50%的地球人口生活在城市的背景下，城市的問題成為整個星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而受到關注。
    然而，多位專家在媒體上公開撰文指出，此時正值中國社會迫近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的關鍵時刻，即改革進入深水區。以低成本、強勢政府主導為核心特征的中國經濟模式和以高消耗、城市要素供給不可持續為核心特征的傳統城鎮化發展模式，積累了巨大的社會風險：勞動力“劉易斯拐點”現象出現；城鄉兩元化導致農民融入城市難題；城市發展不可持續；社會貧富差距接近警戒線；社會保障不完善引發疑似“中等收入陷阱”初級階段的現象；以出口和投資為驅動力的衰減共振；地方政府“公司化”并陷入GDP崇拜綜合征不能自拔；法治不斷給經濟發展讓路；生態污染危機日趨嚴重；食品安全危機和公眾信任危機爆發；企業在“國進民退”的同時上演著“國強民弱”；政府監管過度導致成為權力尋租的樂園；地方“造城運動”和“鬼城”頻現……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現場提出了“中國夢”的說法。就在一天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會見世界銀行官員時說：“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他尤其強調，這有利于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新型城鎮化的設想是多樣的，各種流派和觀點各有側重，有些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無論怎樣，新型城鎮化的核心離不開“創新、和諧、公平、自由”等詞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歸根結底是人的城鎮化，其能否托起“中國夢”，關鍵取決于能否深層次地理清和解決好以下六個問題，這些也是新型城鎮化的深層路徑內涵。

土地財政改革，勢在必行

    新型城鎮化到底包含什么？僅僅是城市基礎設施加強和城區生態環境的改善這些硬件建設？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舊式城鎮化的升級版和“鬼城”的初級版。毫無疑問，新型城鎮化還包括其他重要內容：經濟、人口和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協調發展，最終形成新型城鎮化的過程。可以想象，新型城鎮化的鋪開將帶來史上最大最廣泛的政策創新時期。
在打破城鄉二元方面，新型城鎮化必然要逐步完成：首先是城鄉空間一體化；其次是城鄉市場和產業結構一體化；最后是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這三個階段。農村政策創新方面著重體現在與城市的全要素對接：如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城鄉規劃統一化、機制體制的一體化等。
    從合并鄉鎮，到擴權強鎮，再到撤鎮設市，包括浙江在內的不少地區一直在探索小城市發展的思路，試圖找到“鎮域”城鎮化發展模式的路徑。政策創新一直在探索，未來的趨勢應該是將區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發展成為城市群，把有條件的東部地區中心鎮、中西部地區縣城和重要邊境口岸逐步發展成為中小城市。數據顯示，全國20多個城市群、18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和1萬多個城鎮的建設發展都將與新型城鎮化關聯。
    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現行的土地和戶籍管理制度是兩個主要的障礙。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應協調聯動，戶籍上，讓農民工就地市民化并和城市市民享受同樣的社會保障體系；土地上，提高農村征地補償達到同級城市的參考標準，逐步實現城鄉土地同權同價。
    在新型城鎮化下，應該重新反省已有的土地財政政策的種種弊端，要把財政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放在土地財政改革上，著眼點就是讓土地的成本大幅下降，讓城市土地真正成為外來人口落戶的載體，使其安居樂業，只有這樣，城市發展才能享受中國人力資源的巨大紅利，抑制“劉易斯拐點”的過早到來。沒有土地財政的改革，新型城鎮化過程就會被牽絆并止步不前。

從身份天壤之別到幸福以人為本

    未來，新一屆政府的思路可能不僅包含新型城鎮化，還有民生幸福的概念，而城鎮化的最終目的必然是以人為本，以注重和提高人的發展和幸福感知為訴求，這是相輔相成的。
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國的城鎮化發展中有太多的反其道行之的現象，如在城市中，年輕人的就業和創業環境惡劣，“官二代”、“富二代”這些名詞凸顯出社會公平競爭的問題嚴峻性，這足以說明平等公平透明的環境是何等重要，如果年輕人沒有上升的通道，必然引發不公，激發社會矛盾。
    包括個人所得稅在內，目前的很多政策是打擊踏踏實實干活的白領和農民工，相當一部分年輕人成為現行土地財政政策為源頭導致的“房奴”、拍賣車牌制度導致的“車奴”和各類消費型銀行貸款的“銀奴”，這些人成為中國最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群人。
    大量找工作的異地大學畢業生擁入京、津、滬、深等機會較多的城市尋找工作，使當地勞動力市場形成供遠遠大于求的態勢，競相壓價導致人力資源回報大幅降低，較低的工資回報和較高的生活成本最終導致部分白領逃離這些全國中心城市，返回家鄉工作。
    老齡化社會的養老難題也在長期困擾著城市，尤其是長期奉行獨生子女政策和社會化養老產業幼稚的情況下，必然使城市和家庭的負擔加重，衰減城市發展的活力。另外，城市貧富區域自然分割所導致的“城中村”、棚戶區的臟亂差與市中心高檔社區的優美環境的反差，折射出的恰恰是城市中財富分配不均帶來的城市空間差異。
    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也是一個棘手問題。2011年外出農民工超過2.5億人，約六成是長期在城市生活的新一代農民工，他們為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卻在各類權益和保障上被視為都市另類而被城市拒之門外，成為“城市游牧一族”。同時，他們遠在外地的留守子女兒童在教育和成長上面臨失管、失教和心理失衡問題。
    城市里的白領越來越成為“垮掉的一代”，城市里的第一代農民工則成為被犧牲掉的一代。在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這些問題能不能得到破解，將決定其最終的成敗得失。

社會主流價值觀凝聚幸福

    城市使生活美好和幸福。在城市中，人的幸福感一般來說來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社會服務業的發達與否，服務業越是發達，人的幸福感越是高；另一個是社會主流價值觀形成與否，如果社會形成了主流價值觀，那么各階層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上的沖撞就會越少，顯然幸福感就越大，但是從這一點上來看，中國分裂的農民或農民工與城市的市民，即“農村中國”與“都市中國”這兩型社會之間顯然帶有強烈的對峙、隔著深深的鴻溝和難以融合的價值觀差異。
    農村精英流失造成“農村失語”問題。長久以來農村積貧積弱的現實，使農村出生的大量精英最終離開農村，人才的匱乏使農村失去了與城市比肩的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使現代農業和鄉村旅游業等產業止步不前，這必然導致農村成為越來越嚴重的弱勢地區，加重了“農村失語”問題，部分農民遭受到特權階層的侵害后，缺乏基本的表達申訴能力和法律援助渠道，最終造成群體性事件。在現實情況下，中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如何保證農村、農業和農民的觀點得到表達，如何平衡好城鎮的觀點與三農觀點，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農民的土地不能隨意變成資產流轉，造成農民在農村必須依附土地并靠勞力生存，而傳統城鎮化過程中，用城市人單方面的觀點來規劃和發展農村，難免忽視農村特色和農民習俗，用很低的補償金把農民“趕上樓”，損害農民的利益，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圈地運動”，是另一種版本的“劫貧濟富”，新型城鎮化如何避免陷入這樣的邏輯將需要實踐來檢驗。

城市要實現可持續發展

    這里面涉及一大堆的問題：新型城鎮化由誰來主導以及如何主導？依然是之前慣用的強勢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和融資平臺雙箭齊發的主導模式？是否仍然是新一輪的基礎設施投資熱潮和GDP崇拜泛濫最終造成城市資源供給的不可持續？以前是造地運動，現在換成造城運動嗎？政府在城鎮化過程中的角色是無形的手還是“到處亂摸的手”？
    新型城鎮化必將更關注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甚至從某種角度來說，新型城鎮化就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公約子集。中國傳統城市發展的三大動力：城鎮化——統籌城鄉發展，工業化——工業反哺農業，區域一體化——周邊借勢與融合，未來將會與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相嫁接，由新型城鎮化來換擋提速和版本升級。新型城鎮化需要找到城市發展的長期動力和城市發展的核心能力，在該城市發展所處的階段背景下同時關注城市的發展水平、持續水平和資源能力的協調水平三大維度，從而指導城市的決策者建設新型城鎮。

“產城融合”模式升級

    新型城鎮化必然涉及城市產業的發展及其與城市發展的關系，而中國大大小小的各類城鎮勢必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走向“產城融合”的新階段。從早期成本效率為追求的工業集中階段，到目前競爭優勢為追求的產業集聚階段，再到未來創新驅動為追求的新城區新社區階段，是“產城融合”的標準路線圖。基于此，該路線圖也指出了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未來城市應更注重以下一些要素的提升，包括市場規范、人文特色、生產性服務業和企業家群體等這些關乎城市根植性優勢與區域創新優勢的軟性指標。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往往難以復制并有可能形成各個城市的差異化發展能力。短期看需求，長期看供給，新型的城鎮發展需要培育自身獨特的核心能力，從而形成真正的長期發展驅動力，僅僅靠短期投資熱潮和GDP崇拜是無法達成的。

城市需要高效性社會治理提升

    “治大國若烹小鮮”，城鎮化的不斷發展對城市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當前首先是爆發公共安全和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概率在加大，其次是外來人口激增帶來社會保障和治理壓力在加大，新型城鎮化或許將倒逼政府對城市的公共管理從當前的粗放型社會管制提升到未來的高效性社會治理階段。
    根據歐美日韓的經驗，中國城鎮化率超過50%后將會經歷一個快速的城鎮化階段，即是一個人口快速導入城市的階段，一方面是城鄉一體化帶來的農村人口入城，另一方面是由區域一體化產生的產業轉移、承接或升級帶來的產業人口遷移。高效性社會治理的難點是如何做到城鎮人口持續和有序的導入。房地產及市政基礎設施配套的合理化，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引進政策的完善，城市壯大后新老社區管理模式的創新，促進農民進城就業和市民創業的力度，加強城鄉統一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根據建業集團2013年度管理年會老胡講話整理）

    2013年2月19日~21日，建業集團2013年管理年會在漯河建業福朋酒店舉行。作為建業新十年開局之年中的一次重要會議，老胡在會上傳達了戰略縱深和戰略普及階段的目標和期冀，描摹了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建業戰略的未來，重申了建業理想。向中原，再出發，本次講話可謂新階段的行動綱領，特摘錄在此與讀者分享。

    因時而動，發現短板，絕不刻舟求劍

    回顧過去四年，最突出的感受是市場的標準變了，游戲規則也變了。我們于2002年啟動了建業省域化戰略，2008年公司上市，當時在香港上市的有將近50家中國的房地產企業。完成上市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是對我們整體經營狀況的一個肯定。但我們以資本市場的標準來衡量，在很多指標上建業還有很突出的短板。
    上市之初，在這不足50家中國房地產的上市公司中，我們從銷售規模、盈利規模和開發規模上都排在近30位。于是我們把上市至今這個階段的戰略目標定名為“攻堅”，就是攻“規模小”這個短板。眾所周知，有了規模就有了資金，有了資金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項目，有了項目就有了利潤，有了利潤我們才能培育引進更好的人才。依據這一思路，我們今后兩年仍要注重彌補規模的短板，今后的兩年時間，每年保證40%以上的增長速度，力爭在2014年跨上新的業績臺階——這個臺階的意義是，它決定了我們在這個區域內對資源的控制能力。
    我所說的游戲規則改變主要指兩個方面。首先，中央決定在“十二五”期間，用五年時間推出3600萬套保障房，這個決策會讓市場供應格局發生一個根本性的變化。
    其次，以資本為推手的市場格局的調整持續了八年的時間。從2005年到2012年，無論宏觀政策調整與否，以資本為推手的市場格局調整是一直在進行的。大資本的集中導致市場份額強者愈強，弱者出局，這對行業的影響遠遠比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更大。
    針對這些宏觀因素的變遷，我們必須具備深刻憂患意識。品牌的支撐點就是產品和服務。脫離產品和服務的品牌是沒有內容的，是虛的品牌，是名不副實的品牌。只有建立在高水平的產品制作體系之上，高水平的服務水平之上，才能避免虛張聲勢。目前，我們應利用好自己在省內的品牌優勢，加快發展腳步。
    與此同時，必須高度重視產品和服務能力的持續提升。目前河南房地產市場正迎來逐鹿中原的時代，強手如林。如果我們缺乏危機意識，不能持續提高產品研發能力和服務水準，當“產品”與“服務”這兩個品牌的支撐點都失去的時候，品牌優勢也就逐漸消失。

    正心向善，以最大誠意打造建業大服務體系

    從2011年8月6日上街雅樂軒酒店開業到本次在漯河福朋酒店召開年會，已經過去了一年半的時間。一年半前，建業啟動了大服務體系建設。但大服務體系建設的速度并不理想，在我看來，除去客觀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主觀認識上的不統一。
    我想說的是，必須從企業核心競爭力及企業核心價值觀的高度認識大服務體系建設，而不能從營銷的角度；必須從企業戰略的高度認識大服務體系建設，而不能從滿足客戶短期需求的角度。
    第一，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高度，也就是企業生存的高度。當我們的規模、融資能力、產品等優勢面對競爭對手不再突出時，我們靠什么生存？大服務體系是我們未來新的核心競爭力，因此理解這一新事物要從“去競爭”上升到“求生存”的高度。
    第二，企業戰略使然。建業追求的是可持續發展，以期做成百年老店，并到達行業的珠穆朗瑪峰。省域化戰略模型決定我們的戰略半徑約為300公里，在這樣的半徑內，我們具備時間、空間的天然優勢，也具有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優質服務的可能性。這種優勢來自戰略。
    第三，企業的核心價值觀使然。“根植中原，造福百姓”，大服務體系正是“造福”兩個字的最佳載體。我們都要捫心自問，如何理解“造福”，如何理解企業存在的價值。真正的善，是做給自己內心的，是一種內心的修煉。我們在造福客戶的過程中完成自己內心的修煉和人格的提升，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造福”，才是企業存在的價值，也是我們企業核心價值觀所真正倡導的東西。
    因此，我們建設大服務體系，首先要“正心”—— 從企業競爭力的高度，從戰略的高度，從價值觀的高度，重新認識大服務體系建設在建業的戰略推進和企業存在價值過程中的作用。

在大時代中成為最受尊重的河南人

    目前，時代背景在發生很大的變化，人類社會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各種新生事物應接不暇，讓我們眼花繚亂。依托于基本和平的國際環境和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大背景，河南又迎來了建設中原經濟區這樣一個重要的發展機遇。
    反觀我們生存其中的行業環境，也是如此。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從2005年開始至今，政府逐步加大調控力度，開始進入了一個波動但又相對有序的發展階段。而河南的房地產市場也在不斷地規范，并具備更強的吸引力。如今可謂中原逐鹿，群雄并至。
    反觀建業戰略起程至今，過去有過兩場大的戰役——戰略布局階段如果算是淮海戰役的話，那么戰略攻堅階段就算是遼沈戰役，現今又打響了平津戰役（戰略縱深階段）。我們處在第三次戰役的起始點，同時也處在這場戰役的攻堅點。
    我們用過去20年培育出來的品牌優勢、產品優勢、融資優勢，在全國性品牌房企進入河南市場后可能將不復存在。但我們仍擁有打贏第三次攻堅戰的三個方面的基礎——歷十年磨礪，英雄輩出的人才積累；打贏了布局階段和攻堅階段兩場戰役之后的資金積累；中國穩定發展的大局和既成的品牌效應。
    省域化戰略實施11年間出現了一批英雄，每一個崗位上都出現了很多個英雄，這就為我們未來縱深階段乃至更長階段的發展提供了人才保障。今后的十年、二十年正是大展拳腳的黃金時期。我們從中原開始起步，經過二十年的共同奮斗創造出目前的平臺，現今，在中原城鎮化的大背景下，我們更要應勢而生，借勢而上，遇勢而進，順勢而為，借由這個平臺來承接一代又一代的建業人。
    下一步，集團將進入戰略加財務的管控模式。所謂戰略加財務模式即是集團給你投資，項目運作全交由城市公司處理，到那個時候效率會比現在更高，而集團只負責管理制度、標準、研發和人力資源的開發，品牌的維護。相信這個階段，集團總部會縮小到百人之內，這個過程一是靠我們自身的發展壯大、融資能力的提升，而最重要的則是靠人才結構和人才素質的優化、成長。
    展望未來，戰略縱深階段圓滿達成后，實現百城建業后的下一個階段就是戰略普及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建業人要注意兩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修煉心境、擴大視野，知道什么是卓越，避免夜郎自大；二是端正心態——我們這么辛苦辦企業，就是為了造福百姓。
    “讓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是建業人的使命，而“越了解房地產，越信賴建業”不只是一個口號、一個承諾，實際上也是給建業人提的要求。讓河南最幸福的人成為我們的客戶，讓我們的客戶成為河南最幸福的人，這是我們的追求，也是建業人的心意。創造財富，收獲尊重，是我們這家企業存在的價值。
    提到“讓我們的客戶成為最幸福的人”，其實員工也是企業的客戶。正是在客戶包括我們自己都成為河南最幸福的人的過程中，企業收獲了財富，同時也收獲了尊重。基于此，集團希望用四年時間讓更多的員工成為企業的股東，再用十年時間，希望百城時代的建業可以實現全員持股這樣一個理想，讓我們的員工分享自推進戰略的成果。如是，我們在為客戶創造一種新型的生活方式的同時收獲財富，并成為河南最受尊重的群體。

    中國的城鎮化建設，其承載的含義遠遠超越經濟領域，絕非僅限于滿足社會需求的生產力范疇，已經全面觸摸到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變革，它撬動具有進步意義的生產關系的同步再調整，是推動中國走向第三次社會變革的歷史性跨越。

消除“二元結構”社會

    消除“二元結構”社會，這是中國城鎮化建設最具標志性意義的戰略目標。完成這一歷史任務，方能使中國現代化建設，補齊失缺度，具有完整性；方能使中國小康社會建設，解決均衡度，具有充實性。從目前看，要實現消除“二元結構”社會，必須發揮“孵化”、“消納”、“反哺”這三大功能作用。
    所謂城鎮化建設的“孵化功能”，是指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必須立足于在農村領域推進小城鎮建設的同時，要積極推動產業向中西部廣大農村轉移，實現以產業發展來“孵化”城鎮化的建設。目前在全球范圍看，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建設沒有一個是被公認成功的,其城鎮化建設失敗的主要原因，均在于缺少以產業作動能的支持。
    所謂“產業動能”，是指在資源和空間要素的直接作用下所產生的推動國家或地區社會和經濟進步的動力及其貢獻率。目前，產業動能對涵蓋農村經濟在內的區域整體經濟的拉動日益明顯。中國農業現代化已經由傳統意義上的生產現代化，發展到現代意義上的生產、流通、消費三位一體的現代化。盡快實現農業現代化，并以此作為產業動能來“孵化”城鎮化的建設發展，這將成為推進中國城鎮化建設所要堅持的第一項基本原則。
    所謂城鎮化建設的“消納功能”，是指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首先要客觀地評估現有的城鎮化發展的“承載力”水平，其后要對城鎮化未來發展的目標期設定一個“安全閥值”，這樣方可在預知的合理發展空間內，讓現有城鎮做到積極有序地接納“新成員”。
    中國城鎮化率目前高達50%多,但是其中有超過10%的流動人口是不享受市民待遇的,這是現今中國城鎮化建設的“缺憾”。如何以包容的心態和開放的制度安排，吸納農民工“進城”，讓進城的農民工在醫療、教育、戶籍等方面逐步享受到“城里人”的平等待遇，這對城里人，尤其是城市管理者而言，面臨實質性考驗。改變農民的身份，進而削平中國本不該長期存在的社會結構的差異性，對此，城鎮化毫無疑問是一個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工程。
    這說明，中國要消除“二元結構”社會，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目標，還要走相當長的路。“孵化功能”、“消納功能”、“反哺功能”成為消除中國社會現有“二元結構”的三大基本功能。這三大功能的發揮，可以有效縮減目前的城鄉差異，緩解中國廣大農村擠壓已久的矛盾，是現階段解決“二元結構”差異化的積極手段。

建立“新型土地”制度

    建立“新型土地”制度，這是中國城鎮化建設最為艱巨的歷史重任。土地問題，歷來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所聚焦的最為敏感問題。中國城鎮化建設過程所環繞的主題，實質就是土地的制度設計問題。任何想繞過此問題或試圖肢解開此問題，以求破解城鎮化的努力都將是徒勞的。
    從規律看，要實現經濟可持續高速發展，辦法只有兩個：一是依靠適度通脹；二是依靠資產增值。選擇速度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無奈之舉，但是即便如此，目前也只能被迫放棄前者，去選擇“資產增值”方法來繼續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可以預見，在被動性實施“資產增值”方法來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將會迭創新高，其絕對值將遠高于其他產業GDP的平均值。由此將進一步調整人們追逐“土地資源”的偏好，這無疑將會推動土地資源大步走向“過度集中”。
    土地制度如何設計，是將土地從農民手中“贖買”后再全面實施土地資源的市場化（私有化）配置；還是有條件地將集體土地的“使用權”全面國有化；再是在國有體系下繼續實施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化配置”；管理權的選擇方式，是向現有地權擁有方傾斜，還是向索取地權的利益方傾斜，抑或是增加自己的“權利地租效益”。
    土地問題是聚集中國所有問題的核心，由它衍生出的地租，就目前農民個體而言，其全部意義包含農民生存的全部成本：房屋、生活費用、工作。在這輪事關土地制度的改革的設計中，任何先拋開對農民手中土地進行確權，而圖其利的做法，都將產生事與愿違的結局。

實施“社會改造”工程

    實施“社會改造”工程，這將是貫穿中國城鎮化建設始終，推進中國社會進步的浩瀚改造工程。也許有人追問：城鎮化建設是硬件工程，原本就與文化不搭界，而且至今聚焦城鎮化議題者，皆遠離文化主題，今天何故將兩者強牽于一起？要知道，物質文明的發達與落后間存在的巨大差異，這已構成中國地域文化的又一獨特特征。要想改變這一落后的社會現狀，必須在推動中國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加快實施社會結構的改造工程。
    從魯迅筆下剪去辮子的“阿Q”、到巴金筆下投河的“鳴鳳”、再到李準筆下的“李雙雙”，各位主人公沿著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土地革命的脈絡，展示農村社會結構的演進。但是客觀講，所有來自推動農村變化的實踐，均未有“文化大革命”時期廣大“知青”所帶動的社會變革更猛烈、更具有進步意義。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中的重要人物都曾經親歷這場深入社會底層的實踐運動，更深知社會改造工程的意義與艱巨性。
    當歷史走進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農村，今天所能看到的，仍然是袒露著凹陷與差距的社會現狀。農村因文化建設乏力，導致價值引力喪失；因教育培訓存在盲區，出現社會惡舊之習倒流；因社會管理效率低下，致使社會基層結構穩定性差。改進“三大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城鎮化建設的所必須擔負的社會改造的重任。
    這“三大不足”正在導致中國農村出現一個巨大的危險：斷層和沉降。農民工，為追求“城鎮化”生活，他們由最初的在外打工掙錢、返鄉娶妻生子，逐步演變為“攜妻帶子”在城市打工求生，這其中有很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明確拒絕返鄉務農。目前城鄉間的聯系，所能夠看到的是，過年期間的“攜家返鄉”，再過一段時間，給鄉下家人“匯款”將成為一種“聯系方式”。拒絕返鄉和拒絕務農，已經成為中國農村正在出現的巨大危機，它猶如社會結構出現斷層和沉降，已經成為“二元結構”社會長期被固化、沉積，以至于被反報復所形成的一種趨勢。
    今天的城鎮化，已經名符其實地帶來“中國第三次社會變革”。無論你承認與否，它都將以磅礴之勢，掃蕩舊的沉渣，剔除落后的羈絆，推動歷史的前行。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講，它好比是經歷慣暖冬的人們，習慣與惰性無時不在提醒人：再拖沓一步就是春天。但是，嚴酷現實將會以極其殘酷的方式教訓明天的人們：嚴寒才剛剛開始。

    三月北京，春風拂面。兩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委員聚集一堂共商國是，共話未來。民聲，在深入調查中得到傾聽；民智，在爭論思辨中得到匯聚；民意，在政策舉措中得以彰顯。
    老胡作為行業為數不多且又獲得連任的人大代表，身兼行業及區域發展代言人等多重角色，受到群眾和媒體界的高度關注。
    老胡的建議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直面群眾最關心的熱點議題，發揮優勢、積極建言。不回避問題、不繞開矛盾。從厲行節儉到公益辦學，從住房保障到城鎮化建設，六份飽含著真知灼見的建議得到了社會各界、與會代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贊同。

【老胡在兩會】建議

《關于“節約，從兩會做起”的緊急建議》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是我國人民行使國家事務的重要載體，以其自身的重大政治意義而備受矚目。中國歷來奉行上行下效的傳統，若兩會能率新風之先，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將會給省、市、縣各種會議做好的表率。如何讓“節約”二字由淺入深，在深度打造“節約型社會”層面上，尚需我們通過更為深入的改變和實踐，在細節和制度方面做出真正改變。
    習總書記最近說過：“實干興邦，空談誤國！”老百姓想看到的是我們履行職責，把他們的呼聲帶進會場，把他們的期待落實到新一年的工作中去。建議取消“唱頌歌式的報告”，多開討論短會、簡單說問題，其實也是對代表、委員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平時多思考，多總結，才能開出短會，講出短話，發出短報，講真話、建實招，把社會關注熱點、人民群眾的呼聲帶到“兩會”上來。杜絕空談，把握精髓，提高辦事效率，節約時間，這都是實干興邦的表現。
    如果“兩會”嚴控了自己的會議預算，進而嚴控了各級各地公權機關的預算，中國民主政治就站在“預算民主”的新起點上，用這樣的決心和勇氣，開拓出空前廣闊的勤儉治國新局面。

《關于鼓勵民間及公益力量參與舉辦公益性幼兒園的建議》

    2010年以來，隨著學前兒童“入園難”現象開始在全國各地普遍出現，如何構建覆蓋城鄉、布局合理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學前基本教育服務均等化，普及與保障適齡兒童接受基本的、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已日益得到中央政府重視，成為當前中國極為重要的一項國計民生工程。
    學前教育的普及及推動需要社會力量的積極介入，并必然要成為重要的辦學主體之一，國家學前教育普及化的目標才能全面實現。這意味著教育改革必將深入觸及辦園體制、投入體制、管理體制、用人機制和工作機制等更深層次結構和要素的變革。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嘗試公辦民營的思路，但在實際操作中不乏體制性的障礙與問題，根據調查，鼓勵民間社會力量進入到普惠型幼兒園的建設與運營領域，其最實質的問題是公辦與民辦在同一運營領域內的平等待遇問題。
    當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勢必面臨更多深層次的新問題和矛盾，需要更大的決策力度直面核心。以公益性幼兒園為學前教育龍頭，有效帶領并調動全社會之誠意力量，共同回歸國民教育平臺之本質，普惠型國民教育得以普及和全面提升這一戰略性發展目標誠可期冀。

《關于將河南省產業集聚區建設作為我國城鎮化改革試驗區的建議》

     2009年以來，河南省將產業集聚區作為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戰略突破口。歷經四年的發展，遍布全省的180個產業集聚區已經成為承接產業轉移的主平臺、縣域經濟的重要增長極、拉動河南省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蓬勃發展的產業集聚區對推動河南省經濟與社會發展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河南省將產業集聚區定位于既是先進產業集中區、現代化城市功能區、科學發展示范區，也是改革創新試驗區。在產業集聚區建設與改革破題中，河南省積累了大量的經驗。
    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河南作為農業大省，經濟底子薄、人口規模大，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縮影，在產業集聚區建設中所取得的經驗和不足對我國的城鎮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探索意義。因此，為推進我國“四化”協調發展，尤其是在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方面，我建議，將河南省作為我國城鎮化戰略的試驗區，將各種改革在這里先試先行，邊實施邊總結邊推廣。如此，可以避免在這一重大戰略在全國范圍內同時展開過程中，重復交巨額學費的可能，確保城鎮化真正成為推動我國社會全面進步的新動力。

《關于優化配置，避免保障性住房資源浪費的建議》

    大規模實施保障性住房建設，是一項重大的民生工程，是中央政府關注弱勢群體，改善民生的重大舉措，承載著老百姓的殷切期望。但在保障性住房實際建設和分配過程中，卻存在著一定的公共資源浪費現象。
    保障性住房建設作為一項社會福利工程，其建設過程中涉及的資源均為全民資源，若不能有效配置保障性住房，形成閑置或被非保障對象侵占，皆是資源浪費行為。要讓有限的資源解決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把好事辦好。
    經濟適用房、限價商品房概念模糊、邊界不清，導致管理困難。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也存在分配不公、設租尋租等問題，廣受詬病，應予取消。同時應明確將棚改房、廉租房和公租房作為主要的供給形態，特別是大力發展公租房以滿足城鎮低收入群體和“夾心層”的合理住房需求。
    公平分配是保障性住房的“生命線”，一要逐步建立完整的居民收入統計和住房信息統計系統，為準入與退出機制的運行提供基礎支撐。二要認真界定保障資格，加強準入監管。三要針對虛假騙取或強占保障資格的群體，采取必要的處罰措施，進行懲戒。

《加大財政政策支持力度，鼓勵勞務輸出大省建立勞動密集型產業園》

    就業始終是勞務輸出大省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龐大的農村富余勞動力，既是問題和負擔，也是資源和紅利。勞務輸出大省利用經濟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的機遇，建設勞動密集型產業園（以下簡稱“園區”），作為承接產業轉移的平臺，吸引勞動密集型產業到勞務輸出地落戶，使農民在家門口轉化為產業工人，在城鎮化進程中融入當地社會，安居樂業，實現安居夢、就業夢與市民夢，為四化協調發展提供強力支撐。
    但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利潤低、以中小企業為主、產業聚集要求高等特點。加大財政政策扶持力度，創建優良的園區發展環境，對于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勞務輸出大省轉移將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
    應加大公共基礎設施支持力度，促進園區發展，使園區盡快形成人流、物流、資本流、信息流的聚集地；河南、四川、安徽等勞務輸出大省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基礎配套薄弱、融資環境相對較差，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總體要素回報率低，為調動企業積極性，給予專項資金支持，吸引勞動密集型企業落戶園區；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資金實力有限，建議給予貸款扶持，緩解落戶企業的資金壓力；受國內要素成本上漲、外圍需求疲軟、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利潤率出現較大幅度下滑，建議給予稅收優惠，減輕落戶企業的經營負擔。

【老胡在兩會】聲音

我們需要民意至上的政府。

    ——3月3日，在第十五期中國企業家“兩會”沙龍上，老胡就“企業需要怎樣的政府”這一主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搞城市化，失去最多的是農民，農民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什么，過去20年土地出讓金多少給了農民？中國改革開放包括城市化進程進入到一個關鍵時期，我們需要一個內心強大、有責任感、民意至上的政府，只有這樣，才能在做大決策的時候，按照規律做事。”

“新國五條”是過去兩年國家實行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延續，從積極意義上理解，是鞏固兩年宏觀調控政策的成果，防止房價出現階段性反彈。

    ——“新國五條”出臺，再次重申堅持執行以限購、限貸為核心的樓市調控政策。3月3日，老胡在接受《鄭州晚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剛需依然是主流，房價在過去幾年也多次反復，但整體變化不大。今后兩年，隨著房地產市場商品房結構的改善，尤其是‘十二五’期間3600萬套保障房陸續交工，房價上漲的勢頭將會得到根本遏制。今年房價不會出現普遍的大幅度上漲，在剛需為主的省市，房價會平穩走高。”

希望建業今年能重新打回中超，讓老百姓看到更高水平的足球聯賽。

    ——3月3日，在京參加全國“兩會”的老胡做客大河網“兩會”會客廳，談到足球，老胡坦言，在探索中國足球運作規律上，建業也走了一些彎路，球隊雖然降級，但并未減少對足球的投入。相反，通過足球發展基金等不同形式，變相地加大對足球的投入。“近20個年頭，不完全統計，我們對建業足球投資在10億元以上，足球作為競技體育，我們希望能給河南老百姓帶來生活中的樂子，同時，足球也是我們企業回饋社會的一種方式。”

不能片面地將新型城鎮化理解為房地產化。

    ——3月3日，老胡在接受中原報業傳媒集團記者采訪時指出：“新型城鎮化是個大蛋糕，但不能片面地將其理解為房地產化，房地產只是新型城鎮化的載體之一。不能把新型城鎮化簡單理解為拆舊房、建新房，它是由多種內容共同組成、最終實現和諧發展的城鎮化，不是單一的房地產行業的問題。”

少講空話、套話，這本身也是一種節約。

    ——赴京前夕，老胡提出了《關于“節約，從兩會做起”的緊急建議》，3月3日，在接受鄭州日報記者采訪時，老胡表示：“我這個緊急建議是大概在10天前提出來的。過去我在參加兩會時體會到，對代表委員的服務都是很好的，從文件、報刊的供應上，包括餐飲的供應上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十八大之后，新的中央集體提出節約，我是非常贊賞這一點的，我就聯想到我們的兩會，節約應該從代表做起，從兩會做起。”

十年籌建100個社區公益書院。

    ——3月8日，河南代表團分組審議會議熱議教育問題，老胡表示：“計劃用十年在河南建立100個‘河南本源社區書院’，且都是公益性質的。今年已經在建設2~3個。”

讓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這是我們的使命和追求。

    ——關于建業的未來，一直是外界十分關心的問題，3月13日，在接受《東方今報》記者采訪的時候，老胡對此吐露了心聲：“建業是一個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土企業，借助了城市化的進程，在中原崛起的大背景下發展了21年。我們準備用8~10年——也就是建業的第三個10年，進入省內更多的縣城和鄉鎮。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為百姓造了很多房子，企業自身也得到了成長。”

對企業而言，每個人都在階段性地做自己的貢獻。我把企業從創辦，到推進到一個持續發展的軌道上，我的任務就完成了。

    ——在有記者問及個人未來的打算時，老胡說：“在企業方面的責任完成之后，我就去做一些個人的事：比如和母校鄭大、和河南財經大學聯合辦學，把過去30年在商海的心得同創業者分享；比如，做一些公益事情，設立本源文化公益基金，在社區里創辦一些書院，讓孩子們明辨是非，道德標準不再模糊，包括參與保護自然的公益活動，等等。”

【老胡在兩會】紀事

河南城鎮化的潛力太大了，最大的潛力股還在河南。

    ——3月9日上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來到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河南代表團，與代表們共同審議。老胡談了自己對城鎮化的認識和建業模式。李克強說，河南城鎮化的潛力太大了。他對建業面向河南，在本土把產業往下做非常欣賞，并詢問建業有沒有進鎮，進了幾個鎮？老胡回答已經進了兩個，許昌鄢陵的陳化店鎮和禹州的神垕鎮。
    李克強表示：“河南這些年在協調三化過程中，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而且因地制宜地使城鎮化發展出現新的格局。它所帶來的意義不僅僅是支撐著河南經濟的發展，更是富裕了農民，使農民有了進城的可能，使土地有了適度規模經營的條件，實際上是全面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河南在這方面進行的探索是十分有益的，而且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把經適房或者保障房賣給住戶，這個房子就起不到保障房的作用。

    ——今年全國“兩會”上，老胡就保障房提出《關于優化配置，避免保障性住房資源浪費的建議》，而鄭州自今年1月1日起實施了廉租房、公租房、經適房“三房合一”，就此話題，3月9日央視《焦點訪談》欄目采訪了老胡。老胡表示贊成并支持這一做法，同時認為，廉租房或者公租房是一個過渡性的措施，保障房政策本身并不是長期的行為。
    老胡指出：“國家應該對保障房立法，沒立法之前至少要有硬性的指標，比如達到一定標準之后必須搬出保障房，收入的核實很困難，所以現在很多人提出要財產公開，這也應該考慮列入立法，或者建立信用檔案，如果不報，就是瞞報，就是違法的問題。”

    木心說“一切價值都是偏愛價值”，讀過《文學回憶錄》，我無法不偏心：不帶痕跡的說笑，指桑不罵槐，理直不氣壯，守著干干凈凈的內心活著。對這本書，如果你追求的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我也裝模作樣公正地警告，小心勿入。

    讀完《文學回憶錄》那天是周日，太陽很好，我坐在窗臺發愣。記憶不是說來就來，它需要機緣。我仿佛想起很多事，又仿佛一事也想不起。腦子里突然蹦出句古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看看窗外，木心說的“我活在別人身上，別人活在我身上”又涌出……這是讀后感么？我隱約在木心的文學回憶里找到了想要的文學血脈——在身體里構筑世界，愛恨喜憂全是切己、切身的。
    很快，我就從發愣的狀態復原。據說，下圍棋要回想兩小時以上的，考驗的不是體力而是有沒有足夠讓人回想兩小時的材料。棋力不到的人，腦子空白，枯坐一會兒就會睡著。我們大概都有那么三段五段的情史可供回憶，文學回憶？天，數據庫里空空如也。再看木心，顯然，五年的光景還不夠他腦袋里的文學故事從頭到尾來一遍。“別人比成功，我愿比持久”，他比贏了，一堆空心人在“噓”聲中結束了，木心留下了。
    讀過《文學回憶錄》又自以為能寫兩筆的我，偶爾膽大妄為地想，如果我跟著先生上五年課，寫出來的東西能不輸于陳丹青吧？學藝不精怪師傅，我回想起自己的學“藝”生涯：小時候父親在教育局工作，我能輕易地拿到所有的教學參考書，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得到，老師按參考書提問，我像個“天才”般無須聽課卻能對答如流。“講課，聽課，是漸悟的功夫，漸悟的進程。”我飛越“漸”的過程，直奔準確無誤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所向披靡地答題答題，然后，贏得考試，厭倦文學——“創造可恥，派生有罪，老老實實消費文化最識相”。
    2006年9月我初讀木心的散文，文字講究，語句中透著詩人特質，有喜歡的段落，沒到心花朵朵開的程度。《文學回憶錄》才讀了本半，我如刈割的稻草，即席跪倒，喜不自禁四處推介。有人一聽說兩厚本，畏難，打哈哈說，太高深了！看不懂——我知道，討人喜歡的書是不需要消化，生吞活剝后不會造成干擾。木心也早料到這個結果：“‘這太高深，我看不懂！’別以為彼有所遜，或有所憾，彼說這句話時，是居高臨下的。”“無知的人總是薄情的。”“這樣的讀者我不要。”他不要，我也不拉攏。
    文化建設者和文化踐踏者，我很無知地把他們歸為同類，我只旁觀，做不了誰的知己，好在木心啥也不是。左右逢源是可憐人，木心要他的逍遙自在，他說布朗寧的詩，獨愛“花衣吹笛人”，他也像個吹笛人，我是心甘情愿地跟他走。以前老師講白居易做完詩念給不識字的老太太聽，她聽懂了才算完，這份平易近人讓我心碎。好在木心既平和又驕傲，他“敢與古人稱兄道弟，親密無間，不是高攀，藝術面前人人平等”。才不要向鄰家文盲老太征求文學意見。陳丹青在后記中說他對初識者無要求，聽了五年，他要求很分明，要“分得清雅俗，就要嫉俗如仇，愛雅如命”。“不要同不三不四的人廝混”……他不教如何征服世界，只教學會生活。
    貝多芬怨耳聾，拜倫怨跛足，木心無所怨。文學音樂繪畫的人物被他重新排列組合，或刻薄或贊賞，智慧，有趣，有出處，有感受。“桂冠詩人尤其討厭，好像皇家寵物。”看得出，木心不稀罕受官家打賞。好多年前讀傅雷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講陶拿丹羅是個勞工，放下工具，雙手無措，總也沒有著落，所以他雕刻作品中人物的手，總也不得安放。先感受后思考，這課講到心坎里，這份心花怒放在《文學回憶錄》中又找到了：“人是可以貌相的，以貌取人是行得通的。” “唐是盛裝，宋是便衣，元是褲衩背心。”“不是什么一步一個腳印，狗還四只腳呢，許多腳印”“小市民一得勢，如狼如虎，一倒霉，貓狗不如。”……精致的頑皮可以沒完沒了地抄下去。
    大概是有人質疑木心說史的非教本性，后記中陳丹青賭氣地自問自答：“或曰，木心的史說是否有錯？”“我不知道，我不在乎！” 我討厭教本里的歷史，人名地名加年份，有骨架無血肉——死后剖尸般“精確”點評，數學演算式 “科學”分析，鐵證如山樣“合理”推理。我好奇誰在質疑，木心既不是教人認字也不講導彈研發，計較什么對錯？而且，誰來證明史說的對錯？當事人都死了，留下的是道聽途說，“真正的歷史在服飾賬簿、私房錢花費、私人信件、地產記錄里”。照此說法，木心史說才最接近真實。
    木心說“一切價值都是偏愛價值”，讀過《文學回憶錄》，我無法不偏心：不帶痕跡的說笑，指桑不罵槐，理直不氣壯，守著干干凈凈的內心活著。對這本書，如果你追求的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我也裝模作樣公正地警告，小心勿入。

（凌曉棠，特約撰稿人）

    近段時間，關于中國樓市泡沫的爭論，再次升級。尤其是美國媒體和大投機者，嚴重看空中國樓市，第一次明確提出這是史上最大的房地產泡沫。而國外“空炮”，也得到了國內大佬的“呼應”，于是“泡沫論”變得春風得意起來。但筆者繼續旗幟鮮明地反對“全局泡沫論”！
    步入2013年，樓市繼續沿著2012年“翹尾”行情，一路向上攀高，尤其是以北京為首的一線城市和少數二線城市，房價漲幅持續擴大，領漲全國。終于，高層坐不住了，在任期內的最后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溫總理主持部署了五項調控措施，被稱為“國五條”。
     以前常常提及“房價合理回歸”，這次調控中并無此提法，值得關注的是再度提出房價控制目標：各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和除拉薩外的省會城市要按照保持房價基本穩定的原則，制定并公布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價格控制目標。建立健全穩定房價工作的考核問責制度。
    “穩定房價”，是否意味著不必回歸了？其實，直接將房價列為調控目標，原本就有失妥當，應該將居民的購房能力，作為調控的主要指標，也即房價可以上漲，但長期漲幅應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這樣就能逐步提高居民的購房能力了。也就是“房價收入比”的概念。
    房價控制目標，并非什么新鮮事。2011年1月的新國八條中首次提出：2011年各城市人民政府要根據當地經濟發展目標、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確定本地區年度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并于一季度向社會公布。結果，除了重慶和長春的標準涉及房價收入比外，其他地區皆將房價控制目標定為：低于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估計這次，多數城市仍會“故伎重演”。
    那么，我國當前的房價收入比情況如何？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分別觀察一下收入、房價、住宅面積。首先，收入高速增長。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年均增長率近10%，創造了世界奇跡。與之相適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亦保持較高增長率。2012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4565元，比上年增長12.6%（名義），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6%。按居民的名義可支配收入，2012年比1998年增長353%，年均增長23.5%。
    其次，房價較快增長。1998~2012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均價（統計局口徑），由1854元每平方米，上漲至5430元每平方米，總漲幅為193%，年均上漲12.9%（遠低于23.5%的人均收入增幅）。房價不像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名義和實際之分，房價一般指名義價格，不剔除通脹因素。所以，筆者在房價收入比的計算中，皆統一口徑，采用名義收入和名義房價。商品住宅價格保持一定的增幅是非常合理的，僅就增速來看，房價并沒脫離收入增長水平。
    最后，住宅面積。有些研究機構，在計算房價收入比時，按照某一固定面積的戶型（比如90平方米）來計算，這樣欠合理。因為我國城鎮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積是持續增長的。比如1998年為20平方米（建筑面積），而2012年已增至33平方米左右，所以應該動態地計算戶均面積。比如，按城鎮戶均三人計算，2012年全國城鎮戶均擁有住宅建筑面積為99平方米。房價和收入此二因素變化大，而戶均面積變化小，所以房價收入比的波動，主要受前二者的影響。
    或許，很多人會認為統計局數據不靠譜，尤其是居民收入存在明顯低估現象，經濟學者王小魯曾做過專題研究。但筆者認為，由于統計口徑是統一的，通過近十幾年的縱向比較，還是基本可以說明問題的。另外，有統計數據表明發達國家房價收入比多在 3~6倍之間，由于國情不同，也不宜拿國內情況與國際作直接對比。
    計算結果表明，1998年~2003年之前，全國房價收入比保持在6倍多，那時房價總體穩定，所以那時沒有泡沫。2004年開始，房價漲幅超過收入增幅，除了2008年，房價收入比一直保持在7倍以上，尤其是2007年和2009年，房價漲幅遠超收入增幅，房價收入比分別達到8和8.1，創造歷史最高值。經過縱向比較，基本上可斷定房價收入比保持在7倍以下時，全國房價沒有泡沫。超過7時，略偏高，超過8低于9時，存在一定泡沫，但并不明顯。
    值得關注的是，2010年持續的房地產調控之下，房價漲幅下滑，導致房價收入比也持續減小，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別為7.8、7.5和7.3。由此可見，2010~2012年的房地產調控并非沒有一點效果，房價收入比的持續回落，證明了其效果是存在的。估計未來幾年，全國房價收入比將重新回歸至7倍以下的合理區間。
    很多人總抱怨，近些年我國房地產調控是“空調”，房價越調越漲，其實這一評價不夠客觀，至少房價收入比沒有大增，且近二三年呈下滑趨勢。假如沒有這些年來一直的調控，房價將會持續高漲，房價收入比也會整體性脫離正常軌道，那么其結果只有一個：房價泡沫破滅。

（楊紅旭，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

根植中原 縱深奮斗四春秋 造福百姓 努力攀登三百億
集團2013年管理年會成功召開

    2013年2月19日~21日，集團2013年管理年會在漯河建業福朋酒店成功召開。
    19日上午，陳建業總裁宣布集團2013年管理年會正式開始。經過兩天富有實效的分組討論，在21日下午舉行的會議上，集團總裁陳建業代表執委會作了題為《根植中原 縱深奮斗四春秋 造福百姓 努力攀登三百億》的工作報告。報告全面回顧了戰略攻堅階段的工作，明確了戰略縱深階段的工作目標，確定了今后兩年的工作思路和行動方案。隨后，各個城市公司總經理信心百倍地簽訂了目標責任書。
    老胡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以《期待真心英雄》為引，針對房地產行業中原逐鹿群雄并至的態勢、集團戰略推進的成果和全體建業人的成長發展等方面談了自己的感受。老胡提出了在戰略縱深和戰略普及階段的目標和希冀，要讓全體建業人分享戰略推進的成果，為客戶創造一種新型的生活方式，成為河南最受尊重的群體。
    2013年是集團邁向新十年的開局之年，也是完成戰略攻堅順利進入縱深階段的開局之年。在此重要的歷史關頭，召開此次年會對于集團明確下一步的奮斗目標，統一思想認識，找出工作思路和行動綱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老胡個人捐資2300萬建設的省少兒圖書館落成

    2012年12月21日，河南省少年兒童圖書館在鄭州市宣告落成。這是全國第一家由社會捐贈建設的省級少年兒童圖書館，也是河南第一家省級兒童圖書館。這是河南的一件大事。河南省政協副主席龔立群、河南省文化廳廳長楊麗萍、共青團河南省委副書記王藝等出席落成典禮，河南建業地產董事局主席胡葆森等捐贈方代表參加了典禮。　　
    河南省少年兒童圖書館位于鄭州市健康路131號，是在河南省圖書館原址上興建的公益性文化設施，占地11畝，建筑總面積2.1萬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積1.2萬余平方米，設計藏書150萬冊（件），閱覽座位1000個。
    河南省文化廳副廳長崔為工說：“作為河南省首座省級兒童圖書館，它的占地面積應該是全國同類中最大的，很多全國有名的兒童圖書館都是由成年人圖書館改造而成的，而這個圖書館一開始就是針對少年兒童而設計，更加的科學，從硬件上絕對是全國一流的。”
    老胡為圖書館捐資2300萬，他接受采訪時表示：“我本人很愿意資助文化事業，把我們國家優秀的傳統文化傳承下去。作為企業家，我們掙的錢其實是分享社會財富的大蛋糕，企業家只有積極回饋社會，才能使企業獲得新一輪的發展，完成企業的生命周期。”“為孩子們無論做多少，都是應該的。”

戰略縱深階段傳捷報
至尊公司成功獲取央行頒發的《支付業務許可證》

    2013年3月8日，由中國人民銀行河南省分行舉行的鄭州建業至尊商務服務有限公司《支付業務許可證》頒發儀式在中原會館隆重舉行。中國人民銀行河南省分行行長計承江、副行長邵延進、支付結算處處長袁道強，建業集團總裁陳建業，副總裁劉大勇、張少鴻，助理總裁陳瑛、客戶資源管理中心常務副總經理宋曉鳴，以及《大河報》等省內十余家媒體出席了本次活動。
    至尊公司的支付業務發展始于2009年8月8日，為推進建業大服務體系的建設，集團傾力打造的全國地產領域首創服務載體——“建業至尊卡”首次亮相。為成功獲取《支付業務許可證》，2011年開始，至尊公司按央行頒布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要求，全力以赴，認真細致準備至尊卡《支付業務許可證》申請材料。2013年1月6日，至尊公司《支付業務許可證》獲央行正式批準。根據央行提供的資料，截至目前全國共有223家企業獲得《支付業務許可證》，河南省包括至尊公司目前僅有兩家支付機構獲得批準。
    至尊卡《支付業務許可證》的成功獲取，得益于建業集團20年的品牌價值和大服務體系的構建，標志著建業至尊正式進入央行批準的非金融機構從事支付業務的企業行列，并將助推大服務體系的縱深發展，加速構建企業未來的核心競爭力，為“百城建業”貢獻獨有的力量，從而推動中原城市化進程和社會全面進步！

     從任何意義上講，《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都是一本好書，一本研究當代中國轉型與變遷的里程碑式著作。它非一般意義上的人物傳記，而是以鄧小平個人經歷為核心而對中國改革開放歷程進行全景式解讀的嚴肅學術著作。 
    從2000年起，傅高義便著手于該書的寫作，自2010年初稿完成歷經十年之久。在我看來，任何一本傾注作者十年心血的書籍都應是值得一讀的。書中海量的注釋及參考文獻（近120頁），以及一連串如雷貫耳的采訪對象（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前副總理錢其琛，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等），更增添了其權威性和解釋力。所以，當傅高義在公開場合自豪地說到，在過去、現在和不久的將來，很難有人在研究鄧小平方面能夠超過他時，很少有人能夠予以有力的反駁。 
    全書以時間為線索，全面回顧了鄧小平的一生（1904-1997），并將重點放在鄧小平掌管國家的時段（1979-1992），大致涵蓋了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對鄧小平個人經歷和政治生涯的事實描述、二是對其決策和行為動因的推測與分析、三是對其功績和事業的評價。關于第一方面的內容，國內早有不計其數的資料可供參照，本書自然難出其右。因此，我只想簡單地談談第二和第三方面。 
     在鄧小平主政期間的開端，中國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在鄧小平之前，沒有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實現經濟的成功改革和長久發展。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鄧小平選擇了一條前所未有的大膽道路，并最終取得成功，這是《鄧小平時代》著重回答的重要問題。 
    傅高義在解釋鄧小平的行為邏輯時，采用了獨特的觀察和解釋視角。例如他分析道：對于“文革”造成的災難，一些大膽的黨內干部認為錯誤源于毛澤東一人，而鄧小平卻認為是制度缺陷導致了這些問題，他曾說道“我們大家都有錯”。在1969年到1973年被下放到江西的時候，鄧小平就察覺到中國的問題不是源于個人，而是由于體制的深層缺陷——正是它造就了毛澤東、“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從鄧小平在主政后并未走上赫魯曉夫的道路——將前任挫骨揚灰后，又繼承著前任的一切——這一事實來看，傅高義的觀點可謂一針見血。 
    在傅高義眼中，鄧小平是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他所做的是一切他認為對中國有利的事情。因此，在他接手國家之初，心中并沒有改革開放的宏圖遠景，而只是想在毛澤東留下的爛攤子上，為中國社會做一點實事。這樣的結論，看上去似乎讓小平的光輝形象黯淡不少——在我們心中，偉人多少是應有些英雄主義情懷的。殊不知，鄧小平的成功正源于此：他的理想很低，但技術高超。反之，毛澤東的問題，在于他的理想太高，但技術低劣，其結果就像黃仁宇先生在《萬歷十五年》里那句著名的結論一樣——“道德之長不能補技術之短”。
因此，傅高義似乎并不同意“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這一鄧小平為人熟知的稱號。在他看來，鄧小平的成就不在于提出新的思想——這些思想早已被西方國家所證明，而在于建立新的體制去實現這一思想。同時，他采取的手段是漸進式的，“先試點，再推廣”、“摸著石頭過河”，正是對這一體制轉變過程的最佳寫照。 
    在分析鄧小平的成功時，傅高義采用“動靜結合”的敘述方式。一方面，在法國的五年和蘇聯的一年，使鄧小平更了解世界發展的大勢；自30年代起一直處于權力的中心，使他近距離觀察到形勢的變化和權力的運作；十二年的軍旅生涯，又幫助他樹立在軍隊中的威望。此外，在鄧小平接手的年代，國家的統治體系已經建立；人們對舊體制問題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東亞各國提供了成功的經驗；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逐步緩和。這些時代特征為鄧小平提供了前人不曾具有的獨特優勢，并與他的個人特質一起，共同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 
    另一方面，如果對鄧小平成功的分析只限于簡單羅列以上因素，本書不免淪為平庸之作。傅高義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又特別注意對鄧小平掌權期內每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決策的動態闡述：高層人物的微妙關系、政治氣氛的千變萬化、重大決策的互動博弈，這些內容將為讀者帶來一種強烈的代入感，從而得悉鄧小平如何在復雜交錯的時代環境中一步步推動著改革與發展。當然，作為一位嚴肅的學者，而不是某些獵奇的政治八卦家，傅高義對政治場景細致入微的刻畫是建立在大量可靠資料，而不是無端的捕風捉影之上的。
改革開放對中國的重大意義無須多言——它將一個混亂、絕望的農業社會轉變為今天的制造業巨人，讓一個傳統、落后的國家成為當今世界上舉足輕重的一支力量。在毛澤東死逝世的28天，隨著“四人幫”的被捕，他的時代也宣告終結；而在鄧小平離開政治舞臺十幾年后，他的意志和精神依舊由后人所繼承和發揚，這本身就是一件奇跡。 
    書中對鄧小平的成就自然予以極高的贊譽——以更加微妙和隱晦的方式。全書以鄧小平的一件外交軼事作為開端：1979年，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時任港督麥里浩（MacLehose），在會談中，麥里浩大談治理香港面臨的諸多困難，鄧小平聽畢，只是淡然回應道：“你如果覺得統治香港不容易，那就來統治中國內地試試。” 
    看畢我不禁嘆服傅高義的絕妙謀篇構思，選取這樣的一則故事作為開頭既不失風趣而又意蘊深長。的確，廣闊的土地及眾多的人口、復雜的民族成分和普遍的城鄉差異、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加上危機四伏的周邊環境，使中國統治者面臨的問題具有難以比擬的復雜和艱巨性。一些人常常贊嘆稱譽李光耀、蔣經國等人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雙重豐功偉績，并通過將中國大陸與香港、臺灣地區及新加坡相比來貶低中國近三十年來實現的成就，這無疑是不公平的。 
    考慮到國內對于鄧小平功績的描述和歌頌早已堆積如山，恐怕讀者更為關心的是本書如何評價鄧小平及他改革的消極一面。令人頗為失望的是，作為當今世界研究鄧小平的頭號權威，傅高義只用了寥寥幾頁略述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弊病和問題，全然不見前文屢現的精妙獨特的觀點和全面翔實的闡述，這不得不說是本書最讓人遺憾的地方。 
    不管怎樣，《鄧小平時代》都是一本值得我們細細品讀的好書。在可讀性上，它也許比不上那些帶有小說般跌宕起伏色彩的暢銷傳記，在理論性上也自然不比純粹的學術經典。但是，它對當代中國改革與發展歷程的細致描繪，與我們這代人的成長息息相關，值得我們去關注和尊重。正像本書譯者馮克利先生在譯后記中寫道的那樣——“從很大程度上講，我們仍處于鄧小平時代。”

    對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職場人士而言，春節后上班的第一天也是他們辭職的日子。中國一家知名招聘網站最近公布的數據表明，在新年假期后的第一周，網上求職者和簡歷數量同比增長36%，而新提供的就業崗位已翻番。
    隨著將年終獎收入囊中，許多年輕員工都在尋求改變，但今年希望獲得新機遇的人大幅增加。“過去幾年，節后跳槽率一直呈上升趨勢，但今年的增幅令我始料未及。”這家招聘網站招聘公關部的負責人表示。在北京某國企工作的北京小伙丹尼爾朱就是許多正另攀高枝的年輕員工之一。“我需要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他說，“我所在部門沒發展前途，一些朋友也正考慮更換工作，因為他們為私企工作，而后者有太多加班工作。”
    這家招聘網站8000多份問卷的調查為中國年輕白領熱衷跳槽提供了更多細節原因。6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最擔心薪酬低。在23歲至25歲的受訪者中，88%表示不滿意當前薪酬。加班和低工資與高昂住房成本之間的巨大差距令他們怨聲不斷。健康和職場安全問題也是他們跳槽的原因之一，92%的受訪者稱加班使其健康受損。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最近一周曾受老板批評，其中62%的人表示曾因挨批考慮換工作。
    該調查發現，如今有關“好工作”的定義已發生變化。對“70后”而言，高工資和有地位是關鍵因素。但在“80后”看來，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以及在職場內受尊重也非常重要。28歲的趙斌（音）在上海某公關公司工作，每月工資6000元，她表示正打算更換工作。“我的收入還行，但工作壓力太大。”她說，“希望找到比較舒適的工作，如在培訓學校當老師。”安拓國際中國區合伙人普萊斯表示：“在中國，兼顧工作和生活是相對較新的觀念。過去5年來工資一直穩定增長，隨著薪酬增速放緩，其他吸引因素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信息來源：美國《華爾街日報》

中國年輕創業者中亮點來自新型概念制造業

    《福布斯》中文版昨日推出2013年“中國30位30歲以下創業者”名單，指出中國更多創業機會出現在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結合的領域，而在新能源、清潔技術、生物健康等領域的創業仍然欠缺。
    《福布斯》報告中稱，今年的中國年輕創業者中，亮點并不是人們普遍看好的移動互聯網，而是新型概念的制造業，如潘昊開創的深圳矽遞科技已成為全球前三的開源硬件制造商，年銷售額5000萬元人民幣（1000萬新元）。
    報告指出，此次調研名單中，深圳成為最多年輕創業者的聚集地，顯示相對成熟的市場和競爭環境，為創業和創新提供了最好的生態。
    總體而言，過去一年的經濟環境對于年輕的中國創業者而言并不樂觀，熱門的概念或者簡單的新應用已經無法說服投資人掏錢，新的投資理念更看重資源積淀和利潤狀況，這也導致了年輕創業者資金窘迫的現狀。年輕的創業者則越來越關注現金流和營利性，活下來遠比“big idea（大的概念）”更為重要。
    《福布斯》中文版并將中國與美國的年輕創業者相比，稱中國創業者更善于跟隨，在跟隨巨頭的過程中發掘獲利的機會，而在過去這一年，中國創業者依然在借鑒美國創新模式，尋找新的盈利空間。
    華住酒店集團董事長季琦點評這份《福布斯》名單時稱，中美最大的區別在于市場的不同，美國是一個注重技術和設計創新的市場，年輕創業者有著市場的先天優勢，而對于中國創業者來說，市場給予他們的最大幫助在于人口紅利以及對新興服務業需求的蘇醒。

信息來源：《福布斯》中文版

  ⊙  2013年1月，集團“建業”文字商標被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認定為“河南省著名商標”。

  ⊙  1月10日，建業物業獲得鄭州市政府扶植獎金暨成功推廣“社區文化教育”服務模式。

  ⊙  1月22日~23日，中城聯盟綠色地產第三批電梯聯合采購廠家約談及招標文件討論鄭州會議圓滿結束。

  ⊙  1月25日，建業住宅集團與安陽市北關區人民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  1月25日，建業地產公司神垕“鈞都·新天地”項目成功摘取禹州市神垕鎮建設路三塊宗地。

  ⊙  2月1日，建業泰宏公司成功獲取鄭州市六宗國有用地使用權。

  ⊙  2月6日下午，建業集團2013年新春團拜會在集團總部多功能廳舉行。

  ⊙  2月19~21日，集團2013年管理年會在漯河建業福朋酒店成功召開。

  ⊙  2月27日，商丘公司成功獲取商務中心區宗地。